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初年刻书之盛，首推蜀地的成都。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图1 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卡家刻《陀罗尼经咒》[29]
图2 《陀罗尼经咒》局部[30]
一是唐代时成都的出版业就已相当发达，尤其是晚唐时期。由于成都重要的经济地位（盐业特别发达），唐代中晚期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成都在唐代就与长安、洛阳、扬州、江东、江西等地并称为七大出版中心。[31]由于唐代中晚期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唐玄宗及唐僖宗率领大量文官武将来到蜀地，给成都带来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和读书人，造成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故后人多称“蜀典章文物，均有唐之遗风”。[32]安史之乱的第二年（756年），唐玄宗来到蜀郡成都，给当地留下了大量的文物遗存。1944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陀罗尼经咒》，其题名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学者推测，其出版时间最早当为“至德二载（757年）”[33]，见图1、图2。战乱中被刀剑砍伤、流落到成都的柳玭（柳公权侄孙，著名藏书家，官至五品，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令）在《柳氏家训序》中云：“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唐代官员，每十天休息一天），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34]由此可见，唐代后期成都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印刷作坊，印本图书种类已相当广泛。这段引文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柳玭的视角是从上层官员切入的，采用的是一种“俯视”或“审视”的眼光，这说明他不太看得上这样的出版方式和出版物。（二）出版物中三教九流都有，说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风水学（相宅）、周公解梦（占梦）之类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图书是畅销书。九宫即九宫格，它的填写有一口诀：“九宫之义，法以灵龟，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就是说，数字“5”是肯定要放在中心位置，其他任意三格加起来应该等于15。五纬即“金、木、水、火、土”五星，合称为五纬。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游戏书。（三）蒙童类图书已有印刷出版物了——“字书”“小学”都是学校必备的教科书。千年后的今天，已很难寻觅到五代时蜀国的原版书了。民国年间，涵芬楼影印的明代翻刻的五代蜀地刻本可以一阅。（见图3）
图3 明代翻刻的五代蜀地刻本[35]
二是社会稳定。成都偏安一隅，七十多年没有大的战争，即使政权发生更迭也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手工业与农业的兴旺使社会有相当的物质基础来支持印刷业的发展。[36]与此同时，中原地区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生灵涂炭，长安、洛阳等繁华之地经过多次洗劫、掠夺和焚毁，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手工业遭到了严重打击。[37]
此时蜀地“杞梓如林，桑麻如织”的太平环境为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如前蜀被灭，也只是局部发生战争，王衍投降后，蜀地依然太平，“市不改肆”（即生意照样做，可见郭崇韬治军还是很有方略的，改朝换代对蜀地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三是蜀中文坛繁荣。蜀中地区在唐末五代时就人才辈出，如著名诗人韦庄、诗僧贯休、女诗人花蕊夫人等。后蜀赵崇祚所辑的《花间集》收录了18位诗人的500首作品，其中蜀地就有15人——诗人、词人众多，以至于自成风格，名曰“花间派”。[38]文士间的歌咏酬唱也间接推动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
四是图书贸易的发展。由于中原的战乱，成都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出版、印刷、贸易的集散地。[39]
对于佛像、经书、日历、蒙求类图书，一旦市场有了需求，便会形成一个持续的供求关系。因此，这种图书的刊刻、印刷、交易便一直延续下去。到五代时期，前后蜀百姓都有这方面的文化需求，因而图书市场是比较旺盛的。如前蜀时期就有卖日历的行当，他们行走于街衢，反而对社会有更深的洞察力。《北梦琐言》云：
先是，司天监胡秀林进历，移闰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隐者亦进历，用宣明法，闰乙酉年十二月。既有异同，彼此纷诉，仍于界上取唐国历日。近臣曰：“宜用唐国闰月也。”因更改闰十二月。街衢卖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灭。[40]
在后唐时国灭的前蜀政治腐败，其下场连卖日历的贩夫走卒都预测到了。卖日历的声称“只有一个月了”一话成谶，一个月后前蜀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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