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观与国家形式的关系及其未来形式

拉德布鲁赫认为，基于国家和阶级二词混同的国家否定说已被国家肯定说取代，因为社会主义共同体虽不再是阶级国家，但依然是国民国家。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国家形式，即民主的关系。“民主的危机”表现为民主理想图景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见表7.4）。

表7.4　民主理想图景与社会现实的矛盾

要应对源于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混同于社会现实的“民主的危机”，既要承认民主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不相适应，又要从民主意识形态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更贴近生活的价值，即冯特“目的的异质化”过程。

旧的个人主义在新意识形态下绝非毫无意义。个人主义只看到个体，无视个体间的一切社会联结，依其而构建的民主国家一概不承认现有社会集团的约束，以其自身规律从社会固有规律下解放出来，民主成为一种无论社会势力关系如何转移都以明敏的辨识力直接作出政治表达、在无神世界中听命于多数意志的神圣裁可的国家形式。通过民主，资本的强势地位得以不受束缚地表现出来。但总是听命于最强者的民主，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授予法律形式和认可，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民主虽然只是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势力角逐消极地不抵抗，但这已经意义重大，因为其他国家形式都是强烈抵抗这种角逐的。民主似乎在特定时代和国家实际阻碍着社会主义，它试图以公民平等的法律面具，作为经济不平等的心理代偿物，但与此同时，随国家公民平等而生的社会完全平等的意识形态，也潜移默化地起着对经济不平等的批判作用。民主还能直接促进社会主义，选票多数和议员多数实际上是政治力量的结果，可利用媒体和舆论、资本和群众来赢得多数，选举和议会是议会外势力角逐在政治上的估价场所，而非势力角逐的舞台；通过赢得社会和经济力量的阶级斗争，工会组织、企业协议会、政党宣传、国旗党^[4]，可实现强有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最后，大众政党不应顾忌发动群众，当资产阶级的新闻腐败成功地歪曲了舆论中的社会势力关系，大众政党可组织群众上街罢工重现真实社会关系，而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抗争新闻腐败万不得已的、残酷的最后手段。综上，民主可以帮助社会主义方向的势力角逐做出政治表达。民主的未来形式可纳入社会主义共同体思想，新的民主意识形态的方向不再是自由和平等，而是共同体和领袖体制。

基于社会集团的“职业等级代表制”曾是魏玛宪法制定时的构想，但现在成了法西斯和一切民主敌人的口号。其必然失败是因为用代表人数来表现不同职业及阶级的社会比重的不可能性，代表人数只会是臆断的结果，用评价阶级的数字来表达雇主和劳动者的关系，只是一种等价的权宜之计，劳资之间强制性等价恰恰排除了在民主下可发挥作用的劳动者投票数字的多数，这正是反动派所希望的。但即使用代表数来表现职业阶级有实际可能性，职业代表制的努力也无价值，因为它可能导致整个政治的经济耗空或职业组合化，每个职业或阶级得到授权对自己利益所系问题表明立场，为政党利益服务的政党意识形态至少要表明服务于全民福祉，而职业等级代表则宣称只为自己阶层利益服务，普遍社会福祉只是其偶然副产品。因此，无论何种职能组织都维护旧的力量关系或价值关系，结果将造成反动的永久化和对进步的阻碍。

下面具体说明民主社会学与民主意识形态的对立：

1.民主与政党

卢梭倾向于把政党的创立看作对民主主义人民意志的歪曲。多数意志建立在政党间的投票斗争之上，不仅意味着由多数党内部经过投票斗争产生的特殊多数汇集而成，也意味着一党内部被多数派压制的少数派对国家意志的形成不具有任何直接影响力。但现实中政党不必顾虑民主思想，只需关注对个别选民的领导、挑选和召集，这种新的民主表现形式知道选举人不是直接由每个人，而是由民众社会集团形成的。与民主本质相抵触的不是政党，只是德国当前的政党制度：（1）一般否定多党制，称颂两党制。但后者要求轮流执政的两党有共通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理念，而在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将导致国家动荡倾覆，只有两党联合政府才能带来稳定。而且社会主义立场也不希望纯社会主义政权，那会带来对现今社会子虚乌有的无产阶级权力的幻想和幻灭，损害工人政党。（2）造成民主困难的是政党制度的僵化，由于历史和国民特性，德国政党是纲领和组织固定的特殊、封闭政党，政党都是信仰政党，难以像利益政党那样妥协，世界观政党间的政治斗争升级为宗教战争，延伸到私生活中。德国政党需要一点自嘲、相对主义、莱辛精神、英国的fairplay和法国的典雅。(www.xing528.com)

2.民主与议会主义

议会活动不再通过意见交锋来形成真理，而成了政党不给对方反驳机会的单方面意见宣布，观点既定的政党不能也不愿接受更好的意见。新的议会活动应致力于恢复意在说服的意见斗争，不是强迫对手接受自己的论点论据，而是为了说服对手；而现在官方讨论中真正的意见斗争越来越少，在议会及委员会形成的观点中看不到对立观点的呈现和影响；说服性的意见交换只在不同政党的议会领袖间的机密会谈中出现，又随着政党领袖们对这种机密性信任的动摇，说服性也不再可能，领袖之间出于国家整体的义务感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上院意识，不存在基层的那种激烈斗争。

3.民主与政党领袖

议会政治的现实与其意识形态相反，不是议会的统治，而是取得议会信任的领袖们的统治，只要议会未撤回信任即不受议会牵制。魏玛德国比例选举制据称可抑制领袖制，但比例选举制下要得到议席不仅要赢得选民信赖，也要在党内获胜。不能指望反对党内书记的个人领导制、反对领袖制，因为能在党内考验下赢得地位并贯彻自身信念和主张，本身就是人格和才能的证明。未来比例代表制可向候选人更接近选民的方向修正，但这针对的不是党书记，而是竞选中结成的“联合辛迪加”，不是社会民主党内的危险，而是各党共存的弊病。当决定候选人提名的不再只是一党的中心地位，而是与地区选民的关系，经济实体对政党施加的结成竞选辛迪加的压力自然会减小。

4.民主与政治家

政治家从进入议会的党人中产生，以其机会主义区别于政党领袖，在必要时抛弃任何原则或纲领，仿佛没有固定信仰，准备得罪任何一方。但这种机会主义并非墙头草，它不对抽象原则负责，而对经验的国家人格负责，成为脱离个人或本党利益、把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融合的国家机关。总统艾伯特鲜明体现着从政党领袖到政治家的形象。

5.民主与官员阶层

政治家也可从专家中产生。领袖或政治家必须与官员严格区分：领袖负责统治，目的设定取决于他们的自身决断；官员负责管理，寻找和运用科学上有效可行的手段。因此过去的集权国家把政治家作为最高级别行政官员是不正常的。但目前官员的政治化还未能被克服，“官员阶层民主化”构想试图构造一种无摩擦无抵抗执行统治意志的机器，但社会现实是，在党派政府更替中、在不同的政治化部长领导下，官员们形成了一种中庸路线的自身意志，各部部长和部属之间暗暗地斗争着。

面对多重交织的矛盾，人以自身明辨和技巧来协调和实现平衡，这正是民主的最大优势。“民主危机论”的制造者应知：民主尚在襁褓中，远不是完全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