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宾丁[2]的规范说，法的本质是命令，包括命令和禁止、指令规范（Bestimmungsnormen）和义务规范。其实践结果是刑事不法要求违法性意识。但规范说不能说明产生民法损害赔偿义务的不法状态的法律性质，也不能说明合法行为中不需要有意识合乎义务的行为。实际上，指令规范和债务规范只是法的第二性形态，法的第一性形态是价值规范，它把特定状态或行为标记为合乎社会期待或反社会。所以，不法不应被解释为不服从命令，只要有反社会行动的意识即可，这必然包含不服从命令的违法意识。另外，法秩序也不全由指令规范构成，指令规范产生法律义务、法益概念，但权利概念不依据指令规范，权利只是由权利人自己要求或发起的保护法益可能性，它来自授权规范。指令规范基于法律义务，授权规范则以法益重塑权利，当立法者期望与个人利益或期望方向一致，则以后者赋予权利，方向相反则以前者课以义务。
权利的前提是人格概念，意味着以人为自身目的而非手段。权利的内容，本质上是“受法律保障的意思能力”（温沙伊特[3]），目的上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耶林）。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既是道德的自我主张，也使道德义务履行成为可能。但①权利往往只是自称的，未必有法律意义；②和平也是一种价值，民事细故多以和平为主，家庭法和公法的权利才更有义务性；③私权所负义务不仅是道德义务，也受法律保证，如社会法。权利的种类有：物权与债权、公权与私权等。
物权与债权的比较如表5.1。
表5.1 物权与债权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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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前资本主义的法律状态是以物权为基础的静态秩序：居住权和劳动权建立在所有权上，领主权建立在农奴统治权上；债权只是实现物权的暂时手段，直接联结消费者和生产者。信用经济下的资本主义法律秩序是以债权为经济目标的动态秩序：居住和劳动基于房屋租赁和雇佣契约；资本投入不限于物权，也包括请求权、股票、有价证券、银行账户等；物权间的请求权通过中间商，经历长长的链条。
权利又可分为私权与公权。私权主要是民法上的权利，公权又分为市民权和国家公民权。市民权包括基本人权和对国家的请求给付权，如法律保护、社会扶助等；国家公民权是参与国家政治权，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此国家作为法律主体，与公民处于同一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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