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新闻传播研究: 唐代四大出版中心

唐代的出版中心主要有两个：一是长安，二是洛阳，这是第一层级的“中央”级的出版中心。另外还有成都、扬州等地，这是地方性的第二层级出版中心。

长安出版中心的地位是与其作为国都的政治文化中心分不开的，不仅官方的出版机构（如集贤院、弘文馆、崇文馆等）都设立于此，官方主持的大规模的译经、编书、抄书、藏书等活动也在长安进行，而且由于佛经、佛像、日历的印制活动，长安也集聚了大量的雕版、印刷类的技术人才，因此长安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出版中心。同样，作为东都的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南北枢纽、传播佛教的主阵地、王公贵族的后花园、文人墨客的聚会之所，如杜甫、李白就晤于此地。因此，洛阳作为出版业的地位也仅次于长安，书铺也很多，吕温（771—811）就因为好友崔仁亮在贞元十四年（798年）洛阳的南市上买了一册上官婉儿的《研神记》一卷，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令人惆怅难为情。”（《全唐诗》卷三百七十一）至于《研神记》是刻印的还是手抄的，不得而知。

但我们从另外两个事例中可以推断当时洛阳刻书已兴起，而且很有可能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书坊业是刻书的主体，雕印《研神记》之类的文艺书籍买卖自然有很大的市场，是乐而为之的事。一是武周末年，洛阳佛授记寺翻经院奉诏翻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于长安元年（701年）正式译出。据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九载，此经译毕进奏后，武则天非常高兴，重赏译者，并于第二年（702年）在洛阳开雕刊行。^[22]二是唐文学家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九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一文，题目下小注“印本共八百纸”，这也说明惠确要刻印佛经，主要是缺乏经费，故欲借司空图之声望募集资金，委托书坊刊印，而不是自己动手或自己组织人手雕印。^[23]

因此，当时的洛阳书坊已很多，自汉朝以来数百年的老店已积累了足够的人气、财力和技术，对印刷技术进行改造，从而促使雕版技术日益进入了大众市场。

而成都和扬州一般被认为是民间出版物的集散中心，尤其是日历、佛像之类的通俗出版物已经采用雕版印刷而广为流传。雕版印刷在隋唐时期就已出现了，因最早为民间所发明，故难以有确切记载。《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

剑南两川，指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唐至德二年（757年）分置。剑南西川，又称益州，其政府所在地为成都，古称天府之国，人口达286多万，约占全国的1／5强。加上经济发达、造纸业先进，又是唐代帝王的两次南逃偏安之地，带来了大量的官员和包括出版从业人员在内的大量人才^[24]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成都的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25]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市），辖区为四川盆地东中部，包括现在的重庆、遂宁、安岳、中江、三台等地。

淮南道，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中部、安徽省中部、湖北省东北部和河南省东南角，即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和湖北应山、汉阳以东的江淮地区，治所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市）。^[26]扬州在唐代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也是唐代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后的四大海港之一^[27]，更是全国的盐业中心，商业非常发达，因而民间发明的雕版印刷在此地大行其道也就不稀奇了。

因此，通过上述文字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后期到五代时期出版中心的演进大致存在这样的两条轨迹：(www.xing528.com)

长安→成都→【东川→长江中部（如荆楚）】

洛阳→扬州→【金陵＋苏州→杭州→闽中】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晚唐时期，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就有了雕版印刷这一新型的出版方式了。

唐代末年，军阀混乱，社会动荡，百业萧条。文化出版事业也如星星之火，散于四方，如成都、敦煌、杭州、闽等地。从民间出版的佛像、历书、诸子文集，到官方出版的儒家经典，在这一时期大多齐备了。专业分工更是把出版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坊刻、私刻、官刻三大出版体系在此时已经初步形成。寺院在这一出版浪潮中也起着推动作用，如瓜州、沙州（今敦煌）、杭州的刻印佛经活动规模就很大。它不仅为宋代出版业的大繁荣作了技术上、人才上的准备，更对东南亚及世界的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曾详细地考证了五代刻书的地点，如成都、瓜州、沙州、青州、杭州等地。其实，其他传统的出版方式，如抄书的活动，仍在全国各地比较流行。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敦煌石窟中的传世经典，有九成是以抄写的方式完成的，有的书手抄写完了还在卷子末尾写上自己的大名或作一首打油诗：“今日书写了，合有五斗米，高代（贷）不可得，环（还）是自身灾。”“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28]

全国各地雕版印刷的产品多以佛像、佛经、道家经典等宗教类图书为主。由于远离唐朝的政治中心，成都和扬州因而在这一方面不大受官方制约，雕版印刷得到了迅猛发展，以至于私印日历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以致酿成诉讼。

下面我们着重谈一下成都、扬州、杭州等地的出版及文化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