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按现代的定义，是指通过可大量进行内容复制的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是有文字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方式。古代金文、石刻以及人工抄写、刻绘书籍是一定意义上的出版。正式的出版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在隋唐时期开始盛行，主要出版物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历书（与现在农村风行的老黄历有点类似）、佛像（经）等。“出版”一词英语为publication，来源于古拉丁语publicattus。但以肖东发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实际上它来源于中国，即“出板”。“版”在唐宋时期是指刻有文字或图形以供印刷的木片的称谓。用雕版印刷的书籍被称为雕版书。中国早在五代时就有“刻版”“印板”“镂板（版）”，宋代有“开板”“刻板”“雕版”等词，但未曾出现“出版”一词。有的学者认为，“出版”一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的，如清代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二：“非特新学家不能语言自由、出版自由，即旧学家亦不能语言自由、出版自由也。”
唐代出版业的兴衰与唐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自魏晋以后，中原数百年来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受游牧文化的影响较深。在夺取了隋朝的政权后，李渊在文化出版方面的贡献比较大。如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另外，李渊还下令文官修订各朝的历史。从文化出版的角度来看，他试图引领整个王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然而作为曾经长期服务于北族王朝的李氏家族，加上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又有鲜卑血统，因而家族中也多少带有一些北族的基因。
玄武门之变就彰显了这种文化的危机。李世民弑兄夺嫡、逼父退位的行为一方面表明了他对中国儒家纲常的蔑视，另一方面说明了儒家学说规范政治行为（如政权更迭）的无效性。任何政治人物要取得政权，囿于儒家学说是行不通的。当李世民坐上天子之位后，他马上制定了国家的文化政策：把老子放在首位，儒释并举[1]，并收罗了魏征之类的大臣，以作自己的镜鉴，大开科举之门，吸纳“天下英雄”。体现在图书出版方面，即通过颁布五经定本，来获得儒学经典的官方解释权：“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史称‘群书大备’。”[2]当然，文化的繁荣造就了一大批学者和书法家，为国家颁布科举用的法定教科书奠定了基础，既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造就了唐代的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
但正如前所述，儒学经典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在储君问题上，“选贤”还是“立长”？唐太宗面临着他父亲一样的两难选择。君臣意见不能统一，加上太子造反、皇子自杀等一系列问题，马上将“贞观之治”的光鲜外衣掀开——里面似乎混沌一片、黑幕重重。
帝制之弊，吕思勉先生早在秦朝的灭亡时就指出，什么“宰相谋逆”“奄宦弄权”“杀长立幼”“诛锄骨肉”“蒙蔽”“弑逆”种种事情都弄全了，这也可见得“君主政体”的流弊。[3]但是在漫漫长夜的农业文明时代，加上中原还不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一时找不到更好的社会管理体制。唐代更是重演了“吕后称制”的故事。
社会思潮往往受到统治者个人思想观念的左右。古语云：“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共产党宣言》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主政者的思想不仅仅写在史书上、记在《起居注》上，有时先例是最好的榜样。史学研究表明，李氏家族不仅有鲜卑族的血统，甚至与突厥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智退突厥的“渭水之盟”中，唐太宗曾亲自到离长安40里的渭水便桥边，“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5]。最终与其达成媾和，这说明唐太宗是通晓突厥语的。再者，唐太宗对萧瑀能说出“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的话，说明他是熟读《老子》的。以道家思想治天下，从唐太宗的《令道士在僧前诏》到前蜀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经》[6]，说明有唐一代以“道”治天下绝非虚言，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杜光庭早年也是一介书生，因屡试不第，乃入道门，后遂成名），对此是深信不疑的。[7]
抛开所谓的血统因素，单单从南北朝时武将擅权谋反、帝位继承的无章可循、太后临朝称制的频频出现可以推断：唐王朝统治者从其行为方式到潜意识还没有摆脱“贵族政治”“武人篡位”的传统。统治者仅仅是在取得政权后把儒家学说当作治国之门面，而自己是很少受其掣肘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的。从“五胡十六国”到杨广杀太子继父位，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对帝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北朝时一些王朝一度拒绝汉化，反而要求汉人鲜卑化，比如北周时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就有一个鲜卑名字叫作“那罗延”。
因此，隋唐之际李渊的“武将篡位”、李世民的“子篡父位”的习惯性举动是受到前代政治上“惯例”的“熏陶”，而且又对整个李唐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唐太宗去世、李治登基（649年），再到永徽六年（655年）李治立武则天为后，二者仅相距6年，朝廷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唐太宗遗诏所定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因坚决反对废王皇后而先后被贬官，死在贬所。武则天非名门望族出身，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理由。[8]自南北朝以来，庶族的崛起是大势所趋，李治的这一举措无疑是符合时代潮流的。(www.xing528.com)
李治在位时，不仅中国疆域是唐朝时期最为广阔的，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很有作为，如大力完善并提倡科举制度以选拔人才。李治在位期间编定了《唐律疏议》，这是一部可以与西方的《罗马法》并称的、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法典。曾经有一年，唐朝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9]另外，他还相信比较可靠的传统中医学，命药学家苏敬编写了《唐本草》行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如果洗去司马光喷在李治身上的颜料，从历史的原典著作中基本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思想开放、唯才是举、无意中倡导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开明君主。
作为李治皇后的武则天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她“临朝称制”期间，对出版文化事业尤为热衷。早在辅佐李治时（上元元年，即公元674年），她就上表言事，所编《兆人本业》农书颁行天下，影响很大，虽然唐朝有很多的抄书手，贞观二年（628年），唐王朝组织过2000人规模的抄书活动，但这毕竟是偶一为之的事。从武后凡事敢为天下先的性格来推断，《兆人本业》也存在运用新的生产方式——雕版印刷的可能。武则天在称帝前后也积极活动，利用宗教、图书出版等为自己造势。因此，出版史上也留下了她辉煌的一笔。戚福康先生在《中国古代书坊研究》中认为，雕版印刷的正式发明就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持“唐初武则天时期说”的学者最多[10]，历史文献记载也较多。尤其是在公元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发现了其中刻有武则天“制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卷后，许多学者认为唐代武则天时期发明雕版印刷术最为可信。[11]另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撰的《和汉书的印刷和它的历史》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收藏的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武则天在位期间（公元684年—公元704年）所刻印的《妙法莲华经》（书内也有“制字”数个）。
著名的印刷史研究专家钱存训先生在其《纸和印刷》一书中据此断定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时间为七世纪。[12]
其实，这些推论有着合理的逻辑，因为武则天虽然出身不是望族，但也算是官宦之家，称帝后又定都在文人荟萃、出版业发达的洛阳。她在太宗逝世、赴感业寺出家为尼时就可能对民间的雕版印刷有一定的了解和接触。因此，当她后来以李治皇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时改名为“曌”，也就不稀奇了。其他制字如以“囝”代“月”字，以“
”字为“日”字，也有“授”等共18个左右。[13]中国自仓颉造字以来，也只有这位女皇帝能想得出这些字来。武后称帝时定都为洛阳。因此，《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印刷品在洛阳印刷无疑。
由于武后一反唐初国策，把佛教置于道家和儒家之前，因此佛经、佛像在唐代的空前流行不仅带动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也使广大的民众接触到了文字，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用当时的话来讲，即“开化”。武后之子唐中宗更是把在庐陵生活的习惯带到了宫中[14]，景云三年（709年），“（中宗）及皇后幸玄武门，观宫女拔河，为宫市以为嬉”。不仅如此，打马球也是中宗李显喜爱的活动，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不会打马球的参与拔河。唐中宗不仅“烽火戏诸侯”式地用体育活动戏弄德高望重的宰相，还纵容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卖官鬻爵……可见李唐王朝已经“礼崩乐坏”到何等的地步了。据史料记载，唐中宗仅由吏部员外郎李朝隐一人暗箱操作，通过非正常渠道任命的“斜封官”[15]就高达1400余人。6年的胡乱作为后，唐中宗甚至被女儿和妻子毒死于宫中……唐中宗的“斜封官”后患无穷，他的弟弟睿宗继位后不久就退位，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儿子李隆基。李隆基就是后来的唐玄宗，他平定了后宫之乱后任用宋璟、姚崇等做宰相，一时政治清明了许多。然而到了晚年，他又重蹈祖先覆辙——死了钟爱的武惠妃之后，居然将做了儿子媳妇的杨玉环送进道观，然后又接回宫里封为自己的妃子；肆意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这些胡作非为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历经8年的战乱后，大唐王朝由盛转衰，此后大多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
由此可见，唐王朝初期对于儒学的提倡——让“天下英雄入吾彀矣”的设想并没有使儒学真正地成为统治者的治国理政首选方针。中原地区在西晋之后的数百年里，儒家学说的式微并不能马上得以勃兴，佛道的浸染、其他民族思想的掺入既造成了所谓的“大唐气象”，又使国家陷入了动荡和混乱。李治夫妇对于士族的打击、对于寒门子弟的提拔为五代时期平民阶层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另外，佛教的兴盛为印刷出版事业带来了发展机遇。这些普度众生的佛像、经书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开启了“民智”，为教育事业在后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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