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思想家和基督教信条的冲突

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取得了成功；在欧洲之内，文化理念和实践领域也经历了长期的复兴与创新。上述发展的根源固然来自古典时代，但与12世纪知识界的绝大多数进步一样，这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皇与德意志皇帝之间新近爆发的主教叙任权之争。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学界都能通过拉丁文来理解并运用古典时期的罗马学问，对于古希腊的学问，他们没那么熟悉，但也能通过拉丁文译本来了解，在中世纪早期也是如此，尽管11世纪之前发生了破坏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不过，对于古代异教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许多思想家只保持了有限的尊重。古典时期思想家的伦理观念通过文字流传到中世纪早期和中期，但许多观念是与基督教信条不相符的，比如自杀是回应羞辱的光荣做法这一观念。此外，许多本可以表现古典思想多样性、揭示古典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兼容性的文献，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修道院图书馆里是看不到的。

举柏拉图对话录为例，当时的人们确实能够获取大量论述、评注和选编作为参考，而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像奥古斯丁这样的教父也有相关论述提及柏拉图对话录的内容。尽管如此，在中世纪盛期到来之前，柏拉图的作品中仅《蒂迈欧篇》（Timaeus）有拉丁文译本（而且并非全本）。现代读者浏览柏拉图的作品时，很容易发现《蒂迈欧篇》的奇怪之处：苏格拉底在其中并无多少戏份，而作品本身更像是抒情诗歌。《蒂迈欧篇》中关于创世的神话与中世纪传统基督徒所理解的创世相去甚远。柏拉图描述的是奥林匹亚众神和宇宙的创造过程，而人类在其中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这篇对话录突出了创造者的善和所造之物（无论是何种造物）的善和美，教父们也认为柏拉图预示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假如这些人（他特别提到了柏拉图）能再活一次，”奥古斯丁在《论真宗教》（Of True Religion）中写道，“他们是会成为基督徒的。”］。因此，《蒂迈欧篇》在修士中很受欢迎，对话式的写作方式也被许多作者采纳。

此外，基督教思想家们还将柏拉图作品中的许多内容收为己用，提炼其中的寓意，使其更容易被人接受，而这也是古代作家的常用手法。这样一来，作品对世界的描述是否真实这个问题就可以暂时搁置了。希腊哲学家谈到创造的智慧时很喜欢用“努斯”（nous）这个词，这个概念经过阐释和寓意解释后，可以用来表示创造万物的基督教上帝，12世纪的哲学家伯纳德·西尔维斯特（Bernard Silvester）正是这样做的。在西尔维斯特笔下，努斯是“上帝完满深沉的理性……［以及］他那神圣旨意在安排万事时表现出的知识与判断力”（Bernardus Silvestris，1973年，第69页）。(www.xing528.com)

人物传记和拉丁语诗歌中古典风格复兴的趋势早在查理曼时代就出现了。无论是在加洛林时代的文艺复兴中，还是在影响范围更大、意义更深远的12世纪文艺复兴时代里，人们都没有盲目地模仿罗马式的体裁与修辞。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在2世纪写就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成了王室传记的范本，也影响了此后圣徒言行录的写作，但王室传记和圣徒言行录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古典模式，尤其是它们会纳入奇迹的故事，还刻意强调从邪恶生活向良善生活、从良善生活向更良善生活转变的经历。

在拉丁文诗歌方面，古典时期的妙喻也被加洛林文艺复兴时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吸收。包括复杂的格律在内的一切技巧，在12世纪的诗歌界都得到了教授和运用。不过，人们往往也会采用新的作诗方式，使用古代不常见的妙喻，采用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创作技巧。创新之一就是半谐音，也就是只押元音韵，不押辅音韵，比如rana（青蛙）和papa（教皇）就是半谐音。诗人们也爱用更复杂的押韵词，比如用accipis（你接受）和precipis（你下令）押韵，用meus fundus（我的钱）和totus mundus（整个世界）押韵，此外还有复杂的行尾押韵手法和夸张的押头韵手法，这些手法要么是奥维德（Ovid）和维吉尔（Virgil）^[1]的时代没有的，要么就是古代诗人会避免使用的。

12世纪，人们在法律、医学、历史写作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古典时期的历史或加洛林时代对古典时期的阐释。尽管如此，在经历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蓬勃创新之后，所有这些成果的内容都多少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