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和中欧：中世纪欧洲的盛世

在极北之地（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们都自由地生活着。在当地居民归信基督、维京人的劫掠活动受到遏制后的两个世纪里，奴隶制在这片土地上逐渐绝迹，这里的人也几乎不知道农奴制这回事。原因之一是这里的人一直都有宗族自由的观念，认为宗族由自由农民组成，他们据说是伟大维京勇士们的后裔。另一个原因是当地没有需要农奴劳作的定居点。斯堪的纳维亚的土地上零星点缀着小村落和独立的农庄，没有较大的村庄。最后，当地人口密度较低，人们受到威胁时，可以逃往附近覆盖着积雪、森林密布的荒野之地，因此奴役当地人是很难的。14世纪早期，地处欧洲大陆且人口密度较大的丹麦经历了持续数十年的农业危机，那时，当地才出现了依附农。

尽管如此，斯堪的纳维亚并非人人平等的世外桃源。那里有手握强权的勇士、提供服务的贵族和颇有势力的教会组织。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王们看来，贵族是个麻烦，因为贵族们试图把控王位继承事宜，甚至声称自己有权选举国王，还希望参与治理。根本问题在于当地除了选举之外，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继承原则。这意味着在挪威、瑞典和丹麦，国王若想提名继位者、提前完成继承程序或建立长子继承规则，就必须对抗王室家族内部其他声称自己有权继承王位的人，那些人往往能获得不同贵族派系的支持。

正因如此，教会在王室的统治中起到了越发重要的作用。12世纪时，教会的势力尚弱，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教会的力量壮大了。瑞典人对基督教化的抵制是最激烈的，因为乌普萨拉的异教神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宗教意义，神庙的贵族保护者们威望很高，也从神庙收入和神庙周边“和平区域”内的商业活动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瑞典王室正式接受基督教之后，又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削弱这些贵族的势力，至于究竟是怎么削弱的，我们尚没有足够的资料。一种观点认为，当地人与基督徒商人日益紧密的商业联系带来了上述变化，基督徒商人即便不反对和异教徒有贸易往来，也仍会怀疑对方进行人祭活动，从而更倾向于和其他基督徒做生意。

12世纪晚期及整个13世纪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教会与王室紧密合作，稳固了王室的统治，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状态，教会组织得以繁荣发展。在教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世俗统治者执掌大权（特别是同一位统治者长期执政）的地方，经济的增长、领土的扩张都获得了极好的条件，国家也很快稳定下来。上述情况无疑出现在了挪威和丹麦，瑞典则不完全符合这些特征。

挪威的情况值得注意。12、13世纪之交，挪威换了几任国王，在位时间都不长，而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3任国王统治过挪威，分别是哈康四世（Haakon Ⅳ，1217—1263年在位）、“修法者”马格努斯六世（Magnus Ⅵ Law Mender，1263—1280年在位）和埃里克二世（Eric Ⅱ，1280—1299年在位）。只有稳定的王朝统治才能让贵族们看到，将自己的命运与王室联系在一起是对他们有好处的。许多望族的首领都和王室的巡回宫廷建立了联系，而这样的巡行活动则是王室权势的极佳象征。与此同时，教会也开始积聚大量财富并获得人心，在教会的支持下，君主们建立起精细复杂的地方行政体系，设立行政、司法及财政区划，任命约70名专员管理。地方上的议事会（things）得以保留，被收编为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由此看来，王室是不需要依赖贵族来施行统治的。马格努斯六世之所以被称为“修法者”，是因为他和他手下的顾问发布了许多条例和法令，用以规范行政体系的运作、各机构间的关系和机构与臣民的关系。

挪威建立了强大的行政机构，贵族势力也受到控制，因而在外交和商业领域获得了巨大优势。就管辖权而言，挪威始终保持着对冰岛和北海诸岛的控制。挪威的鳕鱼干出口到波罗的海各个地区。挪威最大的城镇是卑尔根（Bergen），其巅峰时期人口可能多达一万（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该地崛起为挪威西海岸的重要集散地。此外，卑尔根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挪威的王都。挪威王室依然四处巡回，但国王到访卑尔根的次数增多，停留时间也较长。不过，挪威南部沿海地区在贸易领域活跃起来后，奥斯陆（Oslo）也崭露头角，成为能与卑尔根一较短长的挪威行政中心。

从资料看，12世纪60年代时，出现了第一个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商人及商业城镇组成的松散同盟，称为汉萨同盟（Hanse）。卑尔根将成为汉萨同盟商人们的重要联络点和定居点，但挪威王国与同盟的关系并不平顺。在汉萨同盟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欧洲大陆上的德意志城市吕贝克，这座城市才是汉萨同盟的灵魂，也因而被挪威国王视为眼中钉。挪威人多次尝试通过外交和武力手段控制吕贝克，以对抗该城领导下对挪威实施的惩罚性谷物禁运。吕贝克的立场是对抗一切约束汉萨同盟商人、企图削减其贸易特权的举动。禁运谷物便是吕贝克人的一种斗争手段。由于挪威王国的转口贸易大多由挪威以外的人操控，因此禁运是向挪威施压的有效方式。

13世纪初的丹麦和邻国挪威颇为相似，它也终于克服了此前遗留下来的内乱问题。12世纪时，丹麦人经历了可怕的内乱，但丹麦的恢复力是惊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好几任隆德（Lund）大主教的努力。这些人既是高级神职人员，又是战士，他们竭尽所能，与王室一同营造出了适合基督教传播的环境。宣扬基督教的范围不仅限于丹麦国内。12世纪时，丹麦与欧洲大陆相连的边境地区生活着许多异教徒。丹麦人和德意志人有时分头行动，有时联手打击，促使这些异教徒改信。最终，丹麦人在波罗的海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帝国，其范围一度远及爱沙尼亚（Estonia）。丹麦人在1219年征服了爱沙尼亚，并以十字军理念为名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当地的动乱。

德意志历任皇帝都不太关注波罗的海地区，这是丹麦繁荣的原因之一。丹麦的繁荣也和德意志内部动荡不安的形势有关。13世纪早期的继位纠纷和后来与教廷的尖锐冲突（见下文）使德皇希望得到丹麦人的帮助，德皇愿意做出重大让步（包括领土方面的妥协）以换取丹麦人的支持或中立。但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们持反对意见，他们不愿受丹麦人的专制统治，因而对丹麦人发起了抵抗。

13世纪早期，丹麦王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取得了波罗的海东岸的大片土地，其内政水平很高，连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颁布的法令（包括禁止使用酷刑神判的内容）都得到了迅速而平稳的执行。然而，这样一个国家在1240年陷入了混乱。在丹麦国王们宣称领有的德意志土地上，德意志贵族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还通过武力、联姻等方式将手伸到了丹麦本土，开始无视王室权威。丹麦贵族们看到了摆脱国王独断统治的机会。他们像英格兰的贵族一样，要求国王签订一份保证他们自由的大宪章，即1282年宪章（haandfæstning）。这份文件在实际上限制了国王的专断权力，并确认丹麦宫廷会（Danehof，类似于英格兰议会）是制定政策的讨论场所。

相比之下，瑞典王室是最不成功的。其王室衰弱的状况类似于德意志。不过即便在这一时期，瑞典仍在扩张领土。城镇和岛屿［例如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Visby）］上的商人们和贵族领导了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类十字军活动，他们成功侵入芬兰南部，也渗入罗斯（Rus，中世纪时期的俄罗斯），但不太成功。瑞典的教会在地方上扎下了根，鼓励人们奉献，并通过一系列创新的建设活动（包括修筑森林道路）为教会在国内外的扩张争取支持。然而，这一切都没能使王室免于13世纪上半叶的继承纠纷，王室在这些纠葛中渐渐衰弱下去。

直到1248年伯爵比耶（Birger）摄政之后，瑞典才出现了恢复稳定的希望。1250年，在一场宫廷政变中，比耶成功地将自己12岁的儿子推上了王位，是为瓦尔德马一世（Valdemar Ⅰ）。比耶推行的统治只能用无情来形容，他滥用大刑和重税镇压异议者，他们的财产几乎全被充公。1266年比耶去世之后，瓦尔德马独力施行统治，直到1275年被他的弟弟、下一任国王“谷仓锁”马格努斯一世^[1]（Magnus ⅠLadulås，1275—1290年在位）推翻。双方的斗争过程实在荒诞。

瓦尔德马倾心于他妻子的妹妹^[2]，还和她生了个孩子。这种乱伦关系违背了当时的道德准则与教会律条，而且，他的妻妹是相当于见习修女的圣职人员。也就是说，她虽然尚未正式宣誓为修女，但已经是教会的女儿，受教会的保护。于是，瓦尔德马前往罗马朝圣，希望教皇能赦免他的罪。瓦尔德马在罗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身负乱伦的罪污，最终屈服，同意了与教廷和解的条件。

正如我们所知，在消灭异教信仰的活动中，瑞典是行动最慢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教廷在主教叙任权之争中取得胜利后，瑞典和挪威在接受教会人士保持独身之类的改革理念方面同样相当迟缓，也不像丹麦那样迅速执行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颁布的法令，对意在进一步改革教会的第一次里昂会议（First Council of Lyons，召开于1245年）也反应很慢。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召开，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看到了加强教廷在瑞典的领导力的机会。就像13世纪初英诺森三世对英格兰的约翰王所做的那样，格列高利迫使瓦尔德马接受了教廷凌驾于他王国之上的权威，后者承诺每年向罗马缴纳税款作为臣服的象征。

消息传到瑞典，人们纷纷报之以嘲讽。此外，13世纪中期比耶伯爵的独断统治招致了怨恨，最终，一批男爵结盟反对国王，斗争结果是瓦尔德马遭到推翻，他弟弟被推上王位并成为马格努斯一世。为了夺回王位，瓦尔德马勉力战斗，却在战场上遭遇败绩，不得不逃往挪威；在那里，他继续以阴谋和佯攻尝试夺回大权，直到1302年去世为止。虽然兄长一直在进行恼人的阴谋活动，但马格努斯出人意料地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为此，马格努斯不得不听取挑剔的贵族们的意见，与他们合作。人们通常认为，成熟的王室议事会——实现这种合作的机制——是在马格努斯治下出现的。马格努斯还改进了行政管理体系，这无疑是受了挪威的影响。他相关工作的成就体现在他的绰号上：“Ladulås”的意思是“谷仓锁”，在马格努斯统治的盛期，农民们可以安居乐业，不必担心受到掠夺。^[3]对于受益群体而言不幸的是，马格努斯去世时留下的继承人年仅10岁，他的成就也遭到了破坏。14世纪初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削弱了瑞典君主国，跟比耶伯爵当年面对的局面相比，问题只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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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Drang nach Osten）或“刺入东方”（Thrust to the East）一语在传统上形容德意志人和其他西方人在中世纪盛期向欧洲中部和东部迁移的活动。“刺入”也可译为“推进”，突出了这场运动的暴力面，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偶有暴力事件出现。大体而言，上述扩张是从传教开始的，当时的传教对象是波罗的海与斯拉夫土地上的人民，一些传教活动也相当平和。然而，当地人崇尚英雄，将肆意展示财富视为力量的体现，对早期传教士谦卑的公众形象往往并不感冒。因此，传教士为了吸引更多人（特别是统治者），改变了做法，开始向当地人炫耀自己的社会是多么富有。

这种新做法确实获得了关注，使一些人改信基督教，但也招致了嫉妒。语言障碍加剧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已经改信基督教的斯拉夫人是德意志传教士的盟友，但他们对传统上是斯拉夫人对手的异教徒没有什么感情。此外，传教活动往往和贸易密不可分，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外来人群的定居。一开始，这些外人只是暂时居留，但后来他们就把逗留的地方变成了永久定居点。

冲突爆发之后，双方的自卫举动往往使局面雪上加霜。12世纪，基督徒这一方受到了十字军理念的影响，当地人也逐渐被前来此地永久定居的外人赶出，这时，“东进”带来的毁灭性冲突就越来越多了。进入13世纪后，那些在冲突后建立起来的封邑逐渐以“军事国家”或“骑士团国”的名称为世人所知。

“骑士团国”这一术语源于两个表现突出的（于1237年合并的）骑士修会，即条顿骑士团和圣剑兄弟骑士团（Order of the Sword Brothers）。骑士团将利沃尼亚（Livonia）和普鲁士征服之后，接管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尽管丹麦人和波兰人曾征服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但他们已力量衰弱，这也是骑士团国能接管这片区域的部分原因。军事修会建造的庞大砖石城堡是他们统治地位的象征。波罗的海人大为惊叹，因为他们当时尚未掌握用砖块和灰浆建造的技艺。当然，这些骑士团没能在所有的地方都建立起骑士团国式的统治。受到匈牙利国王安德拉什（Andrew）^[4]的鼓励，条顿骑士们从1211年起便开始在特兰西瓦尼亚建立分会，后来又试图在那里建国，却因此在1225年遭到了安德拉什的武力驱逐。医院骑士们则在捷克的土地上为德意志人殖民斯拉夫村庄的活动提供了帮助，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他们也在西里西亚（Silesia）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进行了同样的尝试。医院骑士们没有遭到驱逐，因为他们并未尝试攫取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大权。

人们常说，“东进”在军事和商业方面扩张得最成功的阶段，是王公贵族、城镇精英、教会人士和商人一起推动的，但德意志的皇帝们也不是对向东扩张没兴趣。有时，皇帝会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来消弭派系不和。他们担心在波罗的海东部的军事行动会招惹波兰或罗斯诸公国等外部势力，引它们对帝国发动反击。当然，跟意大利公社问题，还有与教廷的麻烦关系相比，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受教皇英诺森三世保护的腓特烈二世就面临这样的情况。腓特烈自1198年起便是霍亨施陶芬家族在西西里的国王，还在1220年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在中世纪历史和现代欧洲人的想象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被称为“世界奇迹”（Stupor Mundi）。他兴趣广泛，研究猎鹰，钻研自然科学，也深究政治理论，但就像大多数德意志皇帝一样，腓特烈不得不优先处理棘手的意大利管理问题，至于个人爱好，只能在忙碌公务的间歇追求了。

本来，德意志应该是皇帝的权力基础所在，但出于“红胡子”腓特烈在12世纪的政治改革等原因，此时德意志本土已经呈现出分权的状态。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帝国与教廷的新冲突加剧了分裂。英诺森三世在1216年去世之后，腓特烈二世不得不独自与不伦瑞克的奥托兵戎相见，争夺王位。腓特烈二世胜利了，却产生了别的后果。对于德意志帝王兼任西西里国王（因而统治着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情况，后来的几任教皇颇为不满。他们认为教皇国的领土受到了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威胁，每当腓特烈不同意教廷政策或公开提出反对，教皇就会认为这是对教会自由的威胁，也是皇帝属灵败坏的证据。教廷方面的宣传人员甚至用“毒蛇之种”来形容腓特烈及其家系。

腓特烈想通过亲自参加十字军远征来减少教廷方面的指责，但就连在这件事上，他都很难说服教会人士和贵族相信自己的好意。他许诺参加远征，却多次推迟出发，而当他终于兑现诺言时，却激怒了欧洲与圣地地区许多位高权重的领袖。1229年，在公然抨击了前线十字军采取的战略战术后，腓特烈通过谈判使耶路撒冷回到了基督徒手中。为此，他不得不和穆斯林达成妥协，同意开放前往圣地的路线，限制在当地建设防御设施的行为。

与此同时，腓特烈通过联姻获得了耶路撒冷国王的称号。在进行十字军远征期间，他在这个国家中以近乎专制独裁的方式施行统治，有时甚至用冷淡和轻蔑的态度对待十字军男爵。此后针对腓特烈的舆论攻击声称，倘若有基督徒胆敢违背他为收复耶路撒冷而签订的条约或无视他的权威，腓特烈是不抗拒和穆斯林结盟来对付这些人的。

腓特烈终止远征返回本土，是因为有许多自恃得到教廷支持的人试图推翻他在欧洲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腓特烈和教会之间有过短暂的停战与和解，但双方的对立总体上是愈演愈烈的。13世纪40年代，教皇和皇帝间的冲突爆发了。腓特烈似乎有攻打罗马、生擒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打算，教皇则在匆忙间将教廷搬到了里昂，继而转移到法国的边境，这样他才能靠附近的法国军队来保护自己。在1245年的第一次里昂会议上，教皇授权教会发起新的十字军远征，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这也有感谢路易在帝国和教廷斗争中站在教廷这一边的意思。同时，教皇也颁布诏令，庄严宣布革除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头衔。

腓特烈竭尽外交手段应对，却徒劳无功。法王也许会对教皇的作为感到遗憾，但毕竟教皇的支持对十字军远征至关重要，而且路易自己也不认同腓特烈这些年来的做法。在德意志，忠于教廷的教会人士选出一个人来与腓特烈争夺王位，像从前一样，这种争夺对帝国境内的和平不利。当腓特烈于1250年去世时，局面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因为他的继任者们都决心维护自己的继承权。教廷像对待腓特烈那样反对其后嗣的统治，特别是不希望其中任何一人像腓特烈那样掌握德意志和西西里两顶王冠。从13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接连几任教皇和多个贵族同盟试图将不同的人扶上德意志皇帝的宝座，其中包括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十世（Alfonso X），他有一半德意志血统，母亲是士瓦本的贝阿特丽策（Beatrice of Swabia）。

德意志内部斗争激烈，边境地区又出现了混乱，面临外敌的威胁。12世纪时，波兰的君权逐渐衰落，但以克拉科夫为首都的小波兰（Little Poland）公国在13世纪的前几十年中走上了惊人的复兴道路。然而，这场复兴因为一股新势力的抵达而遭到了阻碍。这股势力不仅摧毁了波兰人的力量，还打垮了欧洲中部的好几个天主教政权，以及东边的东正教和异教国家——蒙古人来了。后来的天主教徒称蒙古人为“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www.xing528.com)

在1238年蒙古人大举入侵欧洲之前，断断续续的小规模袭击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欧洲人感到一个强大的帝国正在崛起，但直到13世纪中期，欧洲人和蒙古人的外交接触有所增加之后，欧洲人才知道这个帝国的疆域有多广大。蒙古帝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土连续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巅峰时期的版图包括中国、波斯、亚欧草原和大多数罗斯公国所在的地区，以及大片近东土地和欧洲东部及中部的一大块地区。

然而，蒙古人在1238年发动入侵时，没人料到蒙古帝国会如此强大。强盛的基辅罗斯公国和北方的弗拉基米尔公国是对抗入侵的主要力量。这两个东正教据点的东面都有敌对的异教和穆斯林势力，后者也成了对抗蒙古人时的缓冲区。东正教公国和天主教国家的关系不怎么样，但德意志人万万想不到，一支来自中亚地区的异教徒军队竟能迅速击败他们的穆斯林和异教徒对手，击垮东正教大军，打败波兰和匈牙利的军队。

从1238年到1241年，一系列惊人的战役使不可思议的情况成了现实。蒙古人多少尝到了败绩，经历了一系列小规模挫败，但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已在蒙古军队的铁蹄下屈服，唯一例外是最北面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其官方名称为“伟大的诺夫哥罗德”（Lord Novgorod the Great）。德意志、波兰和匈牙利的军队全军覆没。蒙古入侵的兵锋深入匈牙利，甚至一度触及奥地利公国的维也纳外围地区。1241年，蒙古人停止进攻，因为大汗去世，统帅们被召回蒙古，协助选出大汗的继任者。为了强调自己的统治性地位，蒙古人留下了强大的军队随时待命，并在克罗地亚境内与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残酷无情的劫掠。

蒙古人为什么会获胜？假如蒙古人后来决定继续征战，攻击中欧甚至西欧诸国，他们还会获胜吗？对此有许多猜想。当然，蒙古人并非不可战胜。他们在13世纪的前40年里遭遇过大大小小的失败，但每一次似乎都能卷土重来。蒙古人的复合弓让他们占了上风，但他们的对手也很快认识到了这一技术的实用性——这也是蒙古人在建立霸权时如此依赖闪电战的原因之一。此外，这些蒙古人手段狠辣，屡屡撕毁休战协定，无视安全通行的协议，还大行杀戮，比如屠杀大量男丁。问题是，他们这么做固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引起敌人的恐慌，但也会让敌方在抵抗时更加坚决。得知体面的投降也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后，许多军队决定宁可抵抗到死，也不投降。

据说，蒙古人不大可能征服中欧和西欧，还有一些因素：中世纪的欧洲有许多带有城墙的坚固城，中西欧地区的地形对骑兵不利（不像草原那样适合骑兵穿行），13世纪时欧洲西部的人口数量太大，很难征服。不过，针对这些理由，我们都能找到有力的反证。蒙古人征服了中国，而中国的地形同样不利于习惯草原和高原环境的军队行进，可能比中西欧更甚。所以，蒙古人进军欧洲中西部的话会发生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能知道的是，当时的欧洲人——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都认为末日将至，圣经中的复仇者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圣经·启示录》20：7—8》）：“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对诺夫哥罗德以外的罗斯诸公国而言，蒙古入侵产生的直接政治后果不啻一场灾难。而蒙古军队后来的那些间歇性袭击，虽说规模和持续时间都不比1238—1241年，但还是对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波兰人都不得不一边提防蒙古人袭击，一边努力阻止利沃尼亚和普鲁士的骑士团国进犯，还要警惕天主教德意志人和说德语的犹太人的定居活动——德意志和波兰的边界不断变动，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在西里西亚和其他边境城镇定居，构成了对波兰的威胁。局势变幻莫测，波兰贵族们从中获益，也蒙受了损失。

波兰贵族之所以能够获益，是因为那里没有强力的中央政府，不仅小波兰公国如此，以华沙为主要城市的大波兰公国亦然。两国统治者也曾试图改变这种困难局面。13世纪早期，小波兰公国崛起，虽然最终未能建立起稳定的国家，但大波兰的王公们在13世纪的后半段也加以效法，只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努力总因内斗而遭遇挫折。举例来说，13世纪末（1295年），在教会的命令下，波兰人试图将来自大波兰的本土贵族立为国王，但新王即位不久就遭到了刺杀（1296年）。

在波兰，贵族阶层拥有自由，可以控制农民等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可以说教会也是如此。虽然波兰的政治和地理都陷入了分裂，但13世纪的波兰教会仍保持着统一。教会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依附于自己的农村居民。虽然农奴制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中已不是主流，但它在波兰地区的地位还是难以撼动。

贵族和教会阶层利用庄园获取了大量财富，各种时尚风格也发展起来。13世纪，在波兰境内那些不受军事问题侵扰的安全地区，哥特式建筑逐渐取代了罗马式建筑。当时已四分五裂的波兰面临着许多军事问题，这就是中央政府力量薄弱的消极面。波兰成了入侵者的猎物，入侵者在大片土地上劫掠，削弱当地的生产力（尽管有时生产力还能得到恢复），波兰付出了惨痛代价。另外，波兰局势不稳，贵族阶层并不总能团结一致。一个领主的衰弱往往意味着另一个领主的机会。1291年，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二世（Wenceslas Ⅱ）入侵小波兰，并在13世纪90年代末控制了大波兰，直到那时，波兰才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统一，安宁与繁荣才有机会在广大地区实现。然而，1300年时，波兰的农民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跟波兰不同，匈牙利在13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里似乎正重新步入稳定状态。诚然，贵族和教会都对王室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这两个阶层的特权也在一系列公告中得到了承认，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222年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其内容堪比英格兰的《大宪章》。在这些年里，许多原先属于王室的财产也被转手了。由此看来，尽管王室与教会、贵族暂时达成了妥协，但王室的权威和势力被削弱了，远不能和神话般的伊什特万一世统治时期的权威相比。不过，在安德拉什王（Andrew，1205—1235年在位）和贝拉四世（Bela Ⅳ，1235—1270年在位）统治期间，匈牙利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安德拉什是第五次十字军远征的领导人之一，这次远征取得了一些成果。匈牙利王室的公主们则获得了圣洁的美名。此外，托钵修会活动在匈牙利的土地上迅速扩展开来，托钵修士成了壮大教会、推动信仰改革的使徒。这样的匈牙利被视为神圣的天主教国家。

然而，在贝拉四世统治期间，蒙古人来了，带着恐怖、混乱与灾祸。一支又一支的王国军队被击败，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蹂躏。蒙古人大肆屠杀，将俘虏带回东方为奴，匈牙利的人口大大减少。匈牙利经济的基础陷入混乱，国王则逃往偏远地区，等待大难降临。

幸运的是，大难并未临到。如前所述，大汗去世，贝拉四世算是交了好运。贝拉四世眼见国家遭受严重破坏，但至少蒙古人离开了这片土地。匈牙利人一心保卫国家，在那之后四处兴建城堡。于是，没有天然屏障的地区有了人工屏障，村庄得到重建，空无一人的定居点又聚集了大批居民和牲畜。匈牙利招揽了不同族群的西方人，让他们定居在新建或重建的居民点中。

种种努力使这个破败的国家迅速得到重建，但一切皆有代价。所有重建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团结和某种程度中央集权的基础上，狭隘的地方和阶级利益都要给这种集权体制让路。教会经过异教徒敌人的毁灭性打击后得以幸存，因而教会人士比世俗贵族更认同这一观点。世俗贵族在与国王合作时无法获得平等的待遇，双方开始分道扬镳。13世纪60年代，贝拉四世和儿子伊什特万起了冲突（后者以伊什特万五世的身份在1270年至1272年间统治匈牙利），一些贵族利用王室内部的种种矛盾向国王发起了反抗。

从贝拉去世的1270年开始到13世纪末，贵族和国王一直在角力。当王室占上风时，匈牙利便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就拿1278年来说，当时匈牙利人站在德意志王公一边，挫败了波希米亚的奥托卡（Ottokar of Bohemia）夺取德意志王位的图谋。但有些时候，匈牙利的政坛完全是闹剧。信仰异教的库曼人（Cumans）逃脱了蒙古人的掌控，长期以来都试图从他们的马扎尔亲戚那里获得好处。库曼人始终对天主教抱有疑虑，而即便匈牙利王室将一支库曼军队提拔为王室禁卫，也很难说服库曼人和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人去尊重彼此。有时，库曼人甚至不愿意照着“文明人”（基督徒）的规矩生活。拉斯洛四世（Ladislas Ⅳ，1272—1290年在位）是伊什特万五世和一位库曼公主之子，却死于库曼刺客之手。此后又出现了争夺王位的斗争，局面一片混乱。

在中欧，除了波兰和匈牙利，波希米亚也有成为大国的潜力，那么波希米亚的情况是不是有所不同？是，也不是。由于波希米亚曾支持“红胡子”腓特烈的斗争，因此在12世纪中期，统治波希米亚的普热米斯尔王朝（Premyslides）的王家地位得到了帝国方面的承认。在接下来的100年时间里，波希米亚稳定得让邻国嫉妒。波希米亚理论上是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独立的王国，拥有得到皇帝认可的固定疆界，只需要在名义上对帝国的权威表示服从。在选举德意志国王时，波希米亚国王的意见也会被考虑在内。

在这一阶段，波希米亚不断扩张，取得新的领土，有时通过谈判，有时通过联姻，有时则靠赤裸裸的暴力征服。波希米亚的经济也在发展。布拉格（Prague）成了欧洲的大城市。虽然布拉格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混乱，发展得比较曲折，但13世纪的布拉格是个富庶而壮观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中欧地区首屈一指。布拉格在中世纪中期还只是新开垦地中一个小村庄的居民点（“布拉格”的含义近似于“被烧过的地方”），这样的命运已经相当不错了。波希米亚的城镇居民点增多，波希米亚国王从税款和银矿中获得了大量财富，成为天主教欧洲世界中最富有的统治者之一。国王的权势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地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波希米亚贵族自由行事的空间越来越小。这种情况在奥托卡二世（1253—1278年在位）时期特别突出。贵族们因国王的权势而暂时退缩，但他们复仇的机会在13世纪70年代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德意志国王选举。腓特烈二世在1250年去世后，帝国内乱不断。1254年之后，霍亨施陶芬家族中就没有人能作为候选人参加德意志国王的选举了。于是在1257年，英王的弟弟康沃尔的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和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十世以候选人身份加入了一场颇有争议的选举。这段被称为“大空位”时期（Interregnum）的年月冲突不断，但经验表明，只要政治斗争没有恶化到长期内战的地步，经济发展就不至于受阻，只不过中央政权或未来的中央政权能从中得到的好处少了。无论是新城镇带来的税收、向东扩张获得的收益，还是法兰克福集市取代香槟集市后带来的大笔生意，都没能给中央政府带去多少利益。

大空位时期，波希米亚的奥托卡国王看到了成为德意志国王的希望。然而，1273年时最后选出的是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的鲁道夫，大空位时期就此结束。候选人奥托卡大受挫折，决定拿起武器，为争夺德意志的王冠而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德意志王公的同盟并不稳固（奥托卡会说这是背叛），他们游移不定，波希米亚的贵族阶层则完全站在了自己国王的对立面。这场继承战争在德意志与波希米亚两地都演化为内战。1278年，奥托卡自己在战斗中阵亡。原本以稳定著称的波希米亚陷入了政治混乱。不过，波兰的混乱程度更甚，所以后来登基的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二世才有机会夺取波兰的控制权。由此看来，波希米亚人似乎并不寄希望于同德意志和平共生，而是想要建立一个大斯拉夫的（天主教）国家。

在德意志人这边，反讽的是，王公们组织起来击败奥托卡的同盟反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集权，让人感到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可以积聚实力，最终收回王公贵族们的特权。的确如此。鲁道夫后来将大片从奥托卡手中收复或夺取的土地归入哈布斯堡家族名下，态度坚决。1291年鲁道夫去世时，王公贵族们试图展开行动，遏制新贵哈布斯堡家族发展的势头。鲁道夫的继任者拿骚的阿道夫（Adolf of Nassau）并非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却用其他方法来压制那些将自己推上王位的王公们。于是，在之后的选举中，王公们恢复了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忠诚，推举鲁道夫之子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Albert of Austria），但前提是阿尔布雷希特必须承诺，自己不会挑战王公们的地位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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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波罗的海和中欧地区的历史不仅仅是王公、贵族、国王、皇帝的兴衰史，但这些兴衰变迁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这些变迁使农奴制度（事实上是一种奴役体制）得以存续，也令基督教政权在面对蒙古入侵时无力反抗。面对入侵，基督教世界没能自救。救了基督教世界的是蒙古人——当然，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倘若大汗没有在1241年去世，蒙古军队没有停下大举进军的步伐，这些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村庄和城镇会有怎样的命运？我们只能猜测。

【注释】

[1]马格努斯一世，亦有资料称其为“马格努斯三世”。——译者注

[2]瓦尔德马的妻子为丹麦的索菲亚（Sofia of Denmark），丹麦国王埃里克四世之女。其妹妹为丹麦的于特（Jutta）。——译者注

[3]马格努斯立法保护自耕农，禁止贵族和主教在旅行中随意要求他们提供食宿，自耕农从此可以“锁紧谷仓”（lock the barns），他因此得名“Ladulås”，即“谷仓锁”。——译者注

[4]这里指匈牙利王安德拉什二世（1205—1235年在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