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里岛政局稳定，腓特烈二世治理有方

霍亨施陶芬家族出身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在位期间，北意大利分裂成了两半，支持腓特烈的派系和支持教廷的派系斗争不断。支持腓特烈的被称为“吉伯林派”，该派得名于霍亨施陶芬家族城堡“魏布林根”（Waiblingen）的意大利语音译。支持教会的派别则被称为“归尔甫派”（Guelphs），这个名称源于德语“韦尔夫”（Welf），那是巴伐利亚诸公爵的家族名称，也是其麾下士兵作战时的口号。将势力简单分为两派，远不能触及北意大利复杂政治局势的本质。当地有大批海盗出没，这些人不忠于任何统治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在特定的状况下，吉伯林派的人可能变成归尔甫派，归尔甫派的人也可能变成吉伯林派。但丁（Dante）用意大利语写就的《神曲》（Divine Comedy）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其部分章节可以解读为对那个年代政治冲突的评论。但丁还写了一些意在提出规则建议的作品，比如用拉丁文写成的《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在这些作品中，但丁明确表现出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关心，还提出了解决办法，在他看来，只有恢复一个强力的帝国政府，意大利的乱局才能得到根治。

当然，我们有必要重申，无论政治斗争有多么激烈，无论人们对某个政治派系有多么忠诚，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不是时时处处都按着政治标签来的。将《神曲》解读为政治评论固然可行，但这种做法无异于将内涵丰富的深刻诗篇变为平庸乏味的政论文章，并不值得提倡。同样，尽管暴力活动和派系斗争在意大利的城市中轮番上演，几乎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不过没有过多影响经济发展），但13世纪时，托钵修会（特别是方济各会）也拓展到各个城镇，修士们四处关怀穷人，纠正信仰错误，试图改变妓女和犹太人并使其归信基督，他们发起的无异于一场宗教复兴。早在1233年时就有了类似的活动，而当时托钵修士还没有在传福音方面获得主导地位。这一年，“大哈利路亚”（Great Alleluia）运动席卷了波河（Po）下游地区，当时人们参与的盛况堪比18世纪初虔信派在德意志的迅速发展和19世纪美洲的新教大觉醒。

与北方相比，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政局较为稳定。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岛上花费了许多时间，也起用一批有能力的行政官员来处理政府事务。这些人供职的管理机构相当稳定高效。

教会面临的主要政治挑战在于如何控制腓特烈，如何诱导他按照教皇眼中模范基督徒皇帝的行事方式来行动。然而，“世界奇迹”腓特烈并不愿意被任何人掌控，哪怕那人是教皇。在认识到教会永远不可能通过和平（或外交）手段诱导腓特烈按教会的心意调整政策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决定将腓特烈赶下政治舞台。尽管腓特烈在1245年遭到正式废黜，但他依旧很有权势，与反对者们争斗不休，（在许多教会人士看来）继续威胁着教会的自由。

1250年，腓特烈去世，教廷趁机重新分配权力，将德意志、北意大利、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资源分散开来，使其不至于像以前一样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教会人士希望看到的是，霍亨施陶芬家族出身的统治者不再有机会控制以上任何一处领地。在教廷看来，如果霍亨施陶芬家族能控制任何一处，那么他们总有一天会主张自己在上述所有地区的权利，而那将是个灾难。

腓特烈二世的后代显然不愿将继承权拱手相让，因此，后来几任教皇支持一些霍亨施陶芬家族之外的人去夺取德意志的宝座，德意志的王位在理论上是依靠选举获得的，因此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法理上威胁到腓特烈子孙们的继承权。西西里的情况则不同，腓特烈经由血统传承取得了西西里王国的控制权，所以王位也理当经由血统继续传递下去。对此，教皇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愿意站出来参加选举的候选人，而是一名信念坚定的战士，由他来彻底摧毁霍亨施陶芬家族对最后一处领地的宣称权。

教会想尽办法寻找这样一名战士，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教会终于找到了安茹的查理，也就是法王路易九世的弟弟。从自己的兄长那里，查理仅仅得到了不太情愿的援助；路易更希望用政治协定来解决问题，但看起来不太可能。查理很富有，他拥有法国境内两处大封地安茹和曼恩的收入，在娶了普罗旺斯的贝亚特丽斯（Beatrice of Provence）后，又控制了普罗旺斯伯国的岁入。查理也有自己的野心。

查理和霍亨施陶芬家族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对抗，在较量的高潮，即1266年的贝内文托（Benevento）之战和1268年的塔利亚科佐（Tagliacozzo）之战中，查理彻底击溃了后者的军队。最后两名霍亨施陶芬家族的后人也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被杀死，其中一人死于战斗［腓特烈的私生子曼弗雷德（Manfred），1266年］，另一人则在审判后处决［康拉丁（Conradin），腓特烈的孙子，1268年］。但曼弗雷德的女儿康斯坦丝幸存下来，因此，霍亨施陶芬家族仍有可能提出权利主张。康斯坦丝嫁给了阿拉贡国王“征服者”海梅一世的儿子佩德罗（Peter），佩德罗在其父于1276年去世后登上了阿拉贡的王位。对于自1266年起成为西西里国王的安茹的查理而言，他需要是时间，足够长的时间，长到人们忘记霍亨施陶芬家族掌权的年代，长到德意志、意大利和西西里境内居民对这个家族的忠诚之心逐渐消逝。

局面曾一度有利于查理，但他的统治方式让最忠诚的臣属也灰心丧气。查理很少花时间在安茹和曼恩，这两个地区的管理方式和其他王室直属的省份并无不同，唯一的区别是查理而非国王获得了这两个伯国的收入。查理的野心在地中海。当怀疑有人会对他的统治不利时，查理是十分残暴的。13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查理在对付他在普罗旺斯地区最大的城市马塞时，逼迫当地的整个港口与市政府向他卑躬屈膝。他也对西西里和南意大利进行了索求无度的经济压榨，引起了普遍不满，而此时占领西西里的安茹军队与地方居民的关系也变得极度紧张，一触即发。雪上加霜的是，教廷显然也不满查理的一些行为，特别是他收集头衔的癖好——查理获得了罗马元老院成员、阿尔巴尼亚领主、突尼斯宗主、耶路撒冷国王等一系列称号。

在上述的种种称号之中，有些更像是用来炫耀的空名，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从耶路撒冷国王的诸多宣称者之一那里，查理买来了这个已近覆灭的王国的领袖称号，从而成为名义上（尚存在争议）的耶路撒冷国王。罗马元老院成员这个称号则给查理和教廷的关系造成了问题，于是，查理明智地将其放弃了。阿尔巴尼亚领主的称号使查理在亚得里亚海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倘若当地的海上强权威尼斯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也是会采取行动的。

查理对突尼斯的宗主权则源于他兄长的最后一次十字军远征（1270年）。那场十字军远征源于误解：法国人认为，如果用大规模的十字军来威胁，突尼斯的贝伊就会改信基督。倘若能让突尼斯屈服，基督徒便能在北非获得稳固的落脚点，从那里向穆斯林控制的地区发起远征。然而，贝伊并没有改信。在路易死于围城期间所患的疾病之后，查理才抵达军中，说服军队的指挥官们（包括他的侄子、法国的新国王）放弃围城，将深受瘟疫之苦的军队带回法兰西。突尼斯的贝伊也做出了妥协，表示愿意向查理正式宣誓服从，以促使法军尽快撤围。这在短期内给查理和地中海地区的基督徒带来了好处，让他们在突尼斯享有一定的商业优势和宗教特权。(www.xing528.com)

尽管查理名下的一些权利和头衔流于形式，时效不长，还有争议，但他是意志坚定的统治者，控制着普罗旺斯、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还极为富有，这让人感到，有朝一日，他或许能将这些空头衔变成现实中的统治权。查理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挽救在希腊的法国军队来实现上述目标。1204年，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后来，法兰克人——具体说是法国王室的幼支——成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但他们在当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因为许多省份中都有敌对的希腊军队，而米海尔·巴列奥略（Michael Paleologus）也在1261年收复了被大大削弱的拜占庭帝国的剩余部分。

查理开始在中地中海的舞台上积极活动时，希腊人夺回他们的帝国已经差不多十年了。不过，希腊人依然担心西方世界会发起反攻，而此时，已经财源枯竭的拜占庭人还要面对安纳托利亚（Anatolia）穆斯林势力的进攻，后者正不断攻打当地的拜占庭前哨据点。在希腊人看来，防止拉丁势力卷土重来的一个办法是消除教廷的疑虑。希腊人表示，尽管希腊军队将拜占庭从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那里夺了过来，但米海尔·巴列奥略仍然愿意在1204—1261年努力的基础上保留（或重建）东西方教会之间的联系。

许多希腊教士激烈反对拜占庭皇帝的做法，有时米海尔·巴列奥略不得不迫使他们闭嘴。此时，伊斯兰教势力似乎很快就要将十字军诸国彻底摧毁了。那样一来，伊斯兰教势力的全部攻势就会落到拜占庭头上，而这个帝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因此，减少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罗马天主教势力）在军事方面的敌意，对拜占庭帝国的存续无疑非常必要。希腊人所能指望的最多也就是拉丁人减少敌意，但这总好过什么变化都没有，因为希腊人是承担不起两线作战的后果的。不过，为了拜占庭帝国的生存而与教廷结盟，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有些希腊人始终公开抗议，态度激烈，而他们终将为此付出代价。

几任教皇觉得米海尔·巴列奥略的提议值得考虑，因此，安茹的查理无法得到教廷的全力支持去入侵希腊、重建拉丁帝国。1274年时，对查理来说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这一年，米海尔·巴列奥略皇帝派出希腊教士代表前去参加第二次里昂会议。希腊代表受命在此次会议上接受东西方教会联合的条款。尽管如此，1274年之后发生的事还是让查理看到了征服希腊的希望。希腊宗教人士和普罗大众对教会联合的不满越发强烈。皇帝使用了严酷的镇压手段，比如割掉影响东西教会合并进程的异议者的舌头，罗马教廷却越发怀疑希腊皇帝到底有没有决心和能力促成教会联合。

教廷逐渐站到了查理这边，查理终于可以秘密准备入侵拜占庭帝国了。查理给自己的入侵找了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借口。从道义上来讲，他入侵希腊是为了替1261年被逐出君士坦丁堡的法国人复仇；从法理上说，巴列奥略没能执行第二次里昂会议的决定，法国人也算师出有名。不过，查理的准备活动没能保密。在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和航海圈子里，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米海尔·巴列奥略一边向圣座派来的使者们表达自己诚挚的愿望，一边尝试利用间谍和密探来动摇西西里王国的统治。

西西里人一直忍受查理在西西里索求无度的统治，又看到预备入侵希腊的安茹军队在当地的行为，他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临界点。其他在地中海地区有商业利益的势力（比如阿拉贡的商人们）也不满安茹家族的傲慢做派与蛮横干涉。此外，根据使节的记录和间谍的报告，阿拉贡的政局应该很快会有变化，到时阿拉贡王后康斯坦丝将主张自己在西西里的权利。法兰西的国王对叔叔安茹的查理全力支持，对阿拉贡人的动向有所怀疑，怀疑他们可能在做军事准备。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定，时人相信阿拉贡人迟早要介入西西里事务。

阿拉贡人的介入比预想中来得更快。1282年3月30日，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巴勒莫人起义，史称“西西里晚祷”（Sicilian Vespers）。暴动的导火索是一名安茹士兵侮辱当地妇女，晚祷的钟声则成了号召当地人抵抗安茹占领军的信号。大批安茹士兵被杀，查理的军队不得不一边对付这些反叛分子，一边在西西里的其他城市勉强维持秩序，将叛乱限制在岛上。这一事件让教廷意识到，此时只能暂时放弃在希腊地区重建拉丁霸权的打算，暂时搁置合并东西方教会的计划。米海尔·巴列奥略在1282年去世，因此并不知道这些预料之外的事件导致的结果。

这时，阿拉贡人介入了。他们号称是为了西西里人民，也打着阿拉贡王国的霍亨施陶芬家族继承权的旗号。于是，此时的查理不得不一边应对组织混乱但斗争坚决的起义者，一边抵挡阿拉贡王国强大的海军和陆军。教皇公开谴责阿拉贡的行动，法王也怒不可遏，向教皇施加压力，要求将阿拉贡的国王开除出教并加以废黜，然后用法王的幼子取而代之。法国人开始在法国北部地区进行准备工作，召集起一支用于入侵阿拉贡的军队，准备用一场十字军远征来攻伐这个位于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国家。

与此同时，也有人在努力避免流血冲突。有人提议，让阿拉贡的国王佩德罗三世和安茹的查理来场一对一的格斗，最终却因弄错日期而沦为闹剧（也许是故意的）。在法兰西，无法阻止战争的情况尤其令王储愤怒。此时的法国王储便是未来的“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Ⅳ the Fair），他是反对战争的。圣路易在世时，腓力的父亲（后来的腓力三世）迎娶了阿拉贡的公主^[3]，这象征路易和“征服者”海梅一世之间紧张关系已成过去。腓力非常怀念他来自阿拉贡的母亲，不喜欢他的继母。腓力的继母是布拉班特人，她和她的随从们都支持战争。不过，当时还是男孩的腓力尚能从他祖母的态度中得到安慰，他的祖母、圣路易的遗孀并不喜欢安茹的查理，也反对与阿拉贡开战。

上述情况非常重要，因为在1285年时，法国人在海上和陆上的军事行动都遭到了挫败。法王在率军从比利牛斯山撤退的路上去世，腓力登上王位。新国王腓力四世一直不喜欢教廷操控法国对外政策的行为，这种态度将在13世纪晚期及此后的岁月里对教廷和法兰西间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法国针对阿拉贡的远征失败后，欧洲大陆的势力对比回到了战前状态，双方展开了漫长的谈判，以期各方都能保全面子（最终，“美男子”腓力的弟弟还是放弃了对阿拉贡王位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因为1285年有许多利益相关的当事人死去，所以极为紧张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在这一年去世的除了死于战争的法王，还有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三世和教皇马丁四世（Martin Ⅳ，他授权法国开战），就连安茹的查理自己也在同一年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