成都刻书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以私人刻书为主；二是以子集为主。
由于自唐代安史之乱起，成都就是李唐朝廷避难的大后方。公元756年，唐玄宗逃到蜀郡成都；120多年后，公元881—885年，唐僖宗也在蜀地避难多年。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新增大量人口加重了蜀地人民的负担，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蜀地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蜀地出版业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杜光庭、任知玄和毋昭裔。当然，蜀地的出版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前蜀、后蜀统治者的大力支持。
（一）王建的崇文与任知玄刻杜光庭道教图书
王建在唐灭自立为王时就发布了《郊天改元敕文》：
国之教化，庠序为先；民之威仪，礼乐为本。废之则道替，崇之则化行。其国子监直令有司约故事速具修之。兼诸州应有旧文宣王庙，各仰崇饰，以时释奠。（《锦里耆旧传》卷一）
该文可视为王建的建国方针之一。他提倡儒学，兴建国子监，任用文人管理图书，客观上起到了延续文脉的作用。王建（847—918），字光图，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少年时期是一个无赖之徒，以杀牛、偷驴、贩卖私盐为业，被乡里称为“贼王八”（可见“乌龟”这时名声开始转恶，“王八”这一不雅称号在唐代末年已逐渐流行）。后来，王建因为犯罪关在许昌的监狱里，后被狱吏私自放了。他就逃亡到武当山。山上的僧人处洪善于相面，他对王建说：“子骨法甚贵，盍（何不）从军自求豹变”，指点他前去参军立功，以求富贵。王建于是在河南淮阳参加了忠武军，后来当上了都头，在讨伐黄巢的战争中立了功，成为僖宗神策军的头领，后封蜀王。《全唐诗》卷八录其诗一首。
赠别唐太师道袭
丱岁便将为肘腋，二纪何曾离一日。[41]
更深犹尚立案前，敷奏柔和不伤物。
今朝荣贵慰我心，双旌引向重城出。
褒斜旧地委勋贤，从此生灵永泰息。
此诗约作于910年，文采并不出众，但考虑到他曾是一个不良青年且自学成才，也情有可原。此诗的主人公唐道袭是舞童出身，是王建在蜀地称王后的枢密使，可谓蜀国政坛之风云人物。因为与王建次子王宗懿（又名王元坦、王元膺）不和，被迫离开成都，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建作诗向他道别。但是很不幸，三年后唐道袭还是因为告发（一说为诬陷）王宗懿谋反而被杀。而王宗懿尽管也有国师级的杜光庭作为太傅进行教导，也没有改变其骄横跋扈的性格，因而在变乱中被杀了。
从《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畜兽七》中的一则故事可以一探当时人们的思想：
王建称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尔雷电大至，化为龙而去。
这一则戏水之猫化龙而去的怪异故事折射出佛道思想、鬼神的概念似乎仍然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大脑。[42]王建喜爱读书，史称其“崇尚文学，留意书籍，有书目一卷传于世”[43]。
“国师”杜光庭更是勤于著述，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唐末变乱的根源。但这些书大多散佚了，只有一部30卷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因为雕版印刷广为传播，保存至今。909年至913年，前蜀的眉州保胜军团练使任知玄花了5年时间在成都雕版印刷了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30卷，共460多版。这是蜀地道家学说的最早印刷出版物[44]，对于道教学术的流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开元年间，唐玄宗亲自策划编纂《琼纲经目》，收道经7300卷，又编纂《玉纬别目》2000卷，惜毁于安史之乱。[45]后来太清宫道士们奉诏重新搜集、缮写散乱的《开元道藏》；至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只编到5300卷，就逢上唐末的连年战乱。长安屡次遭到劫掠，有唐一朝所编纂的道教著作绝大多数毁于唐末的战火。杜光庭数次搜罗的道教图书都在战火中丢失了。他只能在避乱蜀地时重新编纂。[46]
杜光庭（850—933），字圣宾，号东瀛子，缙云（今浙江省丽水市）人，一说为京兆杜陵人。[47]他是唐五代时道教的领袖人物，被誉为“学海千寻，辞林万叶，扶宗立教，海内一人”，在宗教、文学、书法等众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唐僖宗和前蜀王王建的帝佐之才。唐懿宗时，赴长安考进士未中，后到天台山入道。僖宗居长安时（873—880），闻其名，召为供奉麟德殿文章应制。881年，随僖宗入蜀。后追随前蜀王建，官至户部侍郎，赐号传真天师，因王建去世，且厌恶官场恶斗，晚年辞官隐居四川青城山。他一生著作丰富，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门科范大全集》《广成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青城山记》《武夷山记》《西湖古迹事实》等。也有人认为唐代著名传奇小说《虬髯客传》系他所作。学界认为，《道德真经广圣义》是对汉唐以来老学思想的总结与发展，对道家思想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该书的印刻与传播意义非凡。该书的印板藏于龙兴观，以供印造流行，信道教的人要想得到这部书，要出钱出物，布施给道观。郑士德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商品交换。[48]尽管如此，任知玄、杜光庭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出版事业的推动是值得肯定的。杜光庭的一些著作名为宣扬道家思想，实则对于社会的教化有着相当的针对性，如他在书中认为：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经国理身之妙，莫不尽此也。[49]
第一，教以无为理国。
第二，教以修道于天下。
第三，教以道理国。
……
第十一，教诸侯以正理国。
第十二，教诸侯政无苛暴。
第十三，教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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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教以理国、修身、尊行三宝。经云：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则全，守柔则胜。
……
第三十八，教人体道修身，必获其报。[50]
由此可知，杜光庭虽然名为道家，但其思想还是儒道合一的。因为从杜氏的《道德经》看出，道家的“修身、理国”即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者都主张克制个人的私欲，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有两首宝塔诗赋，一为《纪道德》，一为《怀古今》，世间广为传诵，兹录一首如下。
纪道德[51]
道，德。
清虚，玄默。
生帝先，为圣则。
听之不闻，抟之不得。
至德本无为，人中多自惑。
在洗心而息虑，亦知白而守黑。
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
既鼓铸于地坤品物，信充仞乎东西南北。
以心体之者为四海之主，以身弯之者为万夫之特。
有皓齿青娥者为伐命之斧，蕴奇谋广智者为盗国之贼。
曾未若轩后顺风兮清静自化，曾未若皋陶迈种兮温恭允塞。
故可以越圆清方浊兮不始不终，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国。
岂不闻乎天地于道德也无以清宁，岂不闻乎道德于天地也有逾绳墨。
语不云乎仲尼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垂万古历百王不敢离之于顷刻。
《道德经》也可以被理解为“得道经”，讲了很多道理和事物发展的规律，“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杜光庭达则辅佐君王（前蜀王王建），退则独善其身（蜀后主王衍荒诞不经，杜光庭遂辞官隐居青城山），因而躲过很多天灾人祸。从其著作可以看出儒学与道家已是合二为一了。他甚至与诗僧贯休过从甚密。
一日（贯休）与杜光庭并辔道中，贯休马忽奔踬（坠粪），光庭连呼：“大师，数珠落地！”贯休曰：“非数珠，盖大还丹耳。”[52]
贯休骑的马排便，杜光庭笑话他“佛珠落地啦”，贯休还击：“这是你们道家的九还金丹！”此则笑话不管真实与否，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佛、道两界既有斗争，也有融合，甚至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二是百姓对此津津乐道，可见佛道思想已深入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
关于任知玄，现有的资料很少，《四川省志·出版志》仅署其为眉州保胜军团练使。这里的保胜很可能就是今天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的保胜乡。它位于彭山县城西北部，地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也是《陈情表》作者李密的故里。从捐助刻写道教图书的行为来看，他很可能是道教的忠实信徒，也可能是杜光庭的弟子。他的资助使杜光庭的著作大行于世，可见当时以文治国、以儒道教化民众的基因已深入人心。蜀地士兵较少挑起兵变，可能是受此文化的影响。宋代类书《实宾录》卷二有《东宫居士》一则，兹录以飨读者：五代蜀任知玄，以太傅致仕，琴酒自娱，常驾三轮车，凡城中园林、宫寺、幽景之所，日夕游览，乌巾鹤氅，逍遥旷达，自号“东宫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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