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沮会，循沮水以上到长利渠口，廿里二百七十步
“沮”，古书又写作“雎”，俗本或讹作“睢”。简文中的这句话描述的是该段水道行程的起始点，以“江沮会”作为地理标识。所谓“江沮会”，即长江与沮水的汇合处，亦即沮水流入长江的入口处。由于河道的古今变迁，这个“江沮会”在今何处，颇不容易确定。考之古书，约有三说。
(1)《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郭璞注:“今雎水出新城魏昌(当即‘昌魏’之误倒)县东南发阿山，东南至南郡枝江县入江也。”[4]《左传》定公四年所记吴师入郢之役，“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与王同舟。……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杜预注:“雎水出新城昌魏县，东南至枝江县入江。”孔颖达《正义》引杜预《(春秋)土地名》:“雎水出新城昌魏县南发河〈阿〉山，东南经襄阳至南郡枝江县入江。”[5]古书中关于沮水在枝江县入长江的记载颇多，此不备列。其具体入江地点，《水经注》卷三二《沮水》[经]文曰:“(沮水)又东南过枝江县东，南入于江。”[注]文则说:“沮水又东南，迳长城东。又东南流，注于江，谓之‘沮口’也。”杨守敬疏云:“沮口当即今枝江县东北之江口。”[6]从今地图看，湖北省枝江市东之七星台西北有地名“江口”，亦名“老江口”，正当长江东流转南流的拐角处，与枝江百里洲之吴家渡隔江相望。杨氏所指即此。
(2)《水经注》卷三四《江水(中)》[经]:“(江水)又东，过枝江县南，沮水从北来注之。”[注]:“江水又东，迳上明城北。……其地夷敞，北据大江。江汜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县左右有数十洲，盘布江中，其百里洲为最大也。……江水又东，会沮口。”[7]张修桂先生仔细分析此段文字描述的河道特征及其走向，以为沮口“当在今涴市镇北的长江北岸附近”[8]。清人齐召南《水道提纲》卷九《江(中)》:“(江水)又东，至荆州府治江陵县西南境之涴口北，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麦城合而南流注之。”[9]涴市镇(涴口)今属湖北省松滋市，在长江南岸，与之隔江相对有荆州市荆州区(江陵县)李埠镇临江寺。从今地图看，长江自七星台转东南流，过百里洲后，又转向东流，涴市镇为东流转折点，临江寺即为今沮河入长江处。
(3)《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汉中郡“房陵”县条下，班固自注:“东山，沮水所出，东至郢入江，行七百里。”郢县约在今江陵东北，《汉志》南郡另有枝江县，班固不说沮水至枝江入江而说沮水至郢入江，显见其入江地点有所不同。王先谦《汉书补注》说:“郢，南郡县。据《江水注》，沮入江在江陵境，江陵故楚郢都，郢县即楚郊郢邑，故城在今江陵县东南，后汉省郢县，盖并入江陵，故班注浑言之。”[10]王先谦的说法有欠明晰。实际上古沮水确曾在江陵一带入长江，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山川》“沮水”条引旧《志》:“沮水近由筲箕洼入江，又谓之小河口。”[11]类似说法亦见《大清一统志》。[12]筲箕洼亦名马头，在今荆州城西门外3 公里处，荆江大堤外侧，地势中间低，两侧及近堤处高，形似筲箕而得名。[13]今沮漳河则更向东流至新河口注入长江。[14]
关于历史时期沮漳河的变迁，杨守敬曾有专文考述，其说略谓:“盖自《山海经》至今日，漳、沮之水凡四变矣。古时沮水纳漳之后，东南流入沔。至汉时则漳水不入沮水，而东南合阳水入沔，沮水则独至郢入江。至作《水经》时漳水还合沮水，而沮水则南流至枝江入江。至明时，枝江之流又绝，乃由江陵城西入江，即汉时沮水入江之故道也。”[15]杨氏所谓“沮水入沔”之说，系据李善注《文选》所引“《山海经》曰: 景山，雎水出焉，南注于沔江”[16]。杨氏据此以为《山海经》原文为“南注于沔”，“江”字为校书者所作旁注，后又混入正文。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则以为“沔”字为衍文，原文为“南注于江”。[17]在缺乏其他旁证的前提下，很难对郝、杨二氏的说法作出正确评判，不过即便杨氏的说法成立，恐怕也是另有所指。说详下文。
上引沮水入江口的诸种说法，多以后世(明清以来)的河流地貌比附古书记载，在缺乏更早年代的地理图籍记载的情况下，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但这一带河流地貌的古今变化极大，长江多沙洲和分叉型河道，沮漳河下游河道摆动频繁。[18]历史时期可能并不止一个单一的河道和入江河口，至少在清代，就有两条河道和两个入江口，一在枝江，一在江陵。[19]今沮河下游亦为二支，分别在临江寺和新河口注入长江。此外，在今地图上还可以看到“江会寺”的地名，介于枝江七星台与江陵李埠镇之间，也有可能是历史时期沮水的入江口。
然则简文“江沮会”究竟在今何处? 这可由简文提供的里程数加以推导。据简文，由沮水入江口出发，溯沮水而上，到长利渠口的距离为二十里二百七十步，约略相当于今8690 米；而长利渠口到江陵的距离约为八十四里(说详下文)，约当今35 千米。[20]后者的距离里程约为前者的4 倍稍强。以此衡量，筲箕洼和临江寺都距江陵过近，而枝江老江口则比较适当。由老江口循沮水上溯“廿里二百七十步”，长利渠口当在今荆州市马山镇以西、枝江市凤台至吴家堤一带的沮河右岸。
2.
渚
渚，水边涯岸，《楚辞·九歌·湘君》“鼌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王逸注:“渚，水涯也。”[21]屈原《楚辞》另有鄂渚、枉渚等，地名的构成方式与简册相同。《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条:“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又《燕策二》“秦召燕王”条:“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22]战国楚玺有“五渚正鈢”。[23]五渚为楚地，其地或近洞庭。秦里程简册“
渚”或为“
”地之渚，当在今菱角湖一带。
3.羊题
序号28“
渚到都船十六里”，然序号9、10 下栏(编号206、204)有“
渚到羊题十里”“羊题到都船十六里”，可知在
渚与都船之间尚有羊题，“十六里”当是“廿六里”之讹误(说详下文)。“题”或通“堤”“隄”，指河岸堤防。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曾收藏一批西汉初年南郡宜城、竟陵、醴阳等县下辖各乡河堤长度及体积数据的汇总数据，[24]可知江汉地区堤防建设早在西汉初年已颇具规模，其始源当可追溯至秦乃至战国楚国。秦里程简册中出现堤防地名是不足为怪的。今菱角湖以东有地名羊角湾，古羊题或当在此。
4.都船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属官有中壨、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有寺互。都船狱令，治水官也。”[25]周天游先生以为《汉仪注》仅“寺互”二字，余皆如淳之语。[26]据如淳说，似都船为“治水官”。然《百官公卿表》另有“都水”。都水亦见秦封泥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27]里耶秦简牍有“洞庭都水”“参川都水”[28]。《续汉书·百官志》:“其郡有盐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丞。”本注曰:“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29]可见“都水”应为水官，“都船”则应为船官。辛德勇先生怀疑简册所记“都船”，“乃为秦廷都船官署设在南郡的造船机构”。[30]其说当是。这个“都船”的位置，据简册里程，约当在今八岭山镇西北某处。
《左传》文公十年记城濮之役后，楚穆王使子西为商公，子西“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孔颖达疏云:“渚宫当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宫下见之。”[31]《水经注》卷三四《江水(中)》:“江水又东，迳江陵县故城南。……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据熊会贞疏按，楚渚宫及船官地在今江陵县(荆州)城内西北隅。[32]若此说可信，则秦南郡船官地较之楚船官地有所西移。
5.东宅(www.xing528.com)
东宅见于望山1 号墓出土简册之卜筮祷祠记录，其中简109 记云:“圣(声)桓王、悼王，各佩玉一环。东宅公，佩玉一环。”简110 将圣(声)王、悼王与东宅公连称，馈祭“各戠牛”，简112 则称“先君东宅公”，简115 又写作“东石公”，与社、北子、行等鬼神并列同祷。整理者以为“石”“乇”古音相近，“东石公”当即“东宅公”之异文，并以为东宅公当为楚东宅之地的县公。[33]
望山1 号墓的墓主人为悼固，为楚悼王之后裔。简文中的圣桓王又称圣王，即传世文献中的楚声王。简册祭祷对象还包括楚柬大王(即楚简王)以及王孙巢，这一系列的祭祷涉及楚国贵族五世祭祷的习俗，五世是: 楚简王—声王—悼王—东宅公—王孙巢，其中东宅公为墓主人悼固的先君，亦为楚悼氏得氏之祖，王孙巢则为楚悼王之孙，悼固之亲父。[34]望山1 号墓的年代约当战国中期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35]东宅公为悼固祖父生前称谓，则东宅之得名至迟当在战国早中期。此外，包山楚简文书类屡见“东宅人”某某，[36]为当时(楚怀王时)行政司法文书的真实记录。辛德勇先生以为与望山简所见同属一地，且据刘信芳先生说，东宅为楚人墓地所在，当在今纪山、八岭山一带。[37]其说或是。今纪山、八岭山一带为低丘山岗，自川店区三界冢经藤店过马山区裁缝乡沙冢至新场乡仙南村，海拔高程多在55~80 米，向南延展为沿江冲积平原。[38]则章渠应沿山麓自西向东延展分布。从里程看，东宅当在今八岭山西南。
6.渠里
为乡里邑聚之名，当得名于章渠。从简册里程看，约在今太湖港农场一带。
7.橘津
《货殖列传》列举地方名产，称道“蜀、汉、江陵千树橘”[39]。屈原楚辞《九章·橘颂》盛赞橘为“后皇嘉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40]可证江陵一带盛产橘树。橘津为章渠近江陵的一处津渡口，在江陵西。
8.
台
据表5-1 序号10(编号204)上栏所记，
台距江陵仅五里，当在今纪南城故址与荆州城之间，而更靠近荆州城。这一带本多台地，今所见带台字的地名多达10 个以上，如伍家台、赵家台、周家台、崔家台、任家台、夏家台、倪家台、董家台、老庙台、擂鼓台、五台、高台等。楚人好高台，曾修筑不少高台建筑，最有名者为章华台。[41]又有钓台，《水经注》卷二八《沔水(中)》:“沔水又东南，与阳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渎’。……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陂北有楚庄王钓台，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东西九丈。陂水又迳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杨水。”[42]据张修桂先生所作的复原，龙陂北岸的楚庄王钓台正当江陵西北，[43]与秦里程简册所记
台的位置、里距相合。
以上为该水道的第一段航程，下文接续“凡渠首到江陵八十四里”，原简编号087(序号33)，上接简号086(序号32)。简号的接续并不意味着简文就一定连读，竹简的下栏亦看不出二简接读的必然性，所以有必要加以论证。
根据表5-1 所作的编排，简文上栏在叙述水道航程时，每隔一段就会出现里程的统计数字，如下段航程出现的“凡江陵到杨口百九十四里”，将杨口以上里程累加，至
台恰好为一百九十四里，可知这里的“江陵”是指
台。但问题是，将长利渠口至
台的里程数相加，仅得七十五里，与简文所记八十四里不符。然简册另有简文:
长利渠口到
渚十二里(8/205)
渚到羊题十里(9/206)
羊题到都船十六里(10/204)
将
渚到都船的里程相加得二十六里，所以序号28(简号079)“
渚到都船十六里”应为“廿六里”之误。这样，从渠口到
台的里程为八十五里，与原文的统计仅有一里之差。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简册的抄录者在累计叠加里程数时出现误差，原本应为八十五里误成八十四里。其二，该水道航线并不经过江陵(简文所记前后相接之地名并无江陵可证)，也就是说，从渠口至
台的里程相加虽然得八十五里，而到江陵的实际距离则为八十四里。另据序号10(简号204)“江陵到章渠
台五里”，可知
台为距江陵最近之章渠地点，二者相距甚近。“
台”又名章渠
台，可知该水道名为“章渠”，渠首为“长利渠口”，其中“长利”为渠首所在地的小地名，与“章渠”的渠名并不矛盾。
这段水道航程起点为长利渠口(亦即渠首)，终点为离江陵仅五里的
台，全长八十四里，约合今35 千米。今吴家堤沮河沿岸至荆州城的直线距离约为30 千米，可知秦简册中的长利渠口至江陵
台一段的水渠河道几乎为一直线，而较少曲折。全长八十四里的水路航程却记有8 个地名，两地之间的距离，最长者为十七里，最短者仅八里，平均距离仅为十二里，为简册所记诸交通路线中地名最为密集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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