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较之有形遗产而言它十分脆弱，如指间之沙，稍有不慎就会流失于指缝。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记录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截至2013年12月，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总数已达37项，成为世界上入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本专题为大家挑选了丰富的内容：昆曲、端午节、应县木塔（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针灸、珠算、龙泉青瓷，它们在不同的领域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是什么让它们具有如此大的魅力？是非遗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请你细细阅读，相信一定会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把你吸引。
（一）大美昆曲[1]
吴 心
2001年5月1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第一批名录中，出现了中国的昆曲。昆曲是中国第一个上此名录的艺术项目。
昆曲之所以入选在于它是我国古典表演艺术的经典，而又现状堪忧。当时昆曲的现状是怎样的呢？2000年之前，全国大约有800人在从事昆曲工作，号称“八百壮士”，后来只剩下600人。全国6个昆曲剧院团创作、演出普遍陷入困境，演员培养及艺术创作均无力投入。考虑到昆曲是被称为中国戏曲之祖的剧种，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形态，这种状况实在令人叹息。各国列入文化遗产目录的艺术，大都处境艰难、濒临绝灭，这说明全球都面临着如何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便是保证这些杰出文化的生存。联合国此举确实挽救了中国的昆曲，使之得以绝处逢生。入选遗产名录之后，昆曲得到国人自上而下的广泛关注，之后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巡演更是刮起了一股不小的昆曲风。而令人深思的是，昆曲这种濒临绝境的状况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20世纪50年代，在戏曲界盛传着一段佳话：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这出戏即《十五贯》，被救活的这个剧种就是昆曲。原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范围内已没有一个职业昆剧团。因为《十五贯》的创演，全国随之成立了6个昆曲院团，昆曲获得新生。然而仅仅半个世纪，昆曲又濒临绝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剧种一而再地出现险情，又一而再地要被抢救，且奇迹般地重生呢？还是追本溯源吧！
中国戏曲兴于元代，表演形式被称为元杂剧。元杂剧由宋杂剧发展而来，主要流行于北方。而自南宋开始流行于南方的杂剧则独立发展并形成了宋元南戏，南戏在元代不如元杂剧盛行，当时文人的介入主要在杂剧，南戏则更民间化、通俗化，在南方流传广泛。至明，杂剧衰落，而南戏演变为“传奇”，在明清两代进一步发展。昆曲属于南戏系统，是发源于元朝末年江苏苏州昆山一带的曲唱艺术，原名“昆山腔”，它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一同被称为明代四大声腔。
明朝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取了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曲的长处，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的特点，又吸收了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以笛、箫、笙、琵琶为伴奏乐器，造就了一种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之后，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对昆腔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隆庆末年，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创作传奇，提高了昆腔的品位，学习昆腔者日益增多。昆山腔的流布区域开始只限于苏州一带，到了明万历年间，便以苏州为中心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并逐渐流布到福建、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河南、河北各地，万历末年流入到北京。昆曲成为传奇剧本的标准唱腔：“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到了清代，由于康熙皇帝喜爱昆曲，使之更流行。这样一来，昆山腔便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昆曲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昆曲开始独霸梨园。上至王卿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
昆曲所表现出的戏曲表征虽然明显是南方的，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但是其美学趣味却并不限于一时一地，因为它被中国的文人所钟情，凝聚了中国广大地区文人的美学追求以及艺术创造。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修养、闲适生活和对空灵境界的追求，赋予了昆曲节奏舒缓、意境曼妙、追求唯美的独特文化品位。正是由于承载了文人的雅趣意向，昆曲才具有了极强的广泛传播的可能，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基本保持着它在美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对各地方剧种产生了影响；而各地方剧种也确实都从昆曲中汲取了营养。
然而到了清乾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崛起，舒缓、惆怅的风格与他们格格不入，昆曲曲高和寡，不受市民的青睐。即使是文人士大夫们也开始务实起来，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昆曲曾因为文人的钟情而流布全国，现今又因为文人的冷落而走向衰落。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昆曲重生。“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西方音乐形式大量涌入，戏曲渐被青年摒弃。失去了观众的整个戏曲界都发展维艰，而戏曲园中的昆曲又是现代根基最脆弱的，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说到的窘状。
不过这世界上自生自灭的事也多了，何以昆曲总是像不死鸟一样能够涅槃重生呢？
这还是与昆曲自身的艺术特点有关。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昆曲，只有一个字：美。
昆曲表演的最大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在长期的演剧历史中还形成了载歌载舞的表演特色，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在语言上，原先分南曲和北曲。南曲以苏州白话为主，北曲以元大都韵白和京白为主。昆曲的伴奏乐器，以曲笛为主，辅以笙、箫、唢呐、三弦、琵琶等（打击乐俱备），使之在无大锣大鼓烘托的气氛下旋律清丽悠远，更加优美。
昆曲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柔曼悠远见长。在演唱技巧上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俗称“水磨腔”，“水磨腔”奠定了昆剧演唱的特色，每唱一个字，注意咬字的头、腹、尾，即吐字、过腔和收音，使音乐布局的空间增大、变化增多，其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特点也愈加突出。
昆曲的念白也很有特点。由于昆曲是从吴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语音带有吴侬软语的特点。其中丑角还有一种基于吴方言的地方白话，如苏白、扬州白等，这种吴中一带的市井语言，生活气息浓厚，而且往往用的是快板式的韵白，极有特色。
不过以上这些还只是昆曲表面形式的东西，单靠这些并不足以支撑它坚韧的生命力。昆曲的生命力本质上源于其文化特质。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的一种艺术，它把歌、舞、诗、戏糅合得精致优美，以最简单的舞台表演，展现出最繁复的情感意象。舞台上演员身段的一招一式，眼神的一顾一盼，婉丽妩媚，一唱三叹，无不浸透着中国文人审美情趣的情致，这种情致是抒情的、含蓄的、写意的、象征的、诗化的。在长期发展中，昆曲虽然剧目众多、文武兼备，但它显然更适于才子佳人戏，像昆曲大戏《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剧目，展现的情致甚至是浸透了阴柔之美的，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相对于西方而言是最东方的。当然，这种东方特质的内容在中国三百多种戏曲剧种里都有所体现，但只有昆曲包含的特质最鲜明、最唯美，且具较高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昆曲由于其命运遭冷落，而更追求清灵脱俗，绝不讨好世俗的口味，正是这一点赋予了昆曲独特而非凡的高贵魅力，这种美虽然很小众，却是后人难以割舍的。
昆曲曾经影响中国戏曲甚巨，而戏曲又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其精美的表演艺术竟然落得几乎失传成为绝响，令中国文人的心灵不安。它的唯美精致和它给予观赏者的独特的美的体验，是不能任其自生自灭的，因而总会有人适时地站出来为它的生存倾尽全力。
昆曲严格的程式化表演、缓慢的板腔体节奏、过于文雅的唱词、陈旧的故事情节，与大多数当代人的审美需求相去甚远，但它永远不缺少小众知音。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将汤显祖原作删减为上、中、下三本，配以现代化的舞台处理，既保持原作特色，又符合当今审美，美的舞台、美的化装、美的服装、美的演员，烘托出一部大美的昆曲。
唯美的精作，这或许就是昆曲的生存模式。
昆曲因其特性不可能在当今大红大紫，亦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但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作为世界遗产，我们有责任不让它自生自灭，我们也相信它一定不会自生自灭！
（二）端午时节话习俗[2]
沈 阔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端午节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各民族也有着许多不尽相同的习俗。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等说法，各本其源。据闻一多《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考证，端午的起源应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最主要习俗之一，在各地均十分常见。在古代，竞渡游戏作娱神与乐人用，是祭祀仪式中半宗教性、半娱乐性的节目，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寓意。近代以来，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民主革命家秋瑾女士的意义。据说，有些地方龙舟开划于夜里，张灯结彩、来往穿梭，水面上、水波下情景动人，别具情趣。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划龙舟，历史也十分悠久。贵州苗族群众在农历五月廿五至廿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
清乾隆二十九年（1736），我国台湾首行龙舟竞渡。当时知府蒋元君在台南法华寺半月池主持了比赛。延续至今，我国台湾地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举行这一赛事。我国香港地区每年也举行龙舟竞渡。
吃粽子是中国人在端午节的又一主要传统习俗。据记载，粽子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初具雏形，用菰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含碱的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包成四角形，称为广东碱水粽。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粽子的原料里添加了中药益智仁，称益智粽。时人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宋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做的“实物广告”，说明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由菰叶变为箬叶，附加馅料更加多样化。
现在，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用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做馅，其中以浙江的嘉兴五芳斋和湖州诸老大为代表，前者较粗实，后者较细巧。
在中国的邻国中，如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人们也一直过端午节。现在，欧美的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等也有端午节目，彰显出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韩国人过端午要用菖蒲水洗头。在农村，全村人会跪倒在村口大树前祈求家庭和睦、健康平安，一起祭拜自己村子的守护神。2005年11月，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非遗”成功；四年后，中国端午节申请世界“非遗”成功。据韩国专家介绍，江陵端午祭重在祭祀，祈愿丰年、富有与健康，这一点与中国端午节始于纪念屈原、活动多以农历五月初五当天为主不同；江陵端午祭持续一个月之久，活动由舞蹈、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构成，而中国端午节的习俗是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插艾蒿，熏苍术、白芷，喝雄黄酒，儿童戴荷包、五毒肚兜等。中国学者则认为，虽然目的、形式有差异，但历史的出处、成因、借鉴、沿袭是一目了然的。
江陵端午祭以民众娱乐为主，如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拔河、摔跤、荡秋千、投壶等。过去，韩国人家家户户都会在端午节当天摆上散发着艾草和糯米香味的艾子糕以祭祖先。
和中国习俗差不多，日本人过端午节主要是为了避邪，在屋檐下插菖蒲，也吃粽子和柏叶饼。
日语“菖蒲”和“尚武”是谐音，因此，日本端午节渐渐地变成了男孩子的节日，人们希望男孩子茁壮成长、长大后事业有成，于是竖起鲤鱼旗，摆上武士偶像、盔甲和战帽。据说竖鲤鱼旗同中国望子成龙的意思相仿。
日本民众都知道端午节是从中国传过来的，现在演变为儿童节，时间定于公历5月5日。这一天日本人也是吃粽子。日本粽子包裹的是磨碎的米粉，形状习惯于锤形——日语称粽子为茅卷，呈长圆柱形。据说，日本的粽子是平安时代（794～1192年）从中国传入的，当时只在皇宫中举行端午节庆做供品，后来才普及到民间。
端午节是新加坡重要的节日之一。多年来，这里的东海岸公园都会举行精彩的龙舟邀请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云集纷争，一较高低。值得一提的是，节日里娘惹粽很受欢迎。所谓“娘惹”，是指华人和马来西亚人通婚的后代，男性称巴巴，女性称娘惹。娘惹粽不仅意味着是由妇女包扎，而且含有从中国传来又充分具有当地特色的“混血”品种这一含义：将虾米和辣椒放在一起捣烂，然后和炒好的肉馅一并用糯米包裹而成。由于里面还加了香料，因此口味较为浓重，吃起来又香又辣，颇具南洋一带风味。
吃粽子以求五谷丰登是越南人过端午节的主要意义。父母会给孩子准备很多水果、身上戴五彩线编织的吉祥符。节日里，大人会饮雄黄酒，并在小孩身上涂雄黄酒驱虫。
现在，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弘扬、魅力所至，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开展了端午节的标志性节目——赛龙舟。这项充满趣味的运动在有的国家非常流行！
从1979年开始，在波士顿儿童博物馆举行一年一度的波士顿龙舟会，已逐步形成美国的文化节日。中国传统的赛龙舟已经悄悄渗入了部分美国人的运动习惯，成为发展最快的流行体育娱乐项目之一。美国龙舟协会负责人透露，从旧金山、纽约到沿密西西比河周围的很多地方，都有人专门组建龙舟队，目前共有四百多支。
随着对中国了解的不断加深，俄罗斯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兴趣十足。每当中国端午节前夕，别开生面的比赛——端午龙舟大赛就会在俄罗斯拉开战幕，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欢乐。
端午赛龙舟，在德国落地生根已经有二十多年了。1989年，龙舟活动传入德国，汉堡举办了首届龙舟节。1991年以后，龙舟竞赛改在法兰克福举行。竞赛设在市中心莱茵河上，参赛龙舟总在二十条以上，每条龙舟可容纳二十人，选手允许自带划桨。届时，无论河上还是岸边气氛都非常热烈——莱茵河畔聚集了上万名专门来观看比赛的市民。
加拿大多伦多国际龙舟大赛经历了二十三年后，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龙舟赛事。每逢中国端午节期间，多伦多的中央岛便拉开帷幕，多达一百八十支来自本地及海外的龙舟队、六千名各族裔人参加比赛，并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赏。当主办方代表与嘉宾抵达中央岛时，等候在岛上的“醒狮”就会上前迎接，簇拥着嘉宾融入抬轿游行的队伍，场面十分热闹。在近年，参赛的队伍中又出现了多支清一色女子赛手组成的队伍，同时也出现了青少年队和老年队。
（三）应县木塔[3]
塞外凛冽的寒风中，一座参天的木塔孑然屹立。如今，释迦塔下早已不是金铎声碎、寒鸦渡影的凄恻景象。世界上最高的木建筑的美名，招徕着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瞻仰与朝拜。然而，来者带来由衷的神往与敬畏，去者却捎走了无限的狐疑与猜想——是谁肇建了这峻极神工的释迦木塔？如此广厦因何偏安在应县这名不见经传的边城呢？每有问及于此，应县人就会将你引进塔去，指着一层大殿门楣上面三个女人的画像告诉你，这就是出资建塔的辽代皇后。
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应州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大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就是说，木塔是在公元1056年，由一位姓田的和尚奉皇家的命令修建的。但是，这个说法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康怀英长期从事与应县木塔有关的佛教文化史研究。在他看来，木塔始建于辽代的说法甚是荒谬。辽国统治时期，这个地方紧靠雁门关，也就是敌国的边界。“辽”应该说是位于最边上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会举全国之力来建造这样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呢？金沙滩，这个我们在小说和戏剧中无数次听到的地方，原来就在应县附近。
历史上，这块本属于汉族的土地在后晋年间被迫割让给了契丹。自从北宋统一中国南方以后，宋朝廷立志讨还原属于汉族政权的这片土地。于是，辽宋之间经年累月的武装冲突就在这里无休止地发生。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辽宋时期，要修建这样浩大的工程，非倾举国之力不足以为之。无论辽宋，都断无道理和能力在战场上这样大兴土木。并且，在与正面门楣相对的后门门楣上面，还描绘着三个男人的画像，与前面三个女人的画像相对应。如果其中的一个女人就是萧太后，那么，木塔门楣上其他的男人和女人究竟是谁呢？
这幅女人画像其实描绘了佛经里面非常庄严的、天人供养佛陀的一个场景，它与后槽门额壁板上的三个男人形成了前呼后应。但是画的是谁呢？相传是辽兴宗的皇后萧挞里、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还有一位是辽圣宗的法天皇后萧耨斤。康怀英的解释是，这六个人物形象根本就不是俗人，而是佛经里的天人。如果真是这样，这座木塔的建造应该与辽朝的皇后没有什么关系，并且这座木塔的建造风格也与辽宋这个时代严重不符。
那这座木塔又是由谁设计的呢？它千年不倒的秘密是什么呢？
相对于唐代建筑，宋代建筑用材装饰性更好，就是大家常说的花团锦簇、小巧玲珑，尤其是斗拱上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县木塔，其木塔用材更多接近于唐代的建筑风格。长期游牧的契丹人理应没有建造如此复杂的木构建筑的能力。如果建造木塔的建筑师来自与它同时代的宋朝，那么塔的建筑风格必然带有宋朝的特征。然而，辽代佛塔长着一副唐代的面孔，这是怎样的一位建筑师？居然在按照一百多年以前的样式，来建造如此宏伟的工程？
早在宋朝建国之前，辽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其中，在这片土地上，包含了早已存在的汉族俘户。这说明在唐灭亡以后的长期战乱中，有大量的汉族人或逃难或被俘而成了辽帝国的臣民。这其中有部分人就是建筑师，设计木塔的这位建筑师很有可能就是俘户的后代。他就很有可能一直沿用唐朝的建筑风格。
在木塔的一角，悬挂着一块不太引人注目的匾额。上面题着四个大字：百尺莲开。的确，这座木塔通体都被一种呈花朵状的木制构建紧紧包围着。层层递进，直上云端，犹如莲花连缀装点而成的佛座，一派宁静吉祥的佛国气象。这种复杂的木构件被称为斗拱，它又和木塔的千年不倒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在赵师傅的作坊里，我们目睹了组装这种复杂的构建的过程。难以想象，古代的建筑师是怎样发明了这样复杂的“积木”，并把它用在建筑上面的。单就斗拱来说，一组斗拱上面的接触面很多在木塔里面，每一层又有许多这样的接触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抵抗大风或者地震的水平推力，这也是木塔保持将近千年变形不大或是不倒的一个主要原因。
即使与其他古代建筑相比，释迦塔上的斗拱也显得过于密集。这也许正是它那无可匹敌的高度的需要。在建筑学家的眼睛里，这种华丽繁复的装饰物就如同汽车的减震器。在斗拱细碎的支撑点上，大风和地震的巨大能量会被进一步消耗和分散。全塔四百多组斗拱保证了木塔在晃动中不至于被摧毁。
这样一座侥幸保存下来的最高木塔，固然有它能存留下来的秘密，但这些秘密，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寻。
这些拥有着不一样的传奇故事的宝塔，在那些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或存或亡。今天，当我们再想看一看这些震惊世界的宝塔的时候，留给世人的也许是那荒废的塔基，也许是美丽的传说，也许是那些高超的建筑技术。但更多的，应该还是对那些华美壮丽的宝塔的幻想了！
（四）华夏“针”功夫[4]
郑蓉蓉 沈钰浩 吴勇韬
2010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申报项目“中医针灸”和“京剧”，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消息一出，长期无人关注的针灸立刻引起了热议，“针灸”立刻在中国的几大搜索网站里，成为热门词语。
针灸起源于中国，最初的用具是砭石，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用尖尖的石头按压某些部位来治病。到了秦汉时期，砭石进化成金属针，一直传承到现在，并在传承过程中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医学。针灸由“针”和“灸”构成，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针法是把毫针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灸法是用燃烧着的艾绒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病。针灸通过刺激经络穴位来产生治疗作用，包括拔罐、刮痧、耳针、穴位注射、穴位埋线等多种形式。
来自中国的神秘功夫
针灸和中国功夫一样，是国外人士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之一。曾经创造票房奇迹的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里就出现了针灸的身影：熊猫因为不愿放弃龙斗士的资格，被师父着实修理得伤痕累累。圣手螳螂为其用传统的中医针灸疗伤，由于熊猫皮毛深厚、脂肪众多，螳螂在寻找穴位的时候煞费脑筋，因而在熊猫突然趴倒在地之时，我们看到熊猫的背上尽是长针。电影的情节难免有些虚构和夸张，但现实生活中，针灸却实实在在地扮演着救死扶伤的重要角色，并成为最被西方人接受的中华传统医学项目。
据介绍，美国纽约州议会1990年通过法案确立针灸的合法地位，英国伦敦约有20%的人接受辅助治疗，而针灸是最常用的疗法之一。还有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把针灸列入医疗保险范围。(www.xing528.com)
“中医针灸在国际上的认可度相当高，目前已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在中国留学的外籍学生中，自然科学类选择学习针灸的人数最多。”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浙江省针灸推拿医院院长方剑乔介绍说，针灸可以治疗的病症达300多种，其中有43种疾病的治疗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乏人问津的寂寞
相对于针灸在海外的火爆，在我国的大学里中医针灸却是个冷门学科，学习的人数少，开课的学校也少，来针灸科看病的人更是门可罗雀。“虽然外国人很认可针灸，但是针灸在中国的日子却不好过。”方院长说。方院长是浙江中医药大学1983届的学生，和他同届的有250个学生，到现在还在做针灸的不足10人。浙江省20多万执业医师中，只有1400多位针灸师，主任医师级别的针灸师不到30位。
中医针灸在国内的发展之所以陷入尴尬的境地，除不为人所熟知外，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其发展过程中资金和人才的缺乏。长期以来，中医针灸的“低收费”现象使这一项目一直徘徊在一些医院的科室边缘。对于此现象，方院长认为并非百姓不喜欢针灸，在浙江省针灸推拿医院里，每位针灸师的挂号单都排得满满的，在省内许多以中医为特色的医院里，选择针灸治疗的病人也很多。“针灸在国内的发展不利，更多是因为缺乏针灸师引起的，因为针灸治疗费太低，做一次针灸，收费不到10元钱，花的时间却很多，许多医生耐不住寂寞就转行了。”方院长说。
同时，中医针灸“低收费”的影响最直观的反映就是患者的心态。“低收费”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同时也让那些迷信高价药的高端患者群体对中医针灸嗤之以鼻，以致医院在中医针灸方面难有较大收益，对该项目的重点扶持和投入更显困难。
中医针灸申遗成功后，能否让国人改变对针灸的片面看法，让更多学医的人选择针灸作为专业？方院长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说：“虽然国内别的地方针灸的发展尚不乐观，但是我省近两年逐渐加大了对中医的扶持力度，特别是杭州和宁波。在社区医院力推中医技术，针灸专业毕业的本科生，进入社区医院都有编制，这使浙江中医药大学这两年针灸专业的招生规模已经和中医持平了。”
绿色环保的产业
“针灸申遗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它是我们国内独特的治疗方式，已经被全球大部分国家使用。”方剑乔院长说。2009年，方剑乔作为非遗保护专家组医疗卫生组的专家，把针灸推荐进了国家申遗的名单。一年后，针灸不负众望成功入选。
“最早去申遗的是中医，其申遗资料曾经被摆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办公桌上，但是很遗憾，没有成功。”方剑乔院长说。总结中医申遗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医和西医一样需要口服用药，但中医的毒副作用至今没有明确，中药材的农药残留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中医的疗效机制更是至今没有明确。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申遗失败后，医学专家考虑拆分中医项目，让针灸单独申遗。“2009年9月，中国针灸学会的年会在杭州召开，我们觉得针灸也许是一条不错的路子。”方剑乔说。
因为相对中药来说，根据穴位的不同，针灸有不同的疗效，这些疗效都得到了有效的证明，而且不同穴位的组合使针灸成为多靶点的治疗方式。针灸有明确的疗效机制，又没有传统中药材的农药残留和毒副作用影响，所以针灸的申遗之路很顺利，从提出到正式入选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中药是农产品，和中药比起来，针灸显得绿色环保多了。”方剑乔说，其绿色环保的治疗方式也征服了联合国的众多评委。
“申遗”成功对于中医针灸的推广发展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契机，随着人们“重西医轻中医”观念的转变和政府对中医院、中医人才培养投入的加大，中医针灸这一传统医学必将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五）珠算上下两千年[5]
王渝生
珠算“申遗”成功
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正式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30项被列入非遗名录的项目。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早在2008年，珠算就被列入了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1月，“中国珠算”申报加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并未成功。此后，中国珠算协会数次修改申报材料，历经多年努力，终获成功。
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伴随着中国人度过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它将廉价的制作材料、精巧的设计思想和深刻的数理内涵整合在一起，组合为一种气质非常独特的计算工具，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直到20世纪90年代，珠算还是我国小学数学教学大纲中的一项内容（但在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珠算被取消）。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珠算已不再是现代人的必备技能，但古老的珠算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珠算成功申遗，将有助于让更多的人认识珠算、了解珠算，不仅增强民族自豪感，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弘扬与保护珠算文化的行列中来。
客观地说，珠算成功申遗不大可能带来太多的商业价值，也未必能引起学习珠算的热潮，但是这些并不是珠算申遗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珠算申遗，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价值上的铭记、见证与传承。
从筹算到珠算
珠算是由筹算演变而来，这个演化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算”和“筹”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如《仪礼》《孙子》《老子》《法经》《管子》《荀子》等。其中《老子》一书中曾说“善计者不用筹策”，可见在春秋时期，筹算已经比较普遍了。所谓筹算，自然是以“算筹”来记数。计算时，上面1根筹当5，下面1根筹当1。
为了加快计算速度，人们把摆弄算筹的方式编成了歌诀。有了歌诀，“筹算摆弄起来太慢”这个缺陷就很突出了。为了实现更加流畅的操作，人们在算筹的基础上改进发明出了更为先进的珠算盘，但其中仍然能看到算筹的影子。比如，珠算盘中的上1珠也是当5，下1珠也是当1。
就这样，代表更先进计算方式的珠算脱颖而出，在15世纪末前后，它完全取代了筹算，并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珠算”其实是个整体概念，它包括硬件（算具）和软件（算法，往往以口诀或歌诀记录）两个方面。
硬件：中国珠算盘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种算具算法，《数术记遗》中就列有14种。尽管世界其他国家也出现过不少算具，如罗马算盘和横拨算盘等，但无一能超越中国算盘。
关于珠算盘的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据说当时就有了“算板”。古代人把10个算珠串成一组，一组组排列好，放入框内，然后按照一定规则拨动算珠进行计算，这就是原始的珠算盘。
到了东汉末年，徐岳在《数术记遗》中记载了一种珠算盘，每位有5颗可动的算珠，上面1颗相当于5，下面4颗每颗当作1。这是对珠算的最早的确切文字记载，算下来也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
有着悠久历史的算盘，自然不会远离文人墨客的视线。在北宋年间的国宝级画作《清明上河图》的长卷中，算盘就出现在药铺柜台上。到了元代，算盘不仅被画下来、写入了五言绝句，还被插入了元曲中，成为可以传唱的曲词的一部分。
到了明代，对珠算盘的记录就更加详细了。比如，数学家徐心鲁的《盘珠算法》中，就附有大量插图，其中一种是上1珠，下5珠。午荣的《鲁班经》中，对算盘的尺寸有了更详细的记述：“一尺二寸长，四寸二分大，框六分厚，起碗底边，上二子一寸，下五子三寸一分，长短大小，看子而做。”朱载堉在《算学新说》中，不仅创立了“归除开平方法”，并推荐用一种81位的算盘来进行开方计算：“凡学开方，须造大算盘，长九九八十一位，共有五百六十七子，方可算也。不然只用寻常算盘四五个接连在一处算之，亦无不可也。”
最常见的传统算盘，为上2珠、下5珠，上面一粒表示“5”，下面一粒表示“1”，在用算盘进行计算时，采用“五升十进制”，即每一档满5时便用一粒上珠表示，每一档满10时便向前一档进位1。依此类推，每一档只要用上1珠、下4珠就够了，那为什么我国的传统算盘却都是上2珠、下5珠的呢？原来，算盘设置成上2珠、下5珠，每一档就可计算到15，每当满16时，就向前一档进位1，正好可以匹配十六进制的计算。在古代，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重量单位是斤和两，而1斤恰恰等于16两。因此，设置成上2珠、下5珠的传统算盘，既可以正常进行十进制数字的计算（如万、千、百、十、个等加减乘除），也可以方便地进行十六进制的计算（如斤、两的加减乘除等）。此外，古代乘法采用了一种叫“留头乘”的算法，此时上1珠不够用，必须要上2珠。因此，一些上了年纪的财会人员受长期习惯影响，仍喜爱使用上2珠、下5珠的传统算盘。
软件：口诀记录着算法
古代的珠算法，是以手拨算珠进行运算。为了快速掌握各种算法，人们将手指动作编成了口诀，并不断探索着如何优化算法和动作，让计算变得更加快捷。
珠算乘法所用的“九九”口诀起源甚早，春秋战国时就已在筹算中应用了。到了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了“九除者增一”“八除者增二”，后来渐渐演变为“九一下加一”“八一下加二”等口诀。杨辉在《乘除通变算宝》中，叙述了“九归”，他在当时流传的4句“古括”的基础上，添注了32句新口诀。元代朱世杰的《算学启蒙》载有九归口诀36句，已经和现今通行的口诀大致相同了。之后丁巨的《算法八卷》，其中也有“撞归口诀”的记载。就这样，珠算的口诀慢慢丰富起来。
到了明代，多位有识之士纷纷对珠算法进行规范。吴敬、王文素、朱载堉、程大位等人，先后对古珠算法进行了总结、规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算盘的应用领域。例如，王文素在《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中首创珠算开平方法、开立方法等；朱载堉创立了算盘的串联（或并联）方法，设计了极其简捷的算法，并以此完成了极其浩繁的计算，最终发现了“十二平均律”；程大位则在《算法统宗》里主张上法诀加法、退法诀减法、留头乘法、归除法、盘上定位法等。纵观整个明代，努力规范珠算法就是为了加快操作速度，尽可能不假思索地“拨珠得数”。
这些努力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借助珠算盘这个简单的工具，算术这门本来需要一定理解能力的学问在大众中迅速而空前地普及开来。计算已经不再是有知识的人才能掌握的高难动作了。现在只要能背下珠算法歌诀并辅以一定时日的拨珠练习，即便是不懂算术原理的人，照样也能完成加减甚至乘除等复杂的日常计算。
此后，不管是公学还是私塾都能够教珠算法，小孩子也能很快学会和掌握。借助口诀的威力，中国珠算很快传播到海外，先后传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后在美洲也渐流行。由于它不但是一种极简便的计算工具，而且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所以至今仍盛行不衰。
珠算的人文内涵
自古以来，算盘都是用来算账的，因此也被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比如，它被当作象征富贵的吉祥物，为人们所推崇。在民间，常会听到“金算盘”“铁算盘”之类的比喻，形容的也多是“算进不算出”的精明。古代儿童脖子上挂着驱凶辟邪的百眼筛，上面也有算盘。除此之外，算盘还会成为陪嫁，用于警醒新娘要“精打细算”，同时也是对新人家庭招财进宝的祝福。
除了与钱财相关的象征以外，算盘也常被用来象征出入平衡，分毫不差。在北京东岳庙的瞻岱门内高悬楹联，上联为“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下联为“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两侧各挂着一副大算盘，左右批有“毫厘不爽，乘除分明”，以示因果自有报应。在我国台湾地区，很多城隍庙也都悬挂着大算盘，象征神明计算善恶分毫无差，以此教化和训导人心。
这些关于算盘的计算功能之外的引申，使算盘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历史文化之中。简简单单一副算盘，背后竟有这么多学问，能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马未都谈瓷之色：雨足郊原草木柔——青釉（下）[6]
马未都
今天面对众多颜色的陶瓷，我们很容易忽视古代工匠与文人最初的愿望，那些出于本能的愿望实际上包含了文学、美学、哲学等诸多含义。
在陶瓷中，釉色与纹饰为装饰的两大手法，前者比后者抽象，表达的内容复杂甚至玄妙。古人实际上一直在摸索，历朝历代所要表达的内容也未必一致，所以让后人兴致盎然。
龙泉青瓷生长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早期文献记载不多，语焉不详，大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意思。宋人庄季裕的《鸡肋编》中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没有谁比庄氏更为典型了。
龙泉自宋虽隶属处州，但龙泉窑并未叫处州窑。龙泉窑历史悠久，始于南朝，终于清代，但两头势弱，仅在南宋至元明之际风光无限。尤其南宋龙泉借宋室便利，成为南宋财政重要的经济来源，促使长期发展缓慢的龙泉青瓷发展突飞猛进，让世人刮目相看。
“靖康之耻”后，宋室南渡，政治中心顺势南移。丰饶的江南环境催生了瓷业的进一步发展，龙泉与景德镇在南宋时期都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而北方由于金人的侵扰，北宋重要窑场的产品都不同程度地退步，大窑场衰退，小窑场滋生，金代北方的陶瓷生产有点儿散兵游勇的状态。
北方的耀州窑因此衰退了，南方的越窑莫名其妙地也衰退了，唐及五代至北宋以来的南北两大青瓷系统此时都不及龙泉青瓷的天时地利人和。南宋人一直因循守旧，将北宋“靖康之耻”铭刻在心，将祖宗的一切都尽可能地保留下来，江南的“暖风熏得游人醉”啊，无人不想把杭州当作汴州。徽宗先帝的喜好，就是子孙们的追求。所以陆游说故都，叶寘也说本朝定器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
接过北宋青瓷的班，南宋龙泉青瓷一反越窑、耀州窑之深沉，以亮丽养眼的“梅子青”登场。江南山清水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来还在追求越窑效果的龙泉突然茅塞顿开，撇开深沉，追求柔婉，将青色分出层次，形成等级。故宫博物院所藏龙泉粉青贯耳瓶，色泽匀称，赏心悦目，原为清宫旧藏，出身高贵，理应被乾隆皇帝把玩过。另件琮式瓶，造型为南宋所创，流行一时，当时也是为了应付祭祀之风。瓷器圆易方难，琮式瓶知难而上，可见动力之大。
南宋的梅子青实际上与青梅本色并不同，它重嫩不重青，青梅之青还在绿色中游荡，梅子青之青已渐渐向蓝色靠拢。其实，梅子青并未想彻底摆脱宋以来的传统，还是在传统青色中做文章，让蓝色调糅进青色调，让蓝欲言又止，一副羞羞答答的模样。正是这份羞涩，给了文人充分的想象空间，文人赋予它梅子青之名，想必源于“青梅竹马”。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荷叶纹盖罐，过去认为此类造型为元代之典型，但此罐毫无争议地将历史拉升至南宋。此罐器形饱满壮硕，通体不饰一刀，以颜色说话，让后人领略梅子青之清雅，领略以简胜繁之风骨。
龙泉也注意刻划，刀法与耀州的粗犷有异，与越窑的细致有别；江湖上各派别的刀剑之法自古就各有所长，形成门派。北宋龙泉流行篦纹，其篦纹规整细致，一丝不苟。对照耀州窑的篦纹，忽然发现龙泉之篦纹乃真篦为之，而耀州之篦大部分为追求篦纹效果，一刀一刀地划出。南方人的灵秀在篦纹装饰上也充分体现，工于算计；而北方人实在，一遇篦纹竟不屑这雕虫小技，宁愿刀刀见泥。故宫博物院藏龙泉五管瓶为北宋典型器物，其功能至今是个谜，推测种种，无一可让人信服。
龙泉窑在北宋南宋釉色变化极大，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又由于统治者偏安一隅，釉色向温润的色泽转化；梅子青的出现甚至使龙泉抛弃了传统刀法，不见篦纹，以含蓄的隐起成为流行新风。龙泉窑莲瓣碗为其风格代表，莲瓣中脊清晰但不犀利，刀法明确却十分收敛；南宋梅子青已收起了北宋长刀短剑，没了杀气，纹饰让位于色泽，成为可有可无的陪衬。
进入元代，龙泉之青色离文人越来越远，渐渐回到原先的队伍之中。蒙元的铁骑分不清青色之差异，也不需要这么多讲究。南宋以来建立的龙泉青瓷釉色体系，在元文化的粗枝大叶下，蒙上了一层阴影。阴影下任何颜色都会变得深暗。元人崇尚白色、蓝色，青色遂成为鸡肋，整个元朝舞台上，龙泉青瓷沦为陪衬，默默站在舞台边上跑龙套，只能偶尔施展一下歌喉。这一时期，有些独特造型出世——大吉瓶、葫芦瓶，充满了道家韵味。青瓷之色乃道家吉祥色，清极遁世，静为依归。道教虽为正宗本土宗教，但多少年以来都是实用主义的，时而兴盛，时而放任，元代的龙泉青瓷罩在葫芦瓶上，颇显实用，成为范例。
龙泉之青，走了一个轮回。北宋之青呈真绿色，绿得正宗；到了南宋，粉青和梅子青将其青色大大美化，与生活拉开了距离，距离产生美；进入元朝，龙泉又渐渐回头，由青变绿，越来越绿，让绿最终成为足色。凡事走到头了，也就该歇歇了。
至少从唐代起，至清中晚期的19世纪止，中国瓷器一直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每个时期的瓷器名品都充当过“换汇”的角色，1975年，韩国渔民偶然在新安海域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之后8年，陆续打捞出17000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超过一半，器型多样，上推南宋风范，下领明代造型。这艘14世纪的商船如不沉没，我们就无法详知这段坚实的商贸史。古人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前仆后继，任何惊涛骇浪都不能阻止发财的梦想，一船接一船地将中国瓷器发往世界各地。
当龙泉青瓷在16世纪登陆法兰西时，上流社会正在风靡一出歌剧《牧羊女》，男主人公叫塞拉同（Celadon），身着青布长衫，法国上流社会的绅士们用其色比喻龙泉青瓷，主要原因是龙泉瓷的青色美不胜收，非“塞拉同”无法描绘。
历史总是在误会中行进的。龙泉青瓷乃至中国青瓷的外文名字至今还叫塞拉同（Celadon），本与瓷器无关；龙泉青瓷之美，由豆青色到梅子青到粉青再回到豆青色，走了几百年，由宋到明，应该说龙泉之青也是在误会中行进，工匠偶然烧成的青色，被统治者欣赏，被文人推崇，随即成了它前行的目标。目标在长途跋涉中一次次地改变，不变的是龙泉青瓷的本质，犹如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执着的文化精神。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