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初,北京大学得到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捐赠,入藏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秦简牍,其中一册主要记述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据介绍,该简册抄写于竹简卷四背面中部,共66 枚简,每简分上下两栏书写,分别自右向左横读,其形式一般为“某地至某地××里”。一栏之内的地名往往前后相连,如“甲至乙”“乙至丙”“丙至丁”,形成链条状的交通线。所记地名大多位于秦南郡范围内,涉及县、乡、亭等邑聚和津、汭、口等津渡。篇首的几枚竹简还记录了江汉流域水路交通的航道里程,以及不同季节“重船”(即装载货物的船)、“空船”分别逆水上行和顺水下行的日行里数。对于长江中游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1]
2013 年,辛德勇先生先后发表《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和《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公布了其中4 枚竹简的照片,并对该简册的性质和所涉及交通路线进行了颇为详尽的研究。[2]根据辛氏公布的释文编号统计,正好为66 枚,可见整个简册的释文基本上都已公布,可以在此基础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辛先生为了研究的方便,只刊布分栏释文,没有简文上下栏的分栏说明和简册编连的介绍。我们觉得简文的分栏和简册编连对交通路线的复原意义重大,所以在辛文提供释文的基础上,尝试复原各简的上下分栏以及简册的编连等原始物理状况,结果如表5-1 所示:
表5-1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编连复原表
①“聚”字从邬文玲改释,见邬文玲:《秦简释文注释补遗》,《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中西书局2016 年版,第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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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石室賸言》第163 页“阆丘亭”前多“豰”二字。
表5-1 右侧一栏“编号”是原简编号(下文用“编号”表示),编号前原有04,表示该简册为第四卷,秦里程简册全部见于第四卷,没有其他卷的材料,为简便计,表5-1 将“04”的编号省略。表5-1 左侧的“序号”是我们为了称引的方便另加的。已公布的4 枚简的编号分别为:075、077、083、219,上表在原编号后都加“*”号以示区别。[3]通过这4 枚简,可以了解原简分栏书写的情况,表中的释文分栏也是据此作出的。但序号1(原编号211)和序号7(编号047)都只公布了一条释文,我们不知道原简的分栏情况,表中暂且统归为一栏,未作分栏。
从复原的结果看,整个简册可以分为三个编连组: 序号1~6 下栏为江汉地区不同水道在不同季节船行里程的规定,内容前后连接,可以成为一组,上栏的序号由此确定。序号7~23 比较杂乱,除少数几支简可以看出前后衔接关系外,大部分简的内容都是独立的,有些条文是对几条主要交通路线的补充说明,竹简的前后次序很难确定。表5-1 所列,只是权宜之计。序号24~66 结合上下栏的情况看,也可以成为一组,其中上栏记录从长利渠口(始自序号26)经杨口、淯口等,直到雒阳聊庾的交通道路里程,大体为南北走向,以水路交通为主,是该简册的主体内容。下栏主要记述两段东西向交通路线,以陆路交通为主,分别是从江陵到沙义(羡)和销到武乡城,中间部分有重合。下栏的两段里程之间以及简册的后半部分,还插述其他内容。总的来说,整个简册的内容编排还是有序可循的,它以从长利渠口到雒阳聊庾的南北交通里程为纲,其间穿插记述交通路线上的几个中心城邑的分支交通路线,或各交通节点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构成一个大的水陆交通网络。
序号26~66 上栏从分段里程数的统计来看,该条交通路线可分为5段,即从长利渠口(渠首)到台(江陵)为第一段(序号26~33),全长八十四里;从台(江陵)到杨口为第二段(序号34~39),全长一百九十四里;从杨口到淯口(西陵)为第三段(序号40~52),全长七百七十四里;从武庾到阳新城庾为第四段(序号55~61),全长二百四十三里;从鲁阳到雒阳聊庾为第五段(序号62~66),全长二百五十四里(以上数字均为原简统计数,与将各段实际里程数相加所得统计数字略有出入。详下文)。其中从杨口到武庾只有里程数,缺乏具体行经的地点。从实际复原结果并结合简文书写特征看,上述5 段亦可整合为3 段,分别以杨口和淯口(西陵)为节点,第一条为长利渠口到杨口的“章渠水道”,第二条为从杨口到淯口的“汉江水道”,第三条为淯口以上至雒阳的北上通道。本章即按此三段加上东西向陆路交通,分四节考述秦里程简册所记交通路线,兼及该简册的时代和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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