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杭出版业：五代出版与新闻传播研究

唐宋之际，中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唐代的“衣冠南渡”使长江两岸尤其是江南地区成为文化的渊薮。扬州、金陵、杭州等地印刷业的发展一度照亮了五代那昏暗的夜空。因此，考察五代出版业的情况，就让我们从唐末的江南开始说起吧。当然，对于之前的历史，我们也要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中华大地上，自有夏、商、周以来，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争战就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早在西周时期，由于气候转向干冷，北方游牧民族牛羊死亡，他们向中原大地的国家发动进攻，带来国家的动乱。比如，泰伯、仲雍的奔吴，散、夨两国的争斗^[1]，乃至后来西周王朝的覆灭，无不与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2]

“八王之乱”引发的晋室南迁以及包括后来“五胡十六国”在内的一系列的政治变乱为江南^[3]经济文化后来居上提供了契机。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的士族相继南渡长江，史称“衣冠南渡”^[4]。这给江南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人口、技术和文化上的支持。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大大节省了人员、货物的运输成本，为江南经济文化地位的进一步上升提供了可能。安史之乱后，中原士族庶民再次避乱南徙，进入江南。^[5]这使得江南的经济、文化地位在唐代进一步上升。到了唐代中后期，作为中原地区通往江南的前站——扬州就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城市，与成都一起被称为“扬一益二”。^[6]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格局中，“江南”也占据了国家的半壁江山。韩愈在《送陆员外出刺歙州诗并序》中提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7]十九即十分之九，即90%，显然这是诗人夸大之辞。当然，唐代韩愈诗中的“江南”概念与“江南道”密不可分，肯定比本书所指的“八府一州”要大得多。^[8]也许杜牧说得比较中肯：“三吴者，国用半在焉。”（《樊川文集》卷十一）

在唐代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苏州是仅次于扬州的商业城市。我们从一组人口数字上可以看出当时经济的增长与繁荣。隋朝初年，苏州人口为18377户，到了唐开元年间，这一数字猛增到68093户，按每户5～8人口计算，人口约有30万～50万之多。在唐玄宗天宝元年，这一数字是76421户，632650人口，元和年间这数字是100808户，苏州已成为有80万人口的大都市了。^[9]到了唐代末年，更是猛增到143361户（《吴地记》）。吴融《风雨吟》云：“姑苏碧瓦十万户，中有楼台与歌舞。”（《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七）冻国栋认为这十万户是苏州市区人口，并以皮日休的诗《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全吴缥瓦十万户”来证明。诗人虽有夸大，但从人口数量、城市规模上看，唐代苏州仅次于长安、金陵、江陵（今荆州）^[10]、广陵（扬州）等一线城市，比杭州、宋州发达，与成都、豫章（南昌）等相仿。并且在商业、手工业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有诗云：“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臛。”^[11]“臛”即“肉羹”，诗句讽刺了苏州市区商业气息过于浓厚的“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断不是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只有1000多年以后的历史学家及语言学家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早在唐代中后期及宋代，苏州就已进入了“近代”了。本书第一作者学习汉语言文字学20余年，深知汉语史中近代分期的划分，绝非始自所谓的“鸦片战争”，而是从唐五代就开始了。虽然语言分期与经济社会的“近代”发展转型并不是相同的，但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五代时期及宋代，尤其是南宋，真可谓农业文明与手工业“双子并立”的繁盛时期，宋代商业经济空前发展以至于一度曾经发行“交子”这样的货币。而费正清、赖肖尔也认为：“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事实上人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12]

到了唐代中后期，与杭州等地相比，由于在人口及经济上都占有比较大的优势^[13]，离淮南道的治所（扬州）也比较近，因此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州地区的出版业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唐代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前后，苏州地区民间就开始制作雕版日历，进行出售。并且由于日历各家印制版本不一，因此当它在市场上流通时，各书商不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且攻击对方的日历不准确，以至于对簿公堂。^[14]宋人王谠《唐语林》就记载了这一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僖宗入蜀（引者注：公元881年），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15]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江东极有可能就是指苏州一带，“市有印货者”因每月的大小尽（月大三十谓大尽，月小二十九日谓小尽）而发生争执，可见书坊不止一家，历本的印刷已成为产业。

而进入五代之后，中原动荡，人口南迁，杨吴（南唐）在唐末的混战中逐渐割据成偏安一隅的国度，集中了大量的人才，编撰、抄书、藏书一度非常发达，刻石拓印书法墨宝也是常有之事。^[16]南唐君主间唱和而成的“词”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鸡塞，即鸡鹿塞，亦省作“鸡鹿”，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后亦泛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17]实际上它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一个隐喻，一把悬挂在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国君的李璟，他咏叹的不仅仅是文人的“秋思”，更有对民族命运、文化融合等深层次的思考。这也是我们讨论出版与文化的意义之所在。^[18]

更偏东一些的吴越国，由于其地理位置更加远离中原，加上钱氏王朝八九十年间相对的安宁，其治所杭州也在偏安期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一度超越了越州（今绍兴），人口繁衍、经济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社会政治中心。由于吴越王的提倡，佛教在吴越国控制地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佛经、佛像、经咒之类的出版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凭借着长江天堑的阻隔，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在南渡人口的带动下，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渐渐地发展了起来。由于社会文化的需要，出版业也迎来了它的春天。

宋朝统治者在宋朝建立之初吸取前代教训，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大力发展科举考试，重视图书出版，还给继任者立下了不轻易诛杀读书人的治国秘策，因此许多寒门子弟由此而得以跻身统治阶层。早在唐代，朝廷主要由皇亲国戚、达官贵族把持，其中不乏门阀地主，出身中下层的读书人即使考中进士，也只是朝廷中的点缀。^[19]一般寒门子弟想通过科举获得好的前程，难上加难。即使通过种种科举考试，如果没有王公贵族的后台，想迈入中级官员的门槛，也绝非易事，“七绝圣手”王昌龄一生的悲惨遭遇就是鲜明的例子。经过五代动乱，大量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阶层，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他们或以文章诗词闻名，或以著作行世。五代南方各国争战较少，更多的是对人才的吸纳和重用。如南唐规范了科举，彰显了其对人才的重视。吴越国依山傍水，尽擅造纸、板材、油墨之利，其印刷业相当发达，这些都为赵宋王朝佑文国策的制定做了良好的示范。

北宋时期的杭州，由于其在吴越国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出版基础，一度是宋王朝政府出版机构首选的印刷地点，于是我们常常看到校勘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雕版在杭州的局面。到了南宋，由于中央政府迁都于此，杭州——当时称“临安”——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央政府索性连校勘都懒得管了，把从校勘到出版的整个生产流程都外包给了书坊。一般图书被视为普通商品，成为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校书郎、正字之类原来是官府设定的官职，到了南宋似乎渐渐变成了民间的一种职业——书坊为了追求利润，聘请一些有学问的读书人专任校勘之职。在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读书、刻书、藏书渐渐成了一种风尚，并流传下来。江南社会风气由早期的“尚武”自宋代起成功地向“崇文”切换，除了官府的倡导，以书坊为代表的图书出版机构也功不可没。

熊月之先生在2016年的一次讲座中也持该观点：

上海人四变^[20]

“建县以前的上海不是单独建制，没有专门史料记录之前的上海人。但当时上海属于吴郡（今苏州）的一块范围，看当时的苏州人就知道当时的上海人。”熊月之说，当时的苏州人跟今天的苏州人很不一样。“他们刚强凶悍，一言不合就要抡拳头，盛行‘五月斗力之戏’。而上海人也是性格非常强悍的人。”

“可是到宋元之后，上海人变得文雅、不动武、好读书。”为什么上海人在宋元时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答案就在于，唐末的社会动乱导致北方人口南迁，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有大量北方世家大族的迁入。本书第一作者最近参与施宗族谱的整理，发现祖上就是唐代从河北衡水的武邑迁到武进嘉泽的，至今已繁衍数千人。而唐代末年，朱温篡权，向李唐宗室大开杀戒。当时唐哀宗的叔父李昕任淮南节度使监军，为了躲避朱温的屠刀，他只能弃官南渡至江南道润州府的金坛县，详见本书第2页注释③。

士族的南迁就把文化的种子在江南悄悄地埋下了，为日后出版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在展望五代出版业兴盛之前，还要来回顾一下唐代出版业的萌芽以及文化思潮的流变。

【注释】

[1]施建平.从《散氏盘铭》看西周京畿西部邦国方位变迁［J］.档案与建设，2015（8）：56—58.

[2]中国历史的传统书写中往往弥漫着一些简单和片面的观点。比如“红颜祸水”的观点，从商纣王宠爱妲己到明末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莫不如此。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的气象学史表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是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牧业发展的结果。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认为：“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根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我国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两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里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3℃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这种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性的。气候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时则自西向东。充分认识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并掌握其规律，‘古为今用’，对气候的长期预报是有所补益的。”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2）：168—189.(www.xing528.com)

[3]全书若无特别说明，“江南”之概念基本采用李伯重先生的观点，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大致为今天的苏南、浙北及上海。

[4]“衣冠”指衣服和帽子，引申为“缙绅、名门世族”，见《管子·形势》中“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衣冠南渡”语出唐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篇。该文原仅指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时中原士族相继南逃、中原文明南播或中原政权南迁。后“衣冠南渡”逐渐演化为熟典，代指缙绅、士大夫等避乱南方并落地生根之事件。

[5]唐代末年，朱温（又名朱全忠）自立为帝，国号大梁（史称“后梁”）。之后朱温滥杀唐朝皇亲宗室子弟。唐哀宗之叔李昕时任淮南节度使监军。淮南道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机构，地理范围大致为现在的江苏省中部、安徽省中部、湖北省东北部和河南省东南角，即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湖北应山、汉阳以东的江淮地区，治所在江苏扬州。李昕在听说了朱温的恶行（将唐哀宗的诸多王子灌醉后推入池子淹死）后，他抛弃家产与官位，带领全家老小和亲戚三十多人从扬州南渡，过长江后由镇江进入金坛县（今常州金坛区）的西部山区西岗落脚。默默生存繁衍上千年后，在1949年宗族祠堂迎来了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问祖之事。至少在当时，平民出身的李代总统家谱资料缺失，难以与金坛西岗乡李巷村的李氏宗谱续接。参见：金萍，王炳毅.李宗仁问谱金坛西岗李巷村［J］.江苏地方志，2002（4）：56—57.

[6]唐昭宗景福元年，“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资治通鉴》卷二五九）益州，即成都。

[7]《文苑英华》卷七百十七，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706页。

[8]唐贞观元年（627年）置“江南道”，辖境在长江之南，故名；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领润、常、苏、湖、杭、睦、歙、婺、越、台、括、建、福、宣、饶、抚、虔等州，为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湖北之大江以南、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之地，治所在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唐玄宗天宝间设“江南东道”，治所也在苏州，辖地为今江苏省苏南地区、上海市、浙江省全境、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及安徽省徽州市。韩愈所指很可能是指江南东道。

[9]陈晓红.苏州农户兼业行为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45.

[10]江陵曾是楚国都城郢所在地，也是唐代五都之一，从先秦至近代，多为长江中游政治、经济中心，近代平汉及粤汉铁路（今京广线）通车，江陵的地位为武汉所取代。

[11]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M］.唐诗汇评（增订本6）.陈伯海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102.

[12]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17.南宋时土地大量兼并，农业税收份额在财政总收入中降低、人口从土地上空前解放等现象，让人产生这样的假设：在南宋的小朝廷的版图上，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皇权比较弱势或以贸易立国，以运河、湖泊、海洋为运输主渠道的国内外贸易，是否会引领手工业的发展？早在五代就开通的与波斯等地的海外贸易是否会进一步延伸到地中海地区，因而搭上西方近代经济大发展的列车？因为在吴越国时期中国就与大食有海外贸易，其中的“猛火油”成为钱元瓘水军作战中大败杨吴国军队的秘密武器。此武器后来南唐军中也曾使用。

[13]杭州五代末年方有人口70465户，而唐末时苏州人口已达100808户。沈冬梅.宋代杭州人口考辨［C］.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2000：373—387.

[14]今之所谓“日历”，大致相当于唐末五代所说的“历日”“历书”。为便于阅读，只有在引用古文时，才用“历日”“历书”等词，其他情况一般用“日历”一词。

[15]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97.

[16]薛政超.五代金陵史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140.

[17]“鸡鹿塞”见《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古塞名，唐代颜师古注曰：在朔方窳浑县西北。即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隆格乃峡谷口，是古代贯通阴山南北的交通要冲。汉时筑城塞于此，现已基本夷为平地。

[18]“出版”原作“出板”，“雕版”原作“雕板”，本书中“板”“版”通用。这与唐宋雕版印刷的工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雕版印刷所用木板皆出于梓木、枣木等材质。

[19]南北朝时期，寒门人士与门阀地主是不能通婚的。即使日常往来，有时也是禁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寒门子弟去拜访一豪门人物，不仅受到冷遇，其坐的凳子都被劈了烧掉。这有点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即使到了唐代，考进士、做官仍然由皇亲国戚们把持。李白为求一官半职，都得向贵族“干谒”。后来也是通过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的推荐，才得以当上了供奉翰林。参见：吕思勉.中国通史［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252—254；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82—83.

[20]罗昕，高阳.熊月之谈“上海人四变”：开放和移民形成上海文化的积极面.［EB／OL］（2016－07－25）［2018－5－1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forward＿150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