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年的西方哲学家：威廉和格罗斯泰特

1200年时，西方人已经可以接触到许多非基督教哲学家作品的拉丁文译稿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仍然最受欢迎，但阿拉伯和犹太学者针对亚里士多德作品撰写的注释在译成拉丁文后，也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些注释作品令人激动，也充满挑战。若没有正统基督教阐释的辅助，阅读这些作品肯定是个挑战，而哲学学者和神学家的阐释到底符不符合正统，也不是总能确定。在这段时间前后，有一些宗教法令禁止在巴黎大学中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因为保守派担心有人会用自作聪明的解经方法来玷污基督教的教义。不过在1240年前后，这些制定于13世纪初的禁令就已经无人执行了——或许这些禁令从未得到有效执行。当时，巴黎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教师已经开始在课堂上讲解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但讲得更多的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伦理学。

两位供职于不同机构的学者的探究，在众多早期阐释者中很有代表性。第一位是奥弗涅的威廉（William of Auvergne）。威廉在巴黎大学任教，他的作品涉及逻辑学，也探讨是否可以通过哲学思辨确定真理，也就是说，他想出一系列原则，用这些原则来判断逻辑连贯命题的真理性。我们可以举例：如果人和/或蠢人不再存在，那么一个人永远也不能成为蠢人，这句话有多少真实性？一个在哲学上可以证明、在现实中没有所指的陈述有多少真值？什么能够保证，当符合（亚里士多德式）逻辑的论证程序被恰当应用于真命题上时（要么被启示为真，要么不证自明），能够产生真实的陈述？威廉在哲学生涯中总是思考这些问题，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却未必都有说服力）的论点。

奥弗涅的威廉的正统地位无人质疑，1228年，他被提拔为巴黎主教，从中便可以看出教会的态度。威廉的主教任期一直持续到1249年他去世为止。在这段岁月里，尽管主教职务带来了繁重的日常职责，但威廉依旧怀着牧者之心试图改造妓女，他也成了法王的亲密政治顾问，当国王于1248年离开本国去参加十字军远征时，威廉在摄政会议中和其他同僚一起为国王的代理人们建言献策。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罗伯特·格罗斯泰特（Robert Grosseteste）。他是英格兰人，支持方济各会，曾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在从13世纪20年代中期到1235年的这段时间里任教于牛津大学。格罗斯泰特也研究逻辑和真理确定性的问题，他的方法可能比奥弗涅的威廉的更具远见。不过，批评者们提出，格罗斯泰特的思想很有趣，也有启发性，但说服力不足。和奥弗涅的威廉一样，格罗斯泰特在结束大学任教生涯后成了一名行动积极的主教，他在林肯教区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253年去世为止。他在生命的最后这段时间里一心促成犹太人改信。(www.xing528.com)

换言之，这些神学家和哲学家具有出世的哲思，但也积极行动，在俗务方面颇有权势。关于中世纪的学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没有答案：这些学者在职业生涯早期的神学和哲学立场，是如何影响甚至塑造他们后来在教会乃至国家中的实际管理工作的？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颁布了许多教会法令，人们还是很担心异端和异见者的影响，而此时，许多学院出身的人在教会中取得了高位，这说明在那个时期，还是可以既研究基督教之外的哲学资料，又保持正统的名声的。正因为如此，对亚里士多德及其后古典时代的阐释者的研究才能在13世纪顶住保守派的压力，一直继续下去。有些保守派人士认为，学院出身者的升迁和整个教会生活的腐败不无关系。

在神学领域，保守派最不想看到的，恐怕是热衷于亚里士多德的同辈经院哲学家提出条理分明的命题，来反对基督教教义了。虽然那些看似在进行这种工作的学者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批评者猜想，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正倡导“双重真理”论。而实际上，信仰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观点是：仅凭理性得出的结论若看上去与神圣（启示）真理相悖，就应当摒弃，或者至少需要重新斟酌，直到找到调和该结论与启示真理的方法。然而，对也好，错也好，保守派一直盯着布拉班特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和达契亚的博埃蒂乌斯（Boetius of Dacia）等人不放，说他们包容甚至捍卫双重真理说。这两人和托马斯·阿奎那与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e，详见后文）是同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