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牍地理研究：地图方位及其相关地名

地图2 中原被释为“上”的字既然应该释作“北方”，这就表明该图幅的方位为上南下北，与前此研究者理解的方位正好相反，而与中山国“兆域图”、马王堆汉代帛地图的方位一致。由于地图2 绘于地图1 的背面，是地图1 左侧“广堂”“中田”所在那条水系的详图，二图文字书写的视方向一致，描绘河流山谷走向的线条相同，所以地图1 的方位也是上南下北，这是没有疑问的。

这一地图方位，还可以从图中的文字注记得到证明。地图1 中有“中田”“右田”，另有“南田”，这是一组表示方位而又彼此相关的地名。先秦两汉文献多有描述左右方位的记述，如:《国语·郑语》记郑桓公欲迁徙其国而问于史伯，史伯建议迁往济、洛、河、颍之间，对于其方位，则说“前颍后河，右洛左济”^[15]。而按实际地理方位，则济水在东，洛水在西。《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章载吴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16]彭蠡当即今江西鄱阳湖或其附近，洞庭即今湖南洞庭湖，彭蠡在东称“左”，洞庭在西称“右”。《盐铁论·险固》称:“秦左殽函，右陇阺，前蜀汉，后山河，四塞以为固。”^[17]殽函在东，称“左”；陇阺在西，称“右”。《汉官仪》:“左、右曹受尚书事。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又称西掖。”^[18]也是以西为“右”。在先秦两汉以西为右的大背景下，地图中的“右田”也许指西田，若然，则亦可证明该地图的上南下北方位。

流行说法因误释地图2“北方”为“上”，而将地图方位理解为上北下南。事实上，即便此字确是“上”字，也并不能由此推断出地图方位为上北下南，注记文字“上”与地图方位作上北下南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放马滩木板地图注记文字多有“上”“下”等表示方位的字词，如上临、下临，上杨、下杨，上辟磨、下辟磨，等等，但这种方位名词皆以水流方向为准，所谓“上”，是指河流的上游，“下”是指河流的下游，无一例外。所以“上”不一定表示南方，也不能由此推断地图方位为上北下南。(www.xing528.com)

此外，从文字书写的位置看，这个“上”字也是很奇怪的。这个“上”字写在2 号地图的下方，它究竟指何处为“上”呢? 如果是指图中文字视方向即河流的上游为上方，那么这个“上”字就应该写在木板的顶端(上方)。如今看到的文字写在木板的下方，却称言为“上”，这不是上下颠倒了吗! 所以，即便从地图方位与文字书写的位置来看，这个“上”字也是很可疑的。流行说法仅凭这个所谓的“上”字，就断定地图方位为上北下南，却从未有人对此作过详细认真的论证，真是令人奇怪。现在我们既然据红外照片辨识此处为“北方”而非“上”字，“北方”二字的视方向与图上文字刚好相反，它表示的是下方为北而上方为南，原来被误释为“上”从而带来的诸多疑点就涣然冰释了。

地图3、地图4、地图6 的注记文字皆顺水流方向书写，没有一定之规。地图4 有表示地理方位的“北谷口”，地图6 有表示地理方位的“东卢”“西卢”，但由于这些注记文字都是沿着水流方向书写的，不容易判断地图方位，或者说地图不存在严格的地理方位，读图人可以随意摆放木板，取其所需，读到某条水系(或山谷)时，图上文字的视方向就是地图的方位。这就像中国古代的绘画等视觉艺术形式，并不存在某一个固定的透视焦点，而是有多个视角，移步换影，物随人走。但既然地图1、地图2 作上南下北方位，我们当然有理由也把这幅地图理解为上南下北。换言之，我们也可以用上南下北的地图方位模式统一解释其余各图幅。如下文将要指出的，地图3 中与上临、苦谷注记河流相对的那条河流应该就是见于地图2 左上方河流的细部图，所以地图3 也是上南下北式。地图4、地图5 中的上临、苦谷亦见于地图3，按地图3 的方位，地图4、地图6 也可以理解为上南下北。而按照整理者的摆放方式，地图4 中的注记文字“北谷口”正好位于地图的下方，这是地图方位作上南下北的明证，而用上北下南的方位模式是无法解释的。同样，按上南下北的方位模式，地图6 中的“西卢”在右、“东卢”在左，与上文“右田”在西相合。地图7 按文字的视方向解读，也应该是上南下北，但整理者将图倒置了。^[19]总之，我们认为放马滩出土的7 幅木板地图都是上南下北竖列版式，地图方位与唐以前古地图方位一致，而与今地图方位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