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布鲁赫反思战争与纽伦堡审判：世界法的构想

《法哲学入门》第十章总结了未来世界法构想。无论是国际联盟还是联合国，都只有当超国家的人类为着超国家的使命而甘心服从时，才可能成功。要解决国际争端，不能单靠妥协，而应超越国家对立，冷静地区分合法和不法，法官和仲裁员必须从更高的利益层次出发，而至今尚无这种超国家共同体意识，反而强化了国际摩擦和战争的危机。只有中世纪天主教会曾达到这种超民族的整体文化组织，把基督教世界联成一体。宗教团体如修道会横亘各民族间，整体文化得到教会的保护扶持并被赋予超国家属性，基督教艺术使欧洲文化融为一体，统一的拉丁语推动了统一的学术和文学，教皇创立的大学向各国迁移，罗马教会法开始统治欧洲。直到宗教改革后，文化领域才被各国从教会手中夺回。但教会圣座至今也依然代表着宗教文化领域，成为国际法上的主体。梵蒂冈城国不只是单纯的历史遗产，也是未来国际法建设的榜样，它代表着文化领域的组织化，有权与各国在同一平台上磋商。

作为国际法和平活动前提的共同体感情，只能从各种超国家的力量出发，如科学、艺术、宗教、法律、经济。但当今承载着超国家价值的“知识分子”不仅没能显现出超国家意识，反倒先陷于某种国家主义的精神病中。这是因为文化只有在致力于超国家使命的文化代表者团体中，才能形成超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其中人们不仅是单纯的知识共同劳动，而且在人格和工作中表现出超国家的崇高性。一个法律秩序存续的前提，是共同体成员不仅满足自己特殊利益，而且怀有共同的法感情，超国家的法呼唤超国家的人，没有世界公民，就没有世界法官。

国家与文化团体、国家与教会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并存虽会产生紧张关系，但这些利益对立正是超国家文化组织的应有之义。目前很难期待国家主动把这类对立者、敦促者认作国际法上的伙伴。只有在世界舆论强烈回荡着超国家热情的时代，才能推动对这类文化团体的国际法承认，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原子弹爆炸为顶点的恐怖体验，让人直面这一选择：要么世界和平，要么世界毁灭。人类不能放弃靠理性力量认识并驱逐这些危险的努力。

纽伦堡审判展现了未来和平的前景，与崩溃了的极权恐怖国家形象相对，贯彻着英美司法的客观精神。其价值包括：（1）认识上的突破，国际法义务承担者从国家扩及个别政治家或国民，实现了国际法向世界法的跨越。（2）教唆侵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两种新型犯罪，反人道罪表明，对本国人的罪行同时也是对全人类的罪行。（3）创设国际刑法，针对政治家或个人施加的国际法的不法。国际刑法不实行罪刑法定，并溯及既往，这与占领军恢复德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看似矛盾，但禁止新刑法溯及既往的原则仅适用于法典化的刑法，而在刑法作为法官法的形成阶段，判例法的思维方式必然要求溯及地适用于当前每个案件。国际法的特色是由案件推动的渐进性法律发展。当然，纽伦堡只是一个开端，只有当国际法院有能力对不是战败国，而是更强大的违法者审判和执行，才能强化这种国际法的革新。纽伦堡首席大法官杰克逊指出：只有能够宣判任何国家的侵略为有罪，也包括今天坐在法官席上的国家，这样的法律才真正有效。

尾高朝雄指出，拉德布鲁赫国际法哲学有三点值得注意：

1.受凯尔森国际法理论的影响

凯尔森以他的规范逻辑主义证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一元构成，即不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差异，而在一个总的体系中找到其位置，国际法既可看作一个法律秩序的两部分，也可看作互相重叠的两个阶层。国际法或国内法的优先次序就取决于世界观立场差别，拉德布鲁赫分别从个人主义和超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说明这个纯粹法学的两种理论构成。但国际法与国内法是否完全同质，并可由一个法秩序总括在内，是值得怀疑的。众多国家法作为异质的法秩序并存，国际法以给这些并立的法秩序填入框架的形态存在于其上，这种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多元构成（瓦尔茨），似乎更符合国际法的实际状态。

2.支持超人格主义

拉德布鲁赫认为由于彻底的个人主义将到达世界国家，而超个人主义又导致对国际法的否定，只有超人格主义才能为国际法赋予基础，因为它既注重民族国家的特性，又要求国际文化协作。而这就背离了他自身的相对主义，表明了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的客观志向，超人格的国际法也必然要求具有各民族特殊性的文化国家，与个人主义和超个人主义相协调，并要求法的正义性的最高标准。

3.否定战争

1910年《法学导论》表明了拉德布鲁赫最直接切实地废弃战争的信念；1932年《法哲学》中这种反战态度则稍为缓和，因为宗教哲学还可以微笑面对战争的残酷性。20年代的德国正是衷心贯彻反战论的和平国家，为何十年后遽变为一个横冲直撞的军事国家？人类为何难逃周期性战争的厄运？如何确立根深蒂固的世界和平基础？这是“跨越国际法、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的多元、多角度、全面综合的人类整体的最深刻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也正是超人格文化主义的追求。

综上所述，拉德布鲁赫在他的著述中经常表达出对超人格文化主义的向往，在国际法方面体现为他对“民族权力国家”和主权理论的反对以及对国际联盟这类国际事业共同体的支持，在战争方面则体现为对战争的反对态度和对战争罪恶的揭示。其中有很多重要观点与他的法哲学相呼应，如从具体国家个性出发将导致国际无政府主义，国家文化的比较不是通过量而是通过质，通过武力来强行推行的文化并不能证明文化的优势，等等。战后的拉德布鲁赫反思战争和随后的纽伦堡审判，提出“世界法”的构想，认为战后正是世界舆论中充满“超国家”热情的时代，是人类必须拿出理性来面对“要么和平要么毁灭”这一历史选择的时代，纽伦堡审判回应了这些需要，以溯及既往的姿态向极端的国内不法宣战，创建了由案件逐渐推动的国际法的开端。要解决全人类最根本的和平安全问题，在他看来，也许只有超人格的文化主义才能担负起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

【注释】

[1]基于同样的考虑，也舍去了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一书中关于教会法——教会内部法、国家教会法和教会国际法的论述。详见《法学导论》第十章。

[2]Karl Binding（1841—1920），德国刑法学家，著《规范及其违反》《德国刑法教科书》《德国刑法的罪责》等。

[3]Bernhard Windscheid（1817—1892），德国法学家，参与德国民法典草案起草，著《学说汇纂法教科书》等。

[4]史怀哲（Albert Schweizer）在《在水和原始森林之间》（1926）中描绘土著居民只在现实定罪时才感受到正义，而当事实上的罪犯因未能形成优势有罪证据而不能定罪时，对判决无比义愤填膺。

[5]见卡尔·施密特，《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Carl Schmitt（1888—1985）德国法学家、保守哲学家。

[6]出自1948年《入门》23节，德文全集卷3，第178页。

[7]这段话极其重要，出自1932年《法哲学》第25章，有助于澄清从同书第9章推出拉德布鲁赫在纳粹上台前是实证主义者的误解，被1948年《入门》原话采用。中译本此处翻译有问题，见德文全集卷2，第416页。(www.xing528.com)

[8]ständestaat是欧洲历史上出现于封建国与专制国之间的国家形态，产生于中世纪末王权和等级的对抗。等级议会在国家发挥重要作用，出席者有贵族、僧侣、市民代表，有时还有农民代表，如法国三级会议、英国议会、德意志帝国议会和领邦议会、西班牙科尔特斯等，但除英国外都未能发展为近代议会。等级议会争点包括课税、王位继承等问题。

[9]载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1927， S.5ff。见德文全集卷2，第467-476页。日译者桑田三郎、常盘忠允，收入日文著作集卷5，第1-24页。

[10]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德国政治理论家，民主党创建者之一。

[11]俾斯麦（1815-1898），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人称“铁血宰相”，任普鲁士王国首相期间，发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统一了德国，1870年成立了德意志帝国，自己任德意志帝国宰相兼普鲁士王国首相。1890年被德皇威廉二世解职。

[12]俾斯麦时期的帝国、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用“Deutsches Reich”一词指称与各邦相对的统一国家，都可译为德意志帝国，区别于现在的联邦共和国。

[13]腓特烈二世与磨坊主米勒的故事是虚构的；他以命令推翻高等法院对另一个米勒的判决倒确有其事。

[14]因为没有绝对平等，只有抽象平等。

[15]Rudolf Stammler， The Theory of Justice， translated by Isaac Husik， The Macmilian Company， 1925，pp.217-223.把义务人当做邻人，就是当做目的而不是手段、共同体的参与者而不是孤立的个人。

[16]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27-145页。

[17]埃布哈特·施密特主编，《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普通德意志刑法典草案（1922年）》1952，第53页。

[18]按罪犯分类的刑罚目的参见《法学导论》第94页示意图。

[19]Otto Friedrich von Gierke（1841—1921），德国历史学家、法哲学家，著《德国团体法论》《德国私法论》《自然法与德国法》。

[20]Alois von Brinz（1820—1887），德国法学家、政治家，罗马法学者。著《补偿理论》《民法内容批判》《潘德克顿教科书》《善意占有法》。

[21]第155条第2款：因应住宅之需要，奖励拓殖开垦或发展农业，土地所有权得征收之。家族内之土地财产应废止之。

[22]第154条：继承权，应依照民法之规定受保障。国家对于继承财产所应征收之部分，以法律定之。

[23]如魏玛宪法第2条：联邦领土，由德意志各邦构成之。其他地方，如其人民照自决原则愿归属者，得依联邦法律接受，使归入于联邦版图。

[24]《瑞士民法典》引言第1条：（1）凡依本法文字或释义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2）无法从本法得出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习惯法裁判；如无习惯法时，依据自己如作为立法者应提出的规则裁判；（3）在前一款的情况下，法官应依据公认的学理和惯例。

[25]指马太福音26.24“……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它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