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诺森三世的任期：加强教皇对圣彼得教产的控制

罗萨里奥·代·塞尼（Lothario dei Segni）在1198年坐上了教皇的圣座，成为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时年37岁。作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意大利贵族世系后裔，他自然被寄予厚望，人们期许他会在教会或世俗统治机构中登上重要的位置。罗萨里奥受的是极好的教育，他先是在罗马的一所修道院中学习，然后赴巴黎的学院深造，研究神学。他的法律知识也很丰富，尽管近来有人提出，他也许并不算教会法专家。在教会中，罗萨里奥升迁得很快，1190年就当上了枢机主教，当时他还不到30岁。

在尚为枢机主教的时候，罗萨里奥出版了他最有名的著作《论人类的悲惨境况》（On the Misery of the Human Condition），又名《论轻看世界》（On the Contempt of the World）。按照中世纪的标准，这本书非常畅销。以下摘录的书中经典段落就展示了那个时代的人的品味。

人出于尘土，以及那比尘土更污秽的肮脏精子。人是在肉体的欲望、情欲的烈火、放荡的恶臭中成胎的。出生后，人要劳作，会经历恐惧，将忍受痛苦，而最可悲的是他必须面对死亡。人的恶冒犯了上帝，侵害了邻人，最终伤害了自己。他用可耻的行为毁坏自己的名声，玷污自己的人格，违背自己的良心。他满心虚荣，以至于忽视了那最重要、最不可少、最有用的。因此，他注定遭受那带来永恒痛苦的地狱之火，成为饥饿虫子的食物。他的结局，便是成为一团永远散发恶臭的腐败秽物。（Two Views of Man，1966年，第3—4页）

罗萨里奥对人类命运的看法相当悲观，在事业上却很积极，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服侍上帝的美好工作。他一当上教皇，就致力于解决危害教会的纷争。皇帝亨利六世早逝，把霍亨施陶芬世系拥有的德意志统治权留给了继承人腓特烈二世，而腓特烈当时还是孩童。在亨利的寡妻、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1130—1154年在位）的女儿康斯坦丝（Constance）的请求下，英诺森将这名当时还不到4岁的男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罗杰死后，王位由儿子威廉一世（1154—1166年在位）继承，威廉一世死后，王位由他的儿子威廉二世（1166—1189年在位）继承。正如我们在第11章中看到的，这三代国王将西西里王国的政治势力推上了顶峰。不过，西西里王国也面临一个问题：威廉二世并没有留下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因此，威廉二世死后，他的姑姑康斯坦丝便成了最有资格继承西西里王位的人。而威廉二世留下的一个名为坦克雷德的私生子却篡夺王位达五年之久，并在那些忠于他的贵族的支持下，试图阻止康斯坦丝夺回西西里。直到1194年坦克雷德死后，康斯坦丝的丈夫才得以伸张她的权利，接过了西西里国王的头衔。于是，在教皇保护下的年轻的腓特烈不仅仅是德意志的继承人，在他的母亲于1198年去世后，腓特烈也成了西西里王国（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本岛）的统治者。如果腓特烈成为皇帝，他也将在名义上统治北意大利。

英诺森三世利用了局势，加强了教皇对于圣彼得教产（patrimony of St Peter）的控制。“圣彼得教产”是一片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宽阔地带，教廷对该地区的所有权颇受质疑。此外，英诺森三世还与那些反对腓特烈这个孩童登基成为西西里国王的人们进行了斗争，这牵扯了他的精力，而西西里王国也在多年间经历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内战，并因为派系纠纷而走向衰落。不过，教皇协助腓特烈登上西西里王位，最终还是得到了回报。

在德意志，英诺森面对的局势同样复杂。虽然腓特烈是亨利六世的儿子，但德意志的国王是选出来的，一个小孩，哪怕家世显赫，也没有理由选他当国王。“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就有祸了！”（《圣经·传道书》10：16）这话在中世纪颇受重视。1198年，德意志举行了一次有争议的选举，候选人是两名成年男性。英诺森支持不伦瑞克的奥托（Otto of Brunswick）而非士瓦本的腓力（Philip of Swabia），部分是因为奥托承诺在当选后承认教廷声称在意大利拥有的土地。此后德意志经历了多年内乱，腓力常常占上风。然而腓力在1208年遇刺，此时看似地位稳固的奥托违背了起初给英诺森的承诺，也就是说，他不再愿意将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土地及其管辖权交给教皇了。对此，英诺森的反应是对奥托处以绝罚，并组织对奥托不满的德意志领主举行另一次选举，将自己保护下的腓特烈选为德意志的国王。尽管腓特烈迅速进入德意志境内并几乎始终保持着对奥托的军事压力，但直到多年以后，他对王位的宣称才真正成了现实。事实上，德意志的局面出现决定性的发展趋势要等到13世纪20年代，而此时教皇英诺森三世早已去世，不过，英诺森支持的候选人确实成了最终的胜利者，是为腓特烈二世。

英诺森三世始终关注西西里、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局势，但他还要处理其他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用激进手段解决。12世纪的历次十字军远征结果有好有坏，但大体上都不成功。1187年耶路撒冷的陷落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狮心”理查参加的第三次十字军运动（1189—1192）固然在稳定局势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耶路撒冷城依旧为穆斯林所掌握，十字军国家也还是十分脆弱。

当选为教皇后，英诺森几乎马上批准了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这次远征的准备工作在1202年结束。第四次十字军远征的目标是埃及，12世纪，十字军国家的军队就试图征服这里，却以失败收场。运载这批十字军的船只合同由威尼斯获得。然而，当包括佛兰德伯爵鲍德温九世（Baldwin Ⅸ）在内的十字军战士抵达威尼斯时，他们却付不起500艘船的钱。威尼斯一方的谈判者说服他们中的许多人去攻打扎拉。扎拉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在此前的两个世纪，扎拉在拜占庭、匈牙利和威尼斯之间多次易手。当时，一名声称自己有资格坐上拜占庭皇位的花花公子阿历克赛和十字军的领导人见了面。这个阿历克赛是被废皇帝的儿子，也是当时拜占庭皇帝（也叫阿历克赛）的侄子^[1]。阿历克赛激动地提出了自己理应获得拜占庭宝座的论据，表示愿意接受教廷对希腊教会的控制。阿历克赛催促与会将领帮助他夺取皇位，作为回报，这些十字军军人将在远征埃及时获得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一些十字军将领既不愿意替威尼斯人进攻扎拉，也不愿意将阿历克赛扶上皇位。事实上，十字军中的部分人士已经获得了继续向东的资金，还进行了一次规模远远小于预期的针对穆斯林的远征活动。这些人中就有蒙福尔的西蒙（Simon de Montfort），他在英诺森的另一个计划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教皇得知攻击扎拉的计划后，发出了一封信，试图制止这一行为，但信件抵达得太晚，已经无法阻止攻势启动了。于是，1202年秋，大多数十字军成员在教皇特使的批准下围攻并夺取了扎拉。次年7月，他们抵达君士坦丁堡城郊，和威尼斯盟军一起攻城。面对混乱的局面，被许多人指责为懦夫的拜占庭皇帝阿历克赛三世逃走了。小阿历克赛的父亲、被废黜并被刺瞎双目的前任皇帝得以重新掌权，重登皇位的皇帝也开始与十字军谈判，希望后者对拜占庭国都停止攻击。当小阿历克赛的一部分拉丁盟友追击阿历克赛三世并开始平定大片希腊领土时，小阿历克赛自己进入君士坦丁堡，穿上了皇室紫袍，成为阿历克赛四世——这是他的拉丁随从要求的。达成目的后，城外的军队才离开了。

阿历克赛四世的统治期很短，在他登基仅仅几个月之后，便出现了针对他的暴乱与反叛活动。成群结队的希腊人杀死拉丁人，在城中做生意的穆斯林则受到了西方人的迫害，拉丁人引燃了一场可怕的大火，吞没了城中大片区域。希腊人和拉丁人都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阿历克赛四世。资料中关于他纵情声色的传闻也许有失偏颇，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起初与拉丁人公开结盟，又让希腊教会在名义上臣服于教廷权威，这些都遭人憎恨。而阿历克赛和拉丁人之间也没什么情分。身上的紫袍使他失去了理智，他对待盟友的态度也越发轻蔑。此外，由于阿历克赛四世不能或不愿提供保护，拉丁人也开始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全，因此，他们召回了前去平定乡村地区的军队。

最终，城中的本土分子发动了一场政变，新皇帝被杀。在城外的营地中，十字军战士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获得军事与经济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而在此之前，这种希望便已经因为阿历克赛的态度转变而变得难以企及。他们决定自己接管局面。1204年4月9日，在拉丁式的告解和弥撒仪式之后，十字军开始攻城。在他们为此进行的前哨战和攻城战中，灾难接连发生。大自然似乎也在和他们作对，逆风使海上支援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被迫停止攻势数天之久后，他们又继续攻城，原因并不清楚。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此时教士们向拉丁同盟军宣扬了战争的正义性：十字军和威尼斯人遭到了背叛，饱受袭扰之苦，有许多人被杀死；那些希腊人仇视他们，也不忠于罗马；上帝正在考验的这支神圣的军队，而他们必须迎接这场考验。

4月12日，十字军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展开了攻势，他们攻破了城墙，打开了城门，在街道上造成可怕的混乱。夜幕降临之际，战局依旧胶着。当天下午的残忍巷战之后，大火延烧到城中各处，到处都是血肉之躯被烧着的气味，以及被火烧后建筑垮塌的声音。原本可以挽救拜占庭的大批希腊军队此时决定放弃这座都城。破晓时，十字军和威尼斯人成了这座冒着浓烟的大城的主人。他们展开了报复：各式各样的战利品——圣骨匣、圣徒遗物、浮雕工艺品、珠宝、装饰品、珍贵的圣像——很快被胜利者带回了拉丁西方世界，放进了城堡和教堂。胜利者们选举佛兰德的鲍德温九世为皇帝，还在君士坦丁堡和他们能够控制的希腊地区（爱琴海地区和小亚细亚）把拉丁式的权威强加给希腊人民和希腊教会。面对自己规划的这场十字军远征的结果，教皇十分气馁，只得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东西方的教会似乎可以借此联合起来，而人们也希望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拉丁帝国能够成为基地，为十字军位于圣地的各个定居点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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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心脏地带出现了混乱，其程度不亚于德意志和西西里的继承危机，也堪比第四次十字军运动的奇特历程。造成混乱的是异端。为何异端教派在欧洲南部特别是朗格多克如此兴盛（至少在历任教皇看来如此）？这个问题还没有满意的答案。有人说，也许是因为朗格多克的主教管区过于庞大，难以有效管理，因而宗教领域的异议者团体更有可能发展起来。也许在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地区中，贵族会把曾在政治争斗中支持自己的人推上教会领袖的位置，却不管那些人是否重视遏制宗教异议势力。

可以确定的是，12世纪时，朗格多克及附近地区有不少基督教团体声称自己对信仰的理解更正确。这些团体所相信的并不完全相同。卑微派（Humiliati）等团体坚持认为俭朴生活是最好的，而且哪怕是平信徒，也应当去传播关于爱的福音。但卑微派成员也愿意生活在接受捐赠建立的兄弟会团体中，这样的团体遵循修道院的模式，有一些制度约束，卑微派的做法和天主教的并没有太多不同。另一些人则希望取缔一切世俗财产，对于制度化的生活哪怕不十分抵触，至少也毫不关心。他们也要求获得传教的自由，不管他们是否得到了有形教会的按立。这些人往往被称为瓦勒度派（Waldensians），该派得名于他们中最虔诚的一员——瓦勒度（Waldes）。瓦勒度原本是富商，后来成了“里昂的穷人”（Poor Man of Lyons）。瓦勒度派并没有与正统教会决裂。虽然在12世纪时，教会针对平信徒布道发表了总括性的谴责声明，但英诺森三世还是允许一些地方、一些群体中的平信徒布道。这些群体包括被恢复名誉的卑微派信徒（无论他们是平信徒还是受过按立的），以及保持正统信仰的瓦勒度派信徒。只有顽固拒绝接受修士权威的瓦勒度派信徒被视为异端，他们不仅反抗教会的权威，还越来越多地否定天主教的圣礼体系和关于赎罪的神学理论（包括炼狱）。

在英诺森看来，比拒不悔改的瓦勒度派信徒更可怕的，是迦他利派信徒，因为这些人和有形教会的分歧是更深层次的。近期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强调迦他利派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我们选出哪些观点来分析，迦他利派的观点都是为正统教会所不容的。迦他利派的信念包括摒弃《旧约》，他们实际上否认了关于上帝合一性的传统观点，转而支持二元论。他们认为，《旧约》中的上帝是可见的受造世界的上帝，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因此《旧约》中的上帝也是邪恶的。和这个上帝对立的，是《新约》中的上帝，这个上帝是个灵，没有被受造物玷污。耶稣是这个好上帝的某种体现，因此不可能有肉身。耶稣的肉身只是表象，因而他绝不可能受难或死去。这样的主张动摇了天主教正统救赎神学的根基，其中包含基督替人赎罪的核心论点：耶稣受死，赎了我们的罪。此外，让迦他利派在天主教徒眼中罪加一等的是，迦他利派通过有组织的传道者团体讲授他们那离经叛道的学说，看起来就像是与天主教教会抗衡的迦他利派教会。

在性的问题上，迦他利派和天主教之间的相似之处都只是表面上的。双方都提倡守贞，也都有发誓守独身的人——在迦他利派中叫“完人”，在天主教会中则是修士、修女和神父。然而，迦他利唾弃性欲，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肉体欲望中感受到了某些邪恶的成分，还是因为他们憎恨繁衍，在他们看来，生养后代意味着将灵魂困在下一代人的肉身之中。而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即便认为守贞比婚姻中的性行为更理想，他们也还是主张婚姻有其正当性，那就是繁衍后代（有人说这是婚姻中性行为的唯一正当理由）。上帝在《圣经·创世记》中吩咐“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迦他利派信徒眼中，这恰恰说明了《旧约》中的上帝是多么邪恶。

英诺森三世愿意让教会与正统瓦勒度派和解，允许平信徒在主教许可的情况下传道，部分原因在于正统瓦勒度派认为迦他利派的神学令人厌恶，因而迫切希望传道反对迦他利派，并以天主教徒的清贫生活为典范，劝堕落者脱离异端。为此，教皇借由主教层级的许可，批准了瓦勒度派的俗人传道活动。基于同样的原因，英诺森鼓励圣多明我（St Dominic）传播天主教正统教义，也推动圣方济各（St Francis）向城镇信众布道。

多明我（生卒年1170—1221）是卡斯提尔人，从1206年起就在朗格多克省的迦他利派异端中传道，但收效不大。此后，多明我突发奇想，决定建立一个由传教士组成的修会，即宣道士弟兄修会（Order of Friars Preachers），其主要职责是与异端斗争，向信徒传授天主教信仰的本质内容。从一开始，他就坚持修会招募的新成员必须接受高水平的知识培训，以此对抗异端人士对《圣经》的非正统解读。同时，多明我还要求自己的追随者们发誓甘于贫困，他认为清贫生活本身就是示范。异端批评教士阶层在这个穷人极多、少数富人和大量穷人之间极端不平等的世界里，还过着奢靡的生活，而宣道士弟兄修会的清贫生活本身就是对这种批评的回答。尽管英诺森非常欣赏多明我的努力，但直到下一任教皇时，教会才正式批准了这个新兴修会——我们更熟悉的名称是“多明我会”，取自其创始人。

英诺森还见证了圣方济各（生卒年1182—1226）所创立的运动，1210年，教皇批准了圣方济各管理的机构，此时这股传道力量已经可以与多明我会相提并论了。这个传道团甘于贫困，传扬正统福音，顺从教会（这是教皇承认其努力合法性的先决条件），成了13世纪早期基督教传福音的突击队。该传道团被称为小兄弟修会（Order of Friars Minor）或方济各会（Franciscans），成员也因简朴的装束而被称为灰衣修士（Grey Friars）。在一开始，方济各会的管理比多明我会松散一些。他们的修会宅院也被称为修道院（convent），但只不过是一些用于中途歇脚的休息点，这是因为早期的方济各会士和云游的托钵修士差不多。他们在世界上很活跃，积极向城镇居民传道，传道的对象包括商人、掮客、工匠、普通劳工和妓女。方济各会士毫不留情地抨击贪婪敛财、自我放纵的行为，并且身体力行，为生活在城市的平信徒树立了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俭朴生活的榜样。同时，他们也传播爱与宽恕的福音，在这方面方济各会的创立者可谓无出其右者。在方济各在世时和他过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些人援引12世纪卡拉布里亚神秘主义者费奥尼的约雅斤（Joachim of Fiore，卒于1202年）的预言，认为方济各的出现是新时期（dispensation）——圣灵时期——到来的预兆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预兆。有人认为，方济各临终前，身体上奇迹般地出现了圣痕（stigmata），即耶稣受难的标记，这让一些人对上述非正统的思想坚信不疑。

中世纪时期的真实的圣方济各，不应当与19世纪人们对他的美化幻想混淆起来。19世纪的人将他描绘成一个浪漫的传奇人物，一个孤身抵抗旧习的英雄，一个情感充沛、时常不顾礼俗的人，一个始终保持童心的人，一个敬畏并热爱自然的人。当然，方济各的生活里有一些戏剧性的时刻，这也能解释为何浪漫主义者对他特别感兴趣。年轻时，方济各多次以士兵身份前往战场，不过在最后一次参战时，他改变了心意，抛弃了奢华生活——他是意大利富商之子，生活一向奢侈。他还不顾父亲的反对，脱去一切衣物，以此象征自己与俗世脱离关系。方济各将自然视为上帝的创造并深为热爱，这种感情在他那著名的赞美诗《太阳颂歌》（Canticle of the Sun）中显露无遗。此外，方济各向小鸟布道、让恶狼平静下来等故事也体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特殊感情。以上种种都契合了浪漫主义者自己对与自然合一的向往。(www.xing528.com)

方济各从不放纵自己，虽然反抗父亲，却始终服从教会的权威。他十分确信，自己是上帝拣选的，要做有形教会的柱石。举例而言，虽然他个人持反对战争的观点，认同爱的福音，但他并没有像一些评注者希望的那样，成为十字军的反对者。并没有真实可信的论述证明方济各谴责战争，不过，可能他确实更愿意采用劝化的方式，至少相信劝化比暴力更有效，正如一段有名的事迹所示。1129年，方济各随同一支十字军远征，当时他在埃及越过了基督徒与穆斯林军队间的界限。方济各被穆斯林哨兵俘获，哨兵认为这个衣着破烂的人是基督徒一方派来商量投降的使者，便将方济各带到了苏丹面前。然而，方济各没有与苏丹谈判，而是提出要从火中走过，以经过烈火而不受伤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穆斯林此时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人并非使节，于是，他们在一番犹豫之后，决定将这个看似癫狂的人送回基督教军队的营地。

迦他利派教条严苛，却吸引了很多人；方济各会尖锐地批评他们的传道对象，却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这两种情况都很难解释。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双方都吸引了许多人，比如，许多城镇商人就既愿意保护迦他利派远离迫害，又资助方济各会的活动。历史学家对一些信众群体研究得很多，尤其是女性群体。有学者提出，与天主教相比，迦他利派能给妇女更多的机遇（至少在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运动兴起之前是这样），因此加入迦他利派活动的女性要远远多于男性。这样的看法仍有争议，而支持方与反对方都有很好的理由。

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情形则不大明确。无疑有大量女性被福音运动吸引，形成了由修女组成的第二修会组织，但这些修女很快就会发现，她们不可能扮演修士们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英诺森三世对方济各的密友之一、方济各第二修会嘉勒苦行会（Poor Clares）的创立者圣嘉勒（St Clare）有过承诺，但继任的教皇们不允许这些姐妹像她们的男性同胞一样过贫穷的生活。修女不得像托钵修士一样云游四方，不能公开向异端信徒布道，甚至不能向身份普通的有罪城镇居民传道。尽管有上述限制，但仍有大量女性加入修会。那些希望参与福音运动但不愿彻底成为修士和修女的人则形成了第三修会，即世俗追随者的组织。

在时机合适时，这场福音运动带来的复兴本可以让迦他利派和其他异端教派的信徒重归正道，教皇却看到了一块绊脚石：在主教和传教士努力让异端俯首听命之时，许多世俗王公贵族却只是说说空话，拒绝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最令教皇不满的是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Raymond Ⅵ），他也是朗格多克境内最强大的男爵^[2]。雷蒙的情况很简单。他始终坚持正统教会的观点，但不希望自己领地上的社会生活受到干扰。雷蒙似乎也没有把迦他利派当作严重的问题。许多迦他利派信徒至少看起来都是好人，他们是无害的素食主义者，经常禁食。事实上，在朗格多克，“好人”（拉丁语boni homines，法语bons hommes，再加上相应的阴性词“好女人”）常被用来形容迦他利派信徒。在许多家庭中，部分人是迦他利派信徒，部分人是天主教徒。倘若强迫人们批判自己的血亲和所爱之人，并借由伯爵的威望和权势要求他们屈从于主教的谴责、罚款乃至监禁等惩罚，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做法将动摇伯爵本人在广大地区的统治基础，毕竟伯爵的领地广阔，从西边的大西洋海岸一直向东延伸到罗讷河以东的地方。

英诺森三世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他会采取劝诱、协商、怂恿的方法，但他不会忘记自己最终的目的：让大批心怀不满、受到异端影响的基督徒重归天主教正统信仰的怀抱，并保护那些笃信正统之人，使之免受拒绝归信的异端的迫害。而对于这些目标，雷蒙六世似乎总是漠不关心。这样的冷漠态度令教皇及其使节们十分恼火。

这种失望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深刻。1208年，雷蒙六世很不喜欢的一名教皇特使遭到暗杀，英诺森相对温和的态度也就到此为止了。教皇指责雷蒙是这起谋杀事件的幕后黑手，雷蒙则始终否认。教皇对雷蒙处以绝罚，相当于罢免了他，还鼓励忠诚的正统基督徒讨伐雷蒙。教皇许诺，讨伐得胜者将分得伯爵的土地作为物质奖励，并得到属灵方面的奖赏，就是获得和前往圣地的军事朝圣者一样的特权。这批十字军被称为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因小城阿尔比（Albi）而得名。这座城市距离图卢兹不远，是人们眼中迦他利派及其支持者势力尤为强大的地方。这是一场针对基督徒的神圣战争，而且是教皇特意授权对基督教异端展开的征伐，而不像1204年那场针对希腊人的战争那样，是在事后才被说成上帝旨意的意外事件。在不久之前，基督教军队曾在教廷的命令下作战，以推行其在西西里的政策，尤其突出的是针对安魏勒的马克沃德的军事活动——马克沃德接受亨利六世的任命，成了这个海岛王国的摄政。上述针对西西里的军事活动带有十字军的意味，但人们还是可以主张当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直接针对基督徒的十字军活动。而现在，既然有了阿尔比十字军，就再也不能说没有针对基督徒的十字军活动了。

这场战争持续了20年之久，战争的走向对法国君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这批十字军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法国北部。虽然那是英诺森去世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事，但最终教廷获得了胜利，实施了有助于消灭迦他利派的传教和镇压措施。尽管如此，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用十字军来对付基督教异端是件好事。后来的一些教皇也用十字军征讨异端，却没有像英诺森三世那样自我反省，他们受到了许多批评。

并非所有学者都认为英诺森三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有人很不满地说，英诺森三世不过是最忙的教皇罢了。英诺森得处理德意志、意大利和西西里出现的棘手问题，要面对第四次十字军运动的奇特结局，还要控制福音运动、对抗异端教派。这还不够，此时英诺森又要面对艰难的政治斗争，与英法两国的君主对抗。在这两场对抗中，教皇展现了他特有的耐心，而在耐心不管用的时候，他也愿意诉诸激进的解决方案。

法国的问题相对简单。1193年距英诺森三世成为教皇尚有数年之久，这一年，法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迎娶了丹麦国王的妹妹英厄堡（Ingeborg）。然而，几乎从婚礼开始，腓力就十分排斥英厄堡。腓力二世和与他同名的国王腓力一世一样，不肯接受自己的妻子。为腓力二世辩护的人指控英厄堡使用巫术影响国王的性能力，但这样的指控在法律上毫无意义。教廷的调解人很难允许国王抛弃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妻子，何况她看起来如此柔弱——她在公开场合用很不流利的法语可怜巴巴地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教廷试图让这对夫妇和解，但腓力毫无和解的打算。在腓力和他手下的一些教会顾问看来，这场婚礼并未完成，婚姻也毫无效力（在这方面，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多）。服从法王的主教们确认婚礼无效。于是，腓力另娶了一个妻子，这位来自巴伐利亚的贵族女子为法王生了两个孩子。

时任教皇和1198年继任的英诺森三世不断要求国王与他另娶的妻子断绝关系，与英厄堡重归于好。教廷的所有要求都遭到了法王的拒绝，最终，英诺森决定采用强硬手段。1200年，他对法兰西王国下了教廷禁令，暂停那里所有的教会服务。像其他国王一样，腓力在收到禁令后得面对许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的后果是他料想不到的，但也预示了很多可能性。就在同一年，1200年，英王约翰诱拐了他手下一名法国封臣的未婚妻。当时，约翰也是诺曼底公爵，还控制着法国西部的大多数领地。如果这名法国封臣自己的反抗失败，诉诸法律，将约翰的所作所为上告于腓力二世，那么法王的位置就非常有利了——腓力将有机会审判自己最重要的政治对手，倘若约翰拒绝受审，腓力还可以宣布没收约翰的领地。

教廷的禁令使腓力·奥古斯都成了一个失去神圣性的国王，至少在他的敌人，以及那些承认教皇拥有惩戒国王权力的人（无论他们是否与腓力为敌）看来是如此。腓力因此疏远了多少国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政治代价如何，腓力似乎都不打算抛下自己的巴伐利亚妻子。直到她于1201年7月去世，腓力才最终屈服，教皇也因此承认了这段重婚婚姻留下的子女。腓力与英厄堡的婚姻被宣布继续有效，腓力没能从教皇那里获得合法的分居许可。英厄堡继续留在法兰西，扮演着奇怪而孤独的角色。不过，她的行为堪称英勇，而法国人也以一种冷淡的尊重态度对待她，直到她于1236年去世，而此时，腓力二世已经过世13年了。

1202年，不再受禁令所困的腓力·奥古斯都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复仇。英王约翰的封臣控告约翰诱拐自己的未婚妻，约翰却没能现身法王的法庭应诉。于是，法兰西王家法庭宣判没收约翰在法国的地产，将其并入法国王室领地。1204年结束之前，法王已经（自认为合法地）征服了诺曼底及附近卢瓦尔河以北的土地，将其并入王室领地。不用说也知道，约翰情绪低落，他属下的男爵们也是如此，他们为英王威望扫地、失去欧洲大陆上的祖产而哀伤不已。人们认为，约翰应该在某个时刻做些什么，不过具体在什么时候做些什么，则没人能说清。而此时，约翰又被卷入了一场麻烦的纠葛，这次他的对手变成了教皇。

1205年，英诺森三世遇到了棘手的状况。一个来自坎特伯雷的使团抵达罗马，报告说坎特伯雷基督教会修道院的副院长已经按程序被选举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接任去世主教的职务；然而另一个代表团很快也抵达了教廷，他们报告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坎特伯雷确实举行了一次选举，但这次选举有违律法，当地的基督教分会没有首先向英王约翰请求允许，这是因为成员们知道，约翰中意的是他们不愿意推荐的候选人。因此，约翰威胁这些教会人士，逼他们举行第二次选举。这些人屈服了，他们选出国王的朋友诺里奇（Norwich）主教来担任大主教一职。现在，轮到教皇确认这第二次选举的结果了。

对此，英诺森表现出毫不动摇的意志。第一次选举毫无疑问是非法的，但第二次选举也一样。教会自由意味着教会有权自由举行选举。约翰王的威胁既违背了教会法规，又违背了他自己在加冕时的誓言。此外，主教（在此事上指诺里奇主教）换教区是需要得到教皇许可的。主教与教区的关系类似于婚姻关系，这种关系除了基督的代理人——教皇——之外，无人可以解除。因此，英诺森宣布之前的两场选举都是无效的，并使用教规赋予他的正当权利，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收回自己手中。一名在教廷任职的英格兰人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被选为这一职务的继任者并送往英格兰。兰顿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神学家，他曾在巴黎求学，而当时英诺森也在那里。

英诺森的行为不管怎么解释，在约翰看来都一样。约翰将兰顿的任命视为对自己的故意侮辱，是在他丢掉诺曼底后落井下石。为了报复教皇，约翰拒绝兰顿入境，夺走了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财产，然后放逐了那些胆敢公开反对自己的主教和其他教会人士。

对约翰的所作所为，英诺森用他此前对付腓力·奥古斯都的办法应对：他给英格兰下了教廷禁令。从1208年到1214年，这个国家的教会服务活动被停止了。在此期间，双方的协商并未中断，英诺森却逐渐失去了耐心。1211年，局势有了转变。威尔士人在这一年发起了反抗英格兰人的叛乱，约翰王召集军队镇压叛乱，却得知自己手下的许多男爵也走向了反叛之路。这些男爵认为约翰王独断专行，因而心怀不满。教廷禁令仍在执行，这激怒了男爵们，也让他们有了借口去反抗失去神圣性的国王。英格兰得承受在欧洲大陆失去大片领土的后果，英诺森还暗示他可能会批准法国入侵英格兰，约翰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毕竟教皇在法国南部动过武。为了英格兰，约翰不能再犹豫下去了。

约翰屈服了。一些为约翰辩护的现代人认为这在政治上是明智之举。不过约翰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是因为他一开始不肯妥协，那可不怎么明智。此时，英王承认斯蒂芬·兰顿是合法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允许那些被迫流亡海外的高级教会人士官复原职、取回原有的地产，他还补偿了教会在这场纠纷中蒙受的损失，许诺每年向教廷支付2000马克作为贡赋。最后，英王还将英格兰王国献给了教皇，然后再从教皇处获得这片土地作为封地。由此，英诺森三世成了约翰的封建领主。

当然，上述举动的明智性毋庸置疑。英诺森得到了所有在他看来应得的东西，约翰则平息了教皇的不满，教皇不再支持任何入侵约翰属下英格兰土地的行动，还在实际上积极保护自己名下的这位新封臣。而且，约翰至少让属下叛变少了一个理由，因为他不再是不神圣的君主了。约翰在成功镇压威尔士人的叛乱之后，向外透露自己有意攻打法国，重新得回英国王室的诺曼先人统治过的土地。在疾风骤雨般的外交活动之后，约翰说服了僭称德意志皇帝的不伦瑞克的奥托，奥托同意，若英国人发动攻击，德意志方面将成为攻击法兰西的第二条战线。若进行所有这些准备，约翰王必须把一举一动都公开，因为英格兰的男爵们需要确认他们君主在真心实意地备战，也必须被说服为计划中的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的税金，即所谓兵役免除税（scutage）。

然而，1214年针对法国发起的这场两面进攻成了灾难。腓力·奥古斯都在当年7月14日的布汶战役中摧毁了不伦瑞克的奥托的德意志军队；而登陆法国后在普瓦图扎营的约翰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决定采取慎重避战的策略。约翰率军撤回英格兰，但很快陷入了愤怒贵族叛乱的旋涡，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也加入了反叛。关于这场交锋的长期后果，本书将在其他章节中阐述（参见第15章）。此时，英诺森三世对于禁令效果的欣慰之情已经烟消云散，因为他的新封臣约翰遭遇了叛乱，英诺森自己的朋友斯蒂芬·兰顿还站在叛乱者一边。一切都很混乱。暂时平息了叛乱的条约就是我们所知的《大宪章》（Magna Carta，1215年6月19日）。英诺森对《大宪章》非常反感，因为它在未获教皇授权的情况下限制了一名受膏国王的权力，而且这位国王还是教皇的封臣。兰顿被召回了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