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哲学巨擘研究

1241至1247年间，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巴黎任教。培根的手稿显示，他很熟悉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论述，对被冠以“秘密中的秘密”（Secret of Secrets）之名大量传播的文献也颇有了解。《秘密中的秘密》是托名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集，据称是这位哲学家向其学生亚历山大大帝传授知识的记录。培根相当于为这部作品做了翻译/注释。更重要的是，他应当也十分熟悉阿维森纳（Avicenna）、阿维斯布朗（Avicebron）和阿威罗伊（Averroës）的作品，这几位（以上是他们的拉丁名字）是中世纪时著名的亚里士多德阐释者。

阿维森纳或称伊本·西纳（Ibn Sina），他是生活在11世纪的波斯穆斯林，他的观点主要是通过犹太学者的翻译和注释被传播到西方世界的。在中世纪的知识遗产中，阿维森纳的作品在数量和重要性两方面都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人的作品。阿维森纳的医药学著作就已经出类拔萃了，而他对于我们在此主要探讨的欧洲知识界而言，还是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试图将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与伊斯兰教的启示调和起来。阿维森纳的尝试让其他一神论传统中的学者们想到，自己也能做类似的事。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在12世纪和13世纪困扰着基督教经院哲学学术圈的特定争论，阿维森纳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举例来说，安瑟伦提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之后，他的批评者们回应说，这样的证明无论用在什么东西上，都可以推出无法想象出比其更大事物的完美的某物必然存在的结论。安瑟伦的回应是，“存在”是神的必然属性，而其他实体没有这种必然属性，因此上述批评不成立。安瑟伦的说法，其实阿维森纳在反对亚里士多德理论时已经用更严谨的词句表达过了，阿维森纳提出，对除了神以外的所有实体而言，“存在”都是偶然属性，但“存在”是神的必然属性，否则神便不成其为神，而那是荒谬的。安瑟伦当时是否知道阿维森纳的论证尚有争论，但安瑟伦的观点确实可以追溯到阿维森纳那里。

阿维斯布朗又称所罗门·伊本·伽比罗（Solomon Ibn Gabirol），他是生活在11世纪西班牙的犹太注释学者。他以写作杰出的希伯来文诗歌著称，但也用阿拉伯文撰写关于形而上学的著作。他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哲学著作没有什么犹太色彩，因此一些西方的基督教学者误以为阿维斯布朗是穆斯林，但他的一些观点让奥弗涅的威廉等人以为他是基督徒。阿维斯布朗主要的形而上学论著在12世纪时被翻译成拉丁文，是为《生命泉》（Fons vitae）。和阿维斯布朗关系最大、在西方造成深远影响的形而上学学说涉及质料和形式间的关系。在阿维斯布朗看来，形式是上帝意志的流溢，但形式需要通过质料来达致完全。也就是说，上帝是完满的，形式和质料共存于上帝之中，而因为形式寻求质料，产生了一系列运动，所以那永恒不变的上帝之中就出现了变化。这个命题从表面上看自相矛盾，但根据基督教（和犹太教）神学，上帝是一切，而且在这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无所不在，那么就会出现这个谜题：上帝永恒不变，他里面却充满了变化。

第三位重要的非基督教思想家是阿威罗伊，即伊本·鲁世德（Ibn Rushd）。他生活于12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他也来自西班牙。阿威罗伊是穆斯林，极为钦慕亚里士多德。

在我看来，此人（亚里士多德）是大自然设计出的楷模，他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最终能达到的完美境界……亚里士多德的教导是至高的真理，因为他的头脑是人类头脑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我们可以说，神将他创造出来，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了解所有应该了解的事。让我们赞颂神，因为他让此人如此完美，远超过众人，并让他如此靠近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Knowles，1962年，第200页）

伊斯兰教的保守派和基督教的保守派一样，对亚里士多德可能造成的影响颇为担忧，阿威罗伊和他们抗争，公开为阿维森纳等人的著作发声，哪怕自己并不同意阿维森纳这位前辈的一些哲学观点。不过，就连一些努力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正统伊斯兰教的人（他们会谨慎地排除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一些关键原则，阿维森纳就是这样），也觉得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崇拜得过头了。

阿威罗伊提出的一个命题在西方影响深远：因与果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而不只是一种惯常性。保守的伊斯兰神学家认为处处可见神的工作，万事万物都与神的作为和意志有直接联系。如果神让相似的原因之后出现相似的结果，那是出于神自由的选择。因和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最为自由的神就受到了限制，不再自由了。只要神愿意，他就可以打破因果之间的惯常联系。这样的观点让阿威罗伊等哲学家很不安，因为他们认为，理性世界在哲学上是说得通的，在理性世界中，因果联系不只是习惯的产物，还是神意志的表现。那么，这种观点是否意味着神受到了某种限制呢？也许并非如此，但反对者还是认为这些人设想了一位受限制的神。信仰基督教的阿威罗伊主义者也受到类似指控，说他们用亚里士多德限制了上帝的自由。

即便罗杰·培根没能接触到上述种种著作和理念，他也能够成为13世纪经院哲学思想的先驱。培根对什么都有兴趣：预言和占星（他明确提出这与巫术不同）、炼金术、光学、数学，以及神学、哲学与自然科学，通通在他的涉猎范围之内。培根很长寿，他生于1213年前后，去世时已经是1291年。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为占星辩护，呼吁进行特别是神学方面的教育改革，这给他招来了不少麻烦，也让他受到方济各会朋友们的批评。不过，培根那种充满童心和创造力的思维方式，倒成了13世纪经院哲学的典型特征。

在神学领域，培根对人们集中研究伦巴都《四部语录》的做法提出了异议，这样的研究将《圣经》排除在外，而伦巴都的主要神学观念都出自《圣经》。事实上，培根还进一步鼓励与他同为注释者的人们去直接研究《圣经》文本，就是原始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经文。12世纪时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圣经》文本方面的碰撞至少让人们明白了，若想准确理解上帝的启示，了解《圣经》原文使用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培根言行一致，还为这两种语言写了语法书。

培根对待辩证法的态度尤为矛盾。尽管培根自己就是一名辩证学家，但就像许多同行一样，他感到这一经院哲学方法的精华有时无法满足自己性格中的新柏拉图主义神秘倾向，也没法实现当时他发扬实验方法的雄心。当然，培根对实验的理解以及他为自己观点辩护的方式，与近代早期实验方法倡导者的都不同，后者的观念到现在都还是主流。培根认为，经验（或实验）是为演绎真理服务的，其主要作用在于确认经演绎得出的真理。

培根那些基于基督教的哲学思考都以道德生活为目的。当然他也承认，最高水准的道德生活要么存在于《圣经》里，要么存在于古典时代的过去之中。遵循道德要求而生活的智慧或内在的启示直接来自上帝，他是启示的原则（illuminating principle）或主动理智（agent intellect）。而培根的哲学思考只是对上帝所做直接干预的补充。

与培根同时代的方济各会士奥多 里戈（Odo Rigaud）在能力方面不亚于培根，有时比他还条理分明。奥多于1240至1245年间在巴黎大学修习神学，此后便在那里任教。1248年，他被选举为鲁昂大主教，此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于1275年去世。他的大主教生涯成就卓著，他却很低调。终其一生，奥多都在公开场合真诚地保持着方济各式的谦卑态度，哪怕这位鲁昂大主教后来成了法王路易九世的密友，在诺曼底和法兰西的宫廷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还在教会顶层的圈子里颇有地位。

奥多和像他一样的神学家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科学神学（scientific theology）的支持者。他们想尽可能将基督教信仰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同时也相信，基督教信仰中有一部分核心内容完全是上帝的启示，只能凭信心接受。奥多采用的方法，是将公理（dignitates）和准则（suppositiones）区分开来，前者是对数门学科甚至所有学科都适用的原则，后者则是适用于某一门特定学科的原则。

奥多等思想家认为，系统神学涉及两类公理。第一类公理是被普遍接受的合乎理性的真理，这类真理是不证自明的。这些真理未必来源于启示（《圣经》）真理，但一定不会与启示真理矛盾。系统神学中的第二类公理是信条。这类公理从理性角度看并非不证自明，但它们得到了神的认可，是由《圣经》确认的。对所有第一类和第二类公理进行系统化演绎（或者运用辩证逻辑进行推导），就能得出经过论证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就是这门学科的原理。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神学，就意味着天主教中一些原本因没有《圣经》经文支持而缺乏根据的教义（比如关于炼狱的理论），现在成了能从公理命题推出的内容，被纳入了各部分内容都有系统联系的统一的神学体系，也就是说，这些教义变得更可信了。

罗杰·培根支持方济各会，奥多·里戈则是方济各会中的教师。方济各会的弟兄们（fratres）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方济各会成员的哲学与神学著作有时也涉及和清贫相关的问题，似乎也褒扬可称为兄弟会式的独特生活方式。大学教师中的在俗教士们对这些托钵修士怀有很大的不满，他们的不满既关乎知识和理论，又关乎事业。在知识方面，托钵修士们提倡清贫，无异于在暗中批评世俗生活方式，此外，一些世俗人士认为托钵修士“假冒为善”，一边赞美清贫和谦卑，一边过着越来越不清贫、不谦卑的生活。此外，能进入巴黎大学最高导师层的人很少，修士的数量却在快速增长。修会早期成员的真诚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法国的统治者们，卡斯提尔的布朗什（Blanche of Castile，1226年至1234年前后在法国摄政）和她儿子路易九世（即圣路易）的虔诚态度便是受这些修士深刻影响的。在获得王室的庇护之后，修士对现有的庇护和晋升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世俗人士试图限制修士们的教学权。一些批评者甚至颇为放肆地谴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嘲笑国王与它们的联系，以及这些修会表现虔诚的方式。圣阿穆尔的纪尧姆（Guillaume de Saint-Amour）是批评者中最敢说的，他表示一切都十分滑稽：路易九世放弃了包括华丽服饰在内的王室风范，以托钵修士的方式生活，而他视为顾问和密友的人却很有可能受到异端思想的影响，相信阿西西（Assisi）的方济各开启了一个新的属灵纪元。

巴黎大学中世俗人士与修会的斗争是注定之事。托钵修士有时会受到暴力活动的困扰，王室则会保护它们。王室的愤怒临到了圣阿穆尔的纪尧姆身上。在王室的要求下，此人的作品受到了教廷的审查和谴责。纪尧姆自己则被放逐，不得返回法兰西王国。1256年，巴黎大学设立了两个教授席位，一个属于多明我会，一个属于方济各会。这两个教席的首任教授是中世纪盛期时的另外两位经院哲学大家，托马斯·阿奎那和波拿文都拉。(www.xing528.com)

托马斯·阿奎那于1224年在意大利出生，小小年纪就开始在隶属于本笃会的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大修道院接受教育，进入修道院时可能只有5岁。托马斯之所以能够在如此有名望的修道院中享受教育特权，也许是因为他的贵族关系网络。他出身贵族，而大多数贵族世家都希望每代人里至少能有一名具有影响力的教士。因此，托马斯便被送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他将向着神职人员的方向迈进，成为在俗教士。

在年近二十时，托马斯却被多明我会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吸引了。和早期的方济各会一样，早期的多明我会成员在教会内部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这两个修会一开始都是服务性的组织，其甘于清贫的誓言则意味着，任何贵族世系都不可能通过贵族亲戚来对修会施压。我们之前提过，13世纪晚期，这一点将有所变化；不过，在13世纪40年代，当托马斯表达加入修会的意向时，情况基本上还是那样。

想到托马斯可能成为贫穷的布道者，托马斯的家庭成员被激怒了，他们限制他的行动（事实上将他囚禁了起来），希望借此令他回心转意，但没有成功。20岁时，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正式加入了多明我会，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布道生涯，他当时大概也预见到了这样的生活。正如我们所见，多明我会希望他们的布道者在保卫基督教神学体系方面有所贡献，而实现贡献的方式就是驳斥对《圣经》和权威传统的异端解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多明我会在其修道院中发展出了集中式的教义研究系统。托马斯·阿奎那又赴巴黎和科隆继续学业。在科隆，他的导师是大阿尔伯特，大阿尔伯特是一位充满创造力、博学多识的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注释者，无愧于伟大的声名，托马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1252年，托马斯返回巴黎。当时，托钵修士和在俗教士之间冲突不断，直到王室强硬实施一系列介入措施之后，斗争才告结束。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修会在1256年获得了大学中的席位。作为代理导师或讲席教授，阿奎那得以继续他此前的工作并撰写新著，竭力为基督教教义及衍生出来的道德命令建立牢固的理性根基，这都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进行的。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并不盲从，对这位非基督教哲学家的伦理学思想进行了扬弃。不过，阿奎那在为基督教信仰做哲学辩护时，用的工具都取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日益增多的相关注释。

在16世纪的人看来，托马斯·阿奎那撰写的总论很好地总结了主流的传统罗马天主教教义，也提供了大量材料，可用于反驳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徒提出的教义。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夸大了托马斯在他自己时代的重要性。托马斯主义（Thomism）——托马斯所代表的知识结构和论证方式——事实上并非中世纪哲学与神学的核心和终点。在他自己的时代中，托马斯常常遭人批评，他的一些论证也不够有说服力。托马斯尽了力，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为某些教义提供具有绝对连贯性的哲学解释。举个例子，圣餐变质说认为，弥撒中祝圣过的酒和饼将变成耶稣基督真实的血与肉。根据教义，这种变化是会发生的；但变化究竟怎么发生，无论托马斯如何竭力解释，都只能是个谜。

1277年，阿奎那去世才3年，他的一些哲学观点便遭到了保守派批评者的指责。14世纪时，又有许多人向多明我会神学体系发起全面进攻（参见第21章）。尽管如此，托马斯的理论体系还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大神学家、大哲学家花那么多时间来攻击托马斯主义了。尽管遭到了声讨，但阿奎那的理论在中世纪晚期仍然很有影响力，后来还催生出一批又一批自称新托马斯主义者（neo-Thomists）的人。

多明我会最为重要的作品是《驳异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和《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这两本著作的首要目的是为基督教教义提供全面的辩护依据，其次则是提供上帝存在的证明，并就上帝与堕落人类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讨论。托马斯非常欣赏迈蒙尼德，托马斯在诉诸观察或感官知觉领域的证据时会使用演绎推理，就是受了迈蒙尼德开创性作品的影响（其影响可能比托马斯自己意识到的还多）。举例来说，一个物体若要运动，就一定要有外力推动，而推动这个物体的外力本身也得先被推动才行。这样倒推下去，无穷无尽，除非有个第一推动者，而这个推动者的运动是不需要外力推动的。这个不需要外力推动的推动者就是上帝。

像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托马斯喜欢使用类比论证，也认为类比论证在认识论方面是有道理的。在这方面，托马斯既像亚里士多德，又像奥古斯丁，也许更像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见到自然界中三个一组的事物，就会感到诗意般的欣喜，因为他认为这是三位一体的体现。而在托马斯这样的经院哲学家们手中，类比法与直接观察和演绎相结合，就能产生很有说服力的论述，阐明政治和社会生活——特别是法律——的性质，以及上帝的本质。

不过，倘若认为托马斯·阿奎那相信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涵就算离开了启示也立得住，那就错了。像迈蒙尼德一样，托马斯认为有些事是无法证明的，只能凭信心接受。托马斯·阿奎那确立了（或者说试图确立）一系列经过理性论证的无可辩驳的原则，这些原则足以支撑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甚至可以说，需要视为启示而凭信心接受下来的内容已经大大减少了，因此不信基督的人也比较容易接受。

不过，从非信徒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这样一来，信徒们就可以说不愿接受基督教的人是不理性的了。12世纪和13世纪的经院哲学革命中，有许多内容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某些人——特别是犹太人——会故意拒绝理性的引导，他们天生就是不理性的，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对犹太人彻底非人化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如果犹太人受洗后就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说犹太人具有某种“天性”（不变的特点）的论点恐怕就站不住脚了。对于基督教教义中涉及犹太人的内容，托马斯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他自己大概也不会接受所谓犹太人天生缺乏理性的观点；然而，托马斯的工作却可能被相信这种论点的基督徒拿去刻意改造利用。

当时，巴黎大学的另一个修会教席是波拿文都拉的。波拿文都拉是医生之子，也是意大利人。1227年，年仅10岁的波拿文都拉身患重病，他的朋友和家人为此非常担忧。从康复后一直到成年，波拿文都拉都认为自己的康复要归功于方济各会的创立者圣方济各。波拿文都拉全心投入这位圣徒的事业，他的信仰也从未动摇。后来，他成了方济各会的会长，主持搜集所有关于圣方济各生平的文本资料和口头见证，为方济各编写官方传记。此外，他还在暂时阻止修会分裂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修会中出现了两种声音，保守的一派认为修会没能严格遵守圣方济各最初的原则，放弃了朴素的生活，另一派则认为可以适当妥协，修士可以出任教会职务，建立永久性的修道院，并想出既能持有财产又能在理论上遵守清贫誓言的方法。与此同时，波拿文都拉还与世俗人士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后者认为，整个托钵修会组织对清贫的强调过于极端，有违正统教义的精神。

波拿文都拉曾师从奥多·里戈，像托马斯·阿奎那一样，波拿文都拉的大部分创造性工作都是在离开巴黎之后完成的。另一个和托马斯的相似之处是波拿文都拉职业生涯的终点——波拿文都拉去了意大利，在那里努力从事修会成员的教育工作，而没有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因此，将这两人的职业生涯和现代学者的路线等同起来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人从根本上说是属于修会而非大学的。不过，在巴黎大学任教的经历可能也增强了他们理念的影响力，尽管托马斯的作品和他自己的课堂教学并无太多重合之处，而波拿文都拉的作品虽然和课堂教学有关，却不是在他在巴黎时写在羊皮纸上的。两位伟人在同一年（1274年）去世。

波拿文都拉是形而上学家，也是神秘主义者。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以三个概念为基础，即流溢说、范本说和完满成全说。流溢指的是受造物从造物主而出的过程。他主张上帝自由创造说（free creation），即神在选择创造形式时是完全自由的。从他反对什么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更清楚。波拿文都拉反对创造“必然流溢”说，即认为受造物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或出现的观点。在波拿文都拉看来，这就像是在否认上帝的绝对自由，无异于限制上帝、否认上帝的一种属性。会被必然流溢限制的上帝也就不是真正的上帝了。因此在波拿文都拉看来，必然流溢说是无神论的。14世纪时，方济各会秉持的更激进的神学理念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并攻击所有试图用所谓“亚里士多德式约束”（Aristotelian constraints）来限制上帝作为的理论。波拿文都拉的追随者们认为自己捍卫了上帝的全能性。

波拿文都拉的范本说认为，一切被造物都是对上帝的效仿，上帝是一切造物的范本。在这方面，波拿文都拉的思想更接近柏拉图（他的见解与柏拉图的理念型相论颇有相通之处）而非亚里士多德。波拿文都拉主张，神圣范本说源于《约翰福音》的序言，也沿袭了奥古斯丁的看法，这些范本存在于上帝永恒的道（Word）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换言之，肉身的神圣范本便在道中。

形而上学的本质论和救赎历史都在完满成全中得到成就，那时，受造之物将回到造物主那里。不准确地说，这就像旅程中的几个阶段。波拿文都拉的神秘主义倾向就在此显露出来了。在人的一生中，这种归回造物主那里的过程，始于人对创造者力量与伟大的认识与颂赞。受造之人试图更多了解上帝，他研习《圣经》与教义，学习基督徒的伦理规范。到了受造之人无法更进一步时，造物主便会用圣灵光照他，和他在灵里联合（spiritual union）、和好（reconciliation），由此达致完满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