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郢之战与南郡的成立-秦简牍地理研究

(昭王)九年(前298 年)，攻析。

十六年(前291 年)，攻宛。

廿七年(前280 年)，攻邓。

廿八年(前279 年)，攻□。

廿九年(前278 年)，攻安陆。

卅年(前277 年)，攻□山。

卅一年(前276 年)，□。

上引《葉书》诸条，前二条为鄢郢之战的前哨战。《楚世家》载:“顷襄王横元年(前298 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恐，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六国年表》作“秦取我十六城”，《集解》引徐广曰:“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析在今河南西峡境。此战或为丹淅之战的余波。

关于秦攻取宛之战事，《秦本纪》说秦昭王十五年“攻楚，取宛”。《六国年表》将秦取宛系韩国一栏，写作“秦拔我宛城”，时在秦昭王十六年。《韩世家》作“秦拔我宛”。宛原属楚地，楚曾设宛郡，为楚北境之重镇。大约在公元前301 年垂沙之战中为韩所攻占，但主体部分仍为楚属，一地而二属，此时秦攻取之。^[45]此后于昭王三十五年(前272 年)设南阳郡，^[46]已见前文第一章。

《葉书》从昭王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或三十年)的连续记事当与鄢郢之战有关，惜简文有残缺，而传世文献多有记载，二者可以互证。兹先叙战斗经过。

1.战争进程

关于鄢郢之战的过程，史载多分歧，前人亦多未能明晰，今参据《葉书》，略述鄢郢之战的经过如下:

(1)前280 年攻邓之战。《葉书》记本年攻邓，邓在今湖北襄阳西北。^[47]《秦本纪》记昭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白起列传》亦系昭王二十八年，作“拔鄢、邓五城”。《六国年表》作“秦拔我鄢、西陵”，《楚世家》作“秦将白起拔我西陵”。《秦策四》“物至而反”章:“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并较《葉书》推后一年。西陵，传统说法多以为即《汉志》江夏郡西陵县，约在今湖北新洲西。然据新出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西陵与邓比邻。^[48]传世文献中攻西陵或即《葉书》之攻邓。此为鄢郢之战第一役。

(2)前279 年攻鄢之战。《葉书》昭王廿八年条下，“攻”下一字不清，最初的释文作“攻鄢(?)”，^[49]后出的报告作缺文处理，并作注释说:“‘攻’下一字左半不清，疑为‘鄢’字。鄢，楚地，今湖北宜城南。”^[50]新整理本怀疑此处缺文为“析”字，^[51]若然，则攻析或为攻邓战役的一部分，或为另一路出武关攻楚之秦军，与入方城攻楚邓之秦军有别，而攻鄢之战则缺载。但史籍关于此次战斗多以鄢、邓连称，《白起列传》更具体为“拔鄢、邓五城”。关于此次战役，《水经注·沔水》记云:“昔白起攻楚，引(宜城)西山长谷水，即是水(夷水)也。旧堨去城百许里，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52]可见白起攻鄢乃用水攻，战况惨烈，死伤甚众。大约攻邓与攻鄢为一连贯战争，攻邓在前280 年末，攻鄢在前279 年首，二地相邻，故传世文献多将邓(西陵)、鄢之战连称，视为一役。

(3)前278 年以郢为中心的扩张扫荡战。《史记》记本年白起拔郢，东至竟陵，而无攻安陆事。《葉书》可补史载之缺。从相关史籍的记载看，鄢郢之战以鄢、邓的战斗最为激烈，也最为关键，郢之战可能只是一次偷袭战，袭击得手后，又向东扩张至竟陵、安陆，向南扩张至洞庭、五渚，向西及于巫山、夷陵，形成一大片区域，得以设置南郡。攻安陆即此次外围扫荡作战东扩的一部分，有关详情见下文“南郡的设置”。

(4)秦以巴蜀为据点，东进，攻占楚巫郡、黔中郡，配合白起作战。《葉书》记昭王三十年“攻□山”，整理者说:“‘攻’下一字上从‘艸’，下半不清。”^[53]马非百先生以为当作“攻巫山”。^[54]《秦本纪》记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六国年表》:“秦拔我巫、黔中。”《楚世家》作“秦复我巫、黔中郡”。《白起列传》云:“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新序·杂事二》第十四章说:“王果亡巫山、江汉、鄢郢之地。”《水经注·沅水》综述其事:“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巫、黔中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杨宽先生总结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秦将司马错率陇西、蜀郡攻拔楚黔中，不久即为楚所收复。……三十年秦发大军伐楚，再度拔取巫、黔中，初置黔中郡。……(是役)白起当为统帅，张若则以蜀守率蜀郡兵随同作战。”^[55]这是第四次战争。(www.xing528.com)

《范雎蔡泽传》:“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举鄢、郢”与“烧夷陵”为一战，“并蜀、汉”为另一战。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并蜀、汉是张仪、司马错，不关白起。”^[56]《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章:“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师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南并蜀、汉。”将“烧夷陵”与“并蜀、汉”连书，而与“举鄢、郢”分别为二。于鬯《战国策注》:“此盖即《(白起)传》所云‘取楚定巫、黔中郡’者，周赧三十八年事。”何建章则以为或本当作“巫、黔中”，音近而误作“蜀、汉中”，又脱“中”字。^[57]范祥雍则说:“南并蜀、汉，即《白起传》所云:‘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秦本纪》云:‘(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此概括言之，不必指蜀郡、汉中郡也。盖谓使蜀、汉地扩大。‘并巴、蜀’者，言并于巴、蜀也。”^[58]

(5)楚人反扑与收复失地。《秦本纪》:“(昭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国年表·楚表》:“(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关于“江旁十五邑”，《秦本纪正义》:“黔中郡反归楚。”杨宽先生以为:“此江旁十五邑，当指今巴东一带临江地区，原属楚江南。”^[59]张正明先生则称“江旁十五邑”应在今鄂东南，或许还包括今赣西北一角在内。但他同时又说: 楚人所取江旁十五邑“以为郡”，也许就叫洞庭郡。^[60]从当时的战局及后来的形势发展看，“江旁十五邑”位于江南，应该就是早先被秦攻取的洞庭、五渚一带。

秦、楚鄢郢之战是当时震动国际的大事，经过一系列的战斗，终于在前276 年稳定下来。秦军之所以胜利、楚人之所以失败，当时秦军主帅白起曾有这样的总结:“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61]可知楚之失败、秦之胜利，绝非偶然。秦自鄢郢之战攻占楚郢都设南郡后，楚人被迫东迁，秦楚局势，顿时改观。

2.秦南郡的地理范围

(1)东界。传世文献皆以为南郡东至竟陵，如《战国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章:“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责之曰: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六国年表》称:“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白起列传》:“(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春申君列传》:“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然据《葉书》，前278 年“攻安陆”。据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安陆更在竟陵以东二百五十里(秦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能性的解释是: 当时的主战场在竟陵，而睡虎地11 号秦墓的墓主人喜(或即《葉书》的编者)是安陆人，葬在安陆(今云梦)，很可能亲见安陆亦有战事发生，因而记下攻安陆而不及竟陵；传统史书则记竟陵而遗漏安陆。

(2)南界。《韩非子·初见秦》:“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类似的说法亦见《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章:“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东伏于陈。”关于《韩非子》本章的作者，传统看法以为韩非于秦始皇十三年出使秦国时所作，^[62]近今学人则以为非韩子所作，但作者亦不出秦昭王、秦始皇时代人^[63]。《战国策》“五都”应作“五渚”，^[64]“都”“渚”并从“者”声，可以通用，当以五渚为正，楚玺有“五渚正鈢”^[65]。洞庭、五渚连称，则二者必相邻近。至于“江南”，应指沿洞庭湖的江南地，亦即《秦本纪》所谓“楚人反我江南”之江南。由此可知，秦军在攻占楚郢都后，曾更向南扩张至洞庭湖以南的广大区域，但不久即遭楚人反击，收回部分失地，即所谓“江旁十五邑”。楚人收复江南后，秦南郡的南界大致以长江为限，但在江南仍保留两个军事据点: 东边为沙羡，《荀子·强国》:“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秦昭王七年丞相奂殳戈，背刻“沙羡”。^[66]沙羡作为秦县，亦见于岳麓藏秦简、龙岗秦牍、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西边则为孱陵，见里耶简及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此二军事据点突出江南，亦秦郡“犬牙相制”之例。

(3)西界。传世文献皆谓白起拔郢西至夷陵，通常将夷陵定在今湖北宜昌市附近。夷陵亦见《秩律》、松柏木牍等新出简牍文献，属南郡。然新旧文献所见南郡西边县为巫县，《水经注·江水》:“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下皆其域也。”巫县此前当属楚巫郡，据上引《秦本纪》，攻取楚巫郡者为蜀守张若，时间较白起拔郢晚一年。或者初设南郡仅及夷陵，一年后再攻取巫县，乃重新调整南郡疆界，将巫县划归南郡，其目的大概在于加强南郡对西部长江三峡一带山地的控制。

(4)北界。据《葉书》，本次战争以攻邓开始，战斗结束即设南郡，则南郡理应包括邓县在内，然《水经注·江水》云:“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汉南地而置南郡焉。”邓县于《秩律》《汉志》皆属南阳郡，可见自汉初即如此。然秦南阳郡置于前272 年，晚于南郡六年，在南阳郡设立之前，邓县或属南郡，待南阳郡设立，乃重新调整，南郡与南阳郡以汉水为界，汉水以北属南阳，汉水以南属南郡。

3.秦南郡的治所

传统看法以为南郡治江陵，向无异辞。自睡虎地秦简《语书》刊布，中有“今且令人案行之……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论者或以为秦南郡初不治江陵，而是治鄢县，^[67]或治郢县^[68]。我们以为秦南郡始终治江陵县，未曾改徙，新说未必可信。

新说是从《语书》“别书江陵”一语推导出来的，认为既然“别书”江陵，则南郡守腾发布文书之地就不能在江陵，从而反证江陵不是南郡治所。彼时出土材料所见“别书”无多，有此议论自不足怪。今按里耶秦简多见“别书”，如16-6: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假)卒史榖、属尉，令曰: 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即)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殹，不欲与〈兴〉黔首。嘉、榖、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史(事)泰守府。嘉、榖、尉在所县上书嘉、榖、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

三月庚戌，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 告【贰春】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陵、贰春，皆勿留、脱。它如律令。

该件文书为洞庭郡守礼发文给所属各县，文书传到迁陵县后由守丞敦狐“告尉”，由迁陵尉将下达到各乡、司空和仓主。迁陵尉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分为两路，一路由都乡传递启陵乡和贰春乡，一路由司空传递仓主。秦“别书”制度虽然不能完全明晰，但应该是文书涉及多地传递时，分别抄录副本分发各地。由“别书”似不能推断秦南郡郡治曾有迁徙。里耶简9-712+9-715 记录洞庭假守齮发往洞庭郡各县的文书，文书的始发地是临沅，由临沅下分四路: 索、门浅、零阳和上衍，“各以道次传”。又写副本由临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铁官。皆以邮行”。文书先以“以次传”，再“别书”“以邮行”，正与《语书》所记相同。而据我们的研究，里耶“别书”之临沅，正是秦洞庭郡治所所在(详本书第三章)。《语书》“别书江陵”，是说文书的正本(真书)要“以次传”往南郡各县道；另抄副本(别书)从江陵出发，“以邮行”，发送到县内各乡里。由此可见，由《语书》“别书江陵”并不能推导出南郡治所不在江陵。而从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看，当时南郡的治所即在江陵。据我们考察，秦里程简册的年代当在前278 年秦攻占楚郢都设南郡后不久，说详本书第五章。

此外，江陵松柏汉墓所出木牍，记录武帝前期南郡县道名目，其中并无“郢”县。^[69]这是武帝前期南郡无郢县的铁证。由此上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汉初吕后二年汉朝所辖县道名目，其中亦不见有郢县。^[70]里耶秦简牍记秦南郡县道甚详，其中亦无郢县之目(详本书第三章)。由此不难推测，《汉书·地理志》所载南郡之“郢”县，其设立当在武帝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