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关键篇章

说来奇怪，中世纪盛期时，人们对和平主义不怎么感兴趣。早在4世纪时，圣奥古斯丁就提出了正义战争（bellum justum）的理念，在那之后，教会人士又将他的理论糅合进了基督教王道意识形态。理想化的基督教国王应该避免战争，在交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应该尽力找出重建和平的正当手段。（“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圣经·马太福音》5：9。）如果基督教王公的领地遭到无理入侵，臣属受到敌对王公或犯上作乱者的威胁，他们就可以合法使用战争这一政策工具。

战争自有其规则，当时那些繁复的规则后来被称为骑士精神（chivalry）。11世纪晚期时，精英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攻击非战斗人员是不合法的，除非这些人是敌人的密探，或是藏匿敌人、为其提供给养的人。人们会特别保护非战斗人员中在他们看来力量最弱的群体，也就是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寡妇和孤儿，还有神父、修士、修女、老人和体弱者。

圣经时代的正义战争是得到上帝公开祝福的，正如《约书亚记》所说。上帝岂不是叫日头在天当中停住，好让约书亚得胜吗？（《圣经·约书亚记》10：12）最极端的说法是，对于那些攻击上帝子民的不信者，发起战争是上帝的旨意。而除了全能者上帝的直接光照，在确定上帝旨意方面，还有什么比神职人员——最好是高级神职人员——宣布战争为神圣更好的方法呢？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他在客西马尼园中被捕，彼得拔刀护卫耶稣，耶稣制止了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圣经·马太福音》26：52）这说明圣彼得的属灵后代——教士阶层——不应持有伤害人肉体的刀剑，不过，教士们依然应当成为武力的主人，“收刀入鞘”就说明他们才是武器的所有者。因此，根据某些教会理论家的说法，动武的决定应当由教会做出，世俗统治者什么时候可以拔刀，又该用什么方式施行正当报复，其决定权都在教会手中。这一理论与前人提出的“双剑论”并不矛盾。根据“双剑论”，象征着属灵惩戒的剑（能让人蒙羞、受到诅咒、被逐出教会、被禁止参加圣事）由教会掌控，以迫使那些不受管辖、拒绝服从的罪人低头；另一把剑则是世俗的剑（代表物质性的惩罚力量），由世俗统治者掌握。新理论阐明了为何教会应当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从而更好地解释了传统的“双剑论”。

事实上，一种为战争祷告的仪式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它强调了神职人员和正义军事暴力之间的紧密联系。理论上，在战斗打响前，所有人都要禁食，神职人员则会在军人的环绕中和众人一起祈祷，承诺永远献身于上帝，请求获得胜利的护佑。之后，神父会为指挥官及其麾下部队祝福，进行属灵的布道训导，相当于世俗指挥官的战前演说。神父们带领虔信上帝的军人们诵唱赞美诗，用启应的方式读经，有时他们会读《圣经·诗篇》第20篇（在拉丁文武加大译本^[1]中是第19篇），这一诗篇中有这样的名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他们都屈身仆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

此外，在战斗胜利后，神职人员和指挥官还会引用《圣经·约书亚记》里征服应许之地的故事来纪念胜利，以此暗示甚至明示，战斗胜利就说明他们开战是正当的。为此，他们一方面遵循古代希伯来人在征服应许之地时，遵上帝吩咐掠夺被击败的敌人的惯例（例见《圣经·约书亚记》8：26—27），另一方面也要求军人们望弥撒，再次宣誓奉献自己，预备战斗，礼拜军事遗物，向武器致敬。

也就是说，早在11世纪时，精英阶层中的思想家和其他出身高贵者早已了解何谓正义战争，以及怎样进行正义战争，尽管他们的行为未必符合这样的理念。“上帝的和平与休战”运动广为传播，普及了这样的理念，而发生在11世纪晚期的一系列事件，则帮助确立了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正义、神圣的战争方式，那就是十字军。

有人认为，在11世纪的西欧社会中，人们普遍有千禧年即将到来的感觉。也许这样的感受在11世纪初时要更普遍一些，但整个11世纪，成形的千禧年运动和天启运动都比较流行。许多这样的运动都强调，善的力量与恶的仆役之间即将展开大决战。

天启作品的一个突出主题是耶路撒冷城及其解放，特别是将圣墓（Holy Sepulchre）——基督之墓——从异教徒手中拯救下来。（从11世纪到12世纪，欧洲北部的基督徒渐渐倾向于将穆斯林视为异教徒。）同一时期，“耶路撒冷”开始被用作女孩的名字（Riley-Smith，1997年，第33页），这显示出圣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西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行为从10世纪开始也越来越多，而这种朝圣之旅在7世纪到10世纪期间是不太常见的。到11世纪时，朝圣行为已经相当常见，有的朝圣团的规模还非常大。1054年的一个朝圣团就有3000名成员。据说在1064到1065年间，还有7000名德意志信徒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朝圣。

西方天主教徒听说，近东和西班牙地区发生了多起基督徒被穆斯林击败的事件，有时，穆斯林在获胜之后会干出可怕的事，这激起了西方天主教徒复仇的渴望。1086年10月，在西班牙萨拉卡战役（Battle of Sagrajas）中取胜的穆斯林将死去基督徒的头颅集中起来放在马车中，他们带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车队及其上腐烂的战利品，一路走过伊比利亚半岛，返回了北非。早在这场战役之前的10年左右，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设想由教廷的支持者、圣彼得的忠诚门徒组成一支合乎战斗要求的军队，并亲自随军出征，将东方的基督徒从穆斯林的攻击中解救出来，夺回耶路撒冷。但当时出现了主教叙任权之争，人们也对教皇直接参与战斗抱有疑虑，因此上述设想没能成为现实。此外，十字军运动理念里的许多重要元素，例如军队出征前需要进行悔罪宣誓，都还没有出现在格列高利的设想中。但教皇的思考还是在教会改革派圈子里启发并鼓励了其他关于正义战争的设想。

为了对抗帝国支持的敌对教皇克雷芒三世，乌尔班二世于1088年当选后不得不多方寻求帮助。之前的和平运动在地方贵族和一大批强大的修道院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法国尤其如此。祷告是他们关系的核心，修士为贵族家族成员和他们的先祖祷告，多少意味着贵族保护修道院生活的善行将增加他们得救的希望。修道院生活是最崇高的基督徒生活方式，贵族保护修道院，就是保护基督教世界。在实践中，贵族的保护一般通过劝说或威胁来实现，真正使用暴力对付潜在恶徒的情形少之又少。不过，在劝说和威胁无效的情况下，人们也认为，使用暴力镇压那些可能攻击修士和其他弱小基督徒的作恶之人，是完全正当的。

正义战争被小心地与领主间的“小”争端区别开来，那些争端充满了匹夫之勇和混乱，是自相残杀的暴力行为（guerrae，这是现在很多语言中“战争”的词源）。这样的内斗在中世纪中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平运动因此兴起，但直到11世纪晚期，内斗在社会上都很常见。不过，乌尔班二世或他的一个顾问却从格列高利七世的遗产中得到了启发，他听到东方基督徒的求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发展出十字军的理念。那些保护修士的世俗领主也能保护从东到西的基督教世界，他们可以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与穆斯林入侵者和征服者作战，圣地就在那里。

1095年11月27日，在法国南部举行的克莱蒙宗教会议上，教皇做了布道，在这次著名的布道中，教皇对未来的战士能得到的回报语焉不详，但夺回圣墓、帮助东方基督徒弟兄的理念无疑已经流传开来，也确实得到了人们热情的回应。1054年，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对彼此处以绝罚的行为固然加剧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紧张气氛，但这并没有将双方置于敌对交战的状态，东西方基督徒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互相尊重。

在克莱蒙会议上，教皇布道结束后，人群中响起了喊声：“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乌尔班请求大小领主放下那些可能将他们引向地狱之路的无意义纠纷，去背起十字架，为拯救受到威胁的基督徒奉献自己。在一场无疑正当且神圣的战争中杀死敌人，这是犯罪吗？当然不是。那么，战场上的牺牲者是否能获得更多的赦免，将此前旧账一笔勾销，或直接进入天堂？在这次会议和后来其他布道支持远征东方的场合中，教皇可能越说越激动，针对这个问题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当然，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他的听众中都有一部分人相信，倘若在这样一场远征中忠心作战，他们过往的罪孽便会尽数得到赦免，他们若是战死，就相当于殉道。熟知经典的教会人士默认十字军有赎罪的功用，也对此加以强调，但他们坚持认为参加十字军或在十字军战斗中战死只能让人获得有限的宽恕。

在克莱蒙会议上向大众发表讲话之后，教皇认识到，他开启了让军人为信仰献身的大门。此后他在布道时继续发出类似的请求，催促那些有所响应的领主们制定切实的远征计划，在1096年出征东方。从1095年末到1096年初，人们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和集会，与会者充满热情，但这热情也许不全是真的，教皇有意在人群中安插支持者，带着人们喊“这是上帝的旨意！”当时真正的热情也可能在几周后就渐渐消退，因为领主们逐渐意识到结果难以预料的漫长远征意味着巨大的危险与高昂的费用。让人们困扰的，还有他们可能会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而当时人们普遍希望能与家人同葬在教堂里，至少葬在基督教的土地上。后来出现了一种规定，就是死去十字军战士的血肉可以被埋葬在异国，但他们的骨骸必须带回故乡下葬。

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挂虑，但十字军运动一旦开始，就在各地迅猛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南部，以及承认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意大利部分地区。另外，十字军此后归功于上帝介入（他借着法兰克人完成了这项伟业）的成功也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十字军没有获得帝国的支持。对此，皇帝亨利四世完全知情，事实上，他甚至一度表示愿意亲自参加十字军远征。然而，因为在神权俗授方面不愿让步，他的提议也就落空了。

教皇乌尔班二世鼓励立下誓言的人认真切实地兑现承诺，最终，远征的主要领导人——包括佛兰德、莱茵兰、法国北部和普罗旺斯的男爵，但没有国王——决定了启程日，就是1096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这一天。然而，协调遍及整个欧洲西北部的远征行动十分困难。多个由巡回传教士和骑士领导的十字军分队在春末就已出发，他们有时被称为农民十字军或平民十字军。在诺曼底的鲁昂，一支规模不大的十字军屠杀了城中的犹太人，给早期远征定下了血腥暴力、近乎无法无天的基调。另一支类似的军队由名为“身无分文的”瓦尔特（Walter the Penniless，即法语中的Walter Sansavoir）的骑士率领，离开法国，穿过德意志与匈牙利，在当年7月抵达君士坦丁堡市郊。第三支农民十字军则由魅力非凡的教士“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率领，在7月底抵达君士坦丁堡。但这支队伍纪律松散，沿路与匈牙利和拜占庭士兵多有擦枪走火，这些流血战斗也是给他们的教训。

许多参加第一批十字军的人甚至没能抵达君士坦丁堡。其中一支军队由名为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的神父指挥，他们在行经匈牙利时扰乱当地秩序，四处劫掠，激怒了匈牙利人，最终被彻底击溃。另一支十字军的率领者福尔克马尔（Volkmar）此前默默无闻，这支军队野蛮攻击了布拉格的犹太人，后来在匈牙利与波希米亚边境的尼特拉（Nitra）遭受了类似的命运。最声名狼藉的十字军团体是由士瓦本伯爵弗隆海姆的埃米希（Swabian Count Emich of Flonheim）统领的。伯爵及其追随者被劫掠的欲望驱使，而且更重要的是想强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因此他们野蛮袭击了莱茵兰地区，其影响持续了数个世纪。

埃米希和他的手下最终离开德意志前往东方，在半路上死于匈牙利军队之手。然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蹂躏了多个地方的犹太人聚居区，施派尔（Speyer）、沃尔姆斯、美因茨（Mainz）、特里尔（Trier）、梅斯（Metz）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均深受其害。一些地方的犹太人被尽数杀害，美因茨就是一例。而在另一些地方（例如雷根斯堡），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受到胁迫，不得不改信基督教。即便有基督教当局特别是主教们介入保护犹太人，局面依然十分凶险。在少数情况下，犹太人被疏散到乡间，以防被十字军大批围攻，但十字军依然会派出搜索小队，寻找躲在小村镇中的犹太难民。有时，教会人士承诺保护这些人的安全，但代价是他们必须改信。也许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地方的犹太人不惜自杀，也不愿照着十字军的要求改信。许多犹太女人领头催促犹太社群中的男人动手，宁可被杀死也不愿改信。父母也杀死他们的孩子，表达至高的虔诚。

在之前的犹太教历史上，大规模自杀非常罕见，然而在1096年和以后的岁月里，拉比们却为自杀是否道德而深受困扰。最终他们认为，这些及后来的自杀行为都是面对改信胁迫的正当反应，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也作诗纪念这些殉道自杀者和殉道孩童的英勇。许多人的名字被列入了受纪念的名单。犹太人将纪念这些牺牲者的诗作纳入了会堂礼拜仪式，以永远铭记1096年的事件，纪念此后历次十字军活动和其他危机产生的殉道者与受害者。

噢，孩童们的哭声多么大！

他们颤抖着，眼看自己的兄弟被杀；

母亲绑紧儿子，唯恐他因战栗而亵渎了这祭仪；

父亲求得祝福，让杀戮成为圣洁的仪式。

慈悲的女人们勒死自己的孩子，

纯洁的处女发出痛苦的尖叫，

新娘吻别新郎，就此永诀——

他们都匆忙而急切地迈向死亡。

全能的主啊，高高在上，

过去，天使曾向你呼喊，只为不让一个人被杀献祭；(www.xing528.com)

而今，如此之多的人被捆绑、被杀死——

为何他们不为我的婴孩呼喊？

（Carmi，1981年，第372—373页）

在发生了1096年的可怕事件之后，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关系中至少还有一个方面遭受了严重的影响。犹太人群体内部产生了裂痕，一派人恢复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另一派人则认为应当更加严格地遵守犹太式的生活方式。也许，莱茵兰地区犹太人哈西典派（hasidim）敬虔运动的兴起，不能完全归结为十字军大屠杀的结果，但毫无疑问，这场杀戮肯定对那些坚持信仰、采用更虔诚生活方式的幸存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他们采取更严格的避世生活方式，以免在宗教和社会生活方面受到不够虔诚同胞的玷污，更不用说和基督徒交流了。后来，哈西典派渐渐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但其理念留在了一批重要文献里，特别是《虔诚者之书》（Sefer Hasidim）。在后来的历史上，哈西典派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激发起欧洲犹太人的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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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农民十字军部队都未能抵达君士坦丁堡，但有两支军队做到了，它们分别由“身无分文的”瓦尔特和“隐士”彼得统领。拜占庭皇帝阿历克赛^[2]及其将领对这些衣衫褴褛的军队很不信任，他们并没有允许这些十字军在帝国的首都市郊宿营太久，而是在8月6日直接将其送到了海峡对岸的小亚细亚。在那里，十字军大致按照各人使用的语言被分成了好几个分队。一开始，他们发动了数次成功的袭击，但一队规模较大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尼西亚附近遭到孤立，最终落败，他们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要么被送往东方，要么被杀。十字军的主力虽然因战友被杀而有所警惕，但还是没能很好地协调作战，也缺乏相对有效的军事情报体系，10月21日，他们面对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土耳其军队，惨遭屠戮。

此时，在欧洲，王公贵族组成的十字军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这支军队中的贵族指挥官麾下兵多将广，而且将领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属于自己的私兵已经在本土战事中磨砺过作战技能。这支军队中的许多军人都长期效忠于各自的领主。所谓十字军成员都是无地的年轻骑士，不过是传闻，实际上，十字军成员大多是成年男子，经历丰富，他们往往是抛下大笔财产出征的。这些十字军战士虽然忠诚，但各部内部无法始终保持和谐，各部间的合作也不总是顺畅。尽管如此，贵族十字军的士气远非农民十字军所能比。这支军队的后勤补给状况也要好于之前出征的十字军。这一方面是因为指挥此次远征的大贵族们拥有更多现金，信用也更好，可以购买较多的装备和其他补给品；另一方面，出征的时机也很重要，这支十字军出发日期较晚，规划的自由度更大，也能用上1096年当年的收成。

从1096年11月到1097年5月，大贵族及其十字军部属陆续抵达君士坦丁堡，分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预备与敌人交战。大多数将领都承诺，如果他们作战成功，那么他们所征服的原属拜占庭帝国的地区就会物归原主，这是十字军获取拜占庭援兵所需的必要让步，而拜占庭人确实也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了援助。据乐观估计，这支十字军的总兵力超过4万人。

6月19日，庞大的十字军部队出现在尼西亚，震慑住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迫使他们向拜占庭人投降。一周之后，十字军开始向内陆进发，并于7月1日在多里留姆（Dorylaeum）击败了另一支土耳其军队。48小时之后，他们继续行军，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里，这些欧洲人穿过小亚细亚内陆的一座又一座城市，最终于9月初在埃雷利（Ereghli）遭遇了另一支土耳其主力部队。这一次，他们同样击败了对手，并将残余敌军逐离战场。

此战之后，这支军队的两支偏师分别在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logne）和一名性情多变的贵族坦克雷德（Tancred，罗贝尔·吉斯卡尔之子^[3]，参见第2章）的率领下向东方和东南方向进军，完成了对安纳托利亚沿海地区诸城的再征服。被夺回的城市包括塔尔苏斯（Tarsus），他们知道此地是圣徒保罗的出生地。在以上战果的基础上，鲍德温又再接再厉，征服了埃德萨（Edessa）。在排挤掉该地的亚美尼亚王公之后，他在当地建立起了第一个十字军国家。此后承受压力的则是喜怒无常的坦克雷德，他需要加入十字军的主力部队，继续对安条克（Antioch）城的漫长围攻，该城从1097年10月21日一直坚持到1098年6月才被攻破。

攻城战胜利后，十字军夺下了安条克城，只有内城依旧处于穆斯林守军的掌控之中。然而数天之后，一支庞大的土耳其援军便抵达并包围了这座城市。此时，一支阿历克赛皇帝领导下作为预备队的拜占庭军距离安条克仅仅数公里之遥。这支部队本可以为十字军解围，却因为皇帝情报机构高估了土耳其人的兵力，夸大了土耳其人增援之初的胜利，而最终撤离了安条克。

绝望的处境最终激发出了一系列令十字军名留青史的事件，至少在十字军战士自己看来，毫无疑问是上帝之手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在被围困的人中，有人称自己看到了异象，从耶稣本人那里得到了安慰和鼓励。也有人报告说自己看到了圣母马利亚、圣安德烈和圣彼得显现。这些奇迹中最神奇的莫过于一个贫穷农民的发现：一柄在安条克大教堂楼板下找到的长矛。据说，这柄长矛就是当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那名罗马百夫长扎他时用的长矛（《圣经·约翰福音》19：34）。圣矛（Holy Lance）被视为圣物，十字军战士认为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放弃安条克城中相对安全的防御阵地，出城直接对抗土耳其人。6月28日，十字军真的这样做了。土耳其人猝不及防，被对手的大胆行动震慑，最终逃离了战场。此战之后，内城的穆斯林守军也因为援军的失利而大感意外。尽管他们勇敢地坚守内城直到此时，但眼见同袍溃散，他们也放下武器投降了。跟随耶稣的人首次被称为“基督徒”正是在安条克，现在这座城市终于完全落入了十字军之手。

十字军成员相信，包括寻得圣矛在内的上述成功是上帝的旨意，但成功也激化了他们内部的矛盾。在部分十字军成员看来，拜占庭皇帝背叛了他们，因此他们也就不需要继续遵守承诺，将所有征服的土地都归还给阿历克赛了。另一些将领则反对背弃他们许下的庄严誓言。此时，十字军中疾病肆虐，一些最优秀的指挥官死于这场瘟疫，士兵也大批死亡。尽管如此，军中的争论并未平息，在他们继续讨论未来计划的时候，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又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成了痛苦而危险的话题。

一直到1099年1月，许多士兵都还聚集在小领主周围，他们试图迫使持不同意见的领袖们让步，放弃分歧，继续进军，让军队重新恢复秩序，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愿意诉诸武力。事实证明，动武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袭击了圣吉勒的雷蒙（Raymond of Saint-Gilles）的堡垒，他是支持遵守十字军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协定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快清醒过来，再度投身于远征。到了2月，绝大多数尚存的十字军已经在继续前行，他们穿越了黎巴嫩，并在5月抵达巴勒斯坦。6月6日，坦克雷德征服了耶稣的降生地伯利恒（Bethlehem），6月7日，十字军主力开始围攻耶路撒冷。此时，仅仅剩下大约1.5万人来进行这次围城之役。

跟之前的安条克战役相比，这一次十字军的行动要迅速得多，他们在7月15日便通过强攻夺取了耶路撒冷。在这场战斗中，十字军士兵的狂热态度，以及夺城之后屠杀的可怕规模，都是世间罕有的。

许多“萨拉森人”（Saracens，欧洲人对穆斯林的别称）在逃跑时爬上了城里所罗门圣殿的殿顶，却被箭矢射中，头向下从殿顶坠下。在这座圣殿中，有将近一万人惨遭斩首，死者的鲜血可以没过脚踝。我能说什么呢？他们完全不留活口，连妇女和孩童也不放过。（Fulcher of Chartres，1969年，第121-122页）

一周之后，胜利者们推举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但不是耶路撒冷王——耶稣才是王。不过，这些十字军战士还是从在安条克发生的事中吸取了经验：穆斯林肯定会派另一支军队前来，试图夺回耶路撒冷，事实上，8月就有一支庞大的埃及军队入侵了巴勒斯坦。然而这一次，主动出击的却是十字军，他们于当月12日在距离圣城大约80公里、位于地中海岸边的阿斯卡隆（Ascalon）附近伏击了对手，彻底摧毁了这支军队。

此时，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已经引起群情激昂，按照习惯，此时已经可以宣告远征胜利结束了。在此之后，十字军国家纷纷建立，当地的政治宗教生活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十字军活动远没有就此结束。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人们不断涌入圣地，也许是为了维护十字军诸国的内部安定，也许是为了开疆拓土或巩固边界，这些人在大大小小的冲突中奋战。这些规模小得多的行动成了耶路撒冷之战的终曲，也可以视为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一部分。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事扭曲了十字军国家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分工。因此，对于再征服时期（参见第11章）西班牙的描述，也许更适用于这些十字军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架构，几乎完全是为应对战争时期的紧迫状况设计的。

这种社会的一个特有产物是军事修会。在这些组织有序的团体中，成员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照顾并保护前来圣地的朝圣者，医治病人，还积极参与十字军国家的军事防务。远在1099年之前，投身于朝圣客护理事业的团体就已经存在。不过，自基督教军队完成再征服伟业后，前往圣地的朝圣者数量便经历了戏剧性的猛增。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多为老人或病人，他们前往圣城，并不是为了寻求治愈的奇迹，而是为了死在耶稣受难的地方。部分是因为朝圣者的人数太多，为朝圣者服务的机构最终演变为正规的修会组织。这些修会中，最早成立的似乎是耶路撒冷的圣约翰修会，其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s）。而到了1119至1120年间，所罗门圣殿修会即“圣殿骑士团”也建立起来，其初衷是保卫朝圣之路。

在圣城中，医院骑士团管理着规模颇大的朝圣者医院，有时还会雇用犹太人和穆斯林医师来协助救治病人。医院也接收需要护理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医院还收养因战乱失去父母的孤儿和遭到遗弃的孩童，派女性看护照顾他们。这些孩子成年之后，也会受邀加入骑士团。不过，医院骑士团虽然还在行使最初的职责，但和多数军事修会一样，越来越向军事力量靠拢。骑士团的大型医院中可能拥有超过1000张床位，这些床位常常被骑士团自身参战的伤员占满。

在比较成熟的军事修会中，通常会有发誓服侍上帝并保持独身的骑士、在修会中承担属灵职责的神父、出身低微的军士，以及帮助护理妇女儿童并为基督徒使命获得成功祷告的修女。这些修会成了国际性组织，直接听命于教皇。设立于欧洲各地的分部给位于圣地的修会提供金钱支持，并为年老退休的修会成员提供养老场所。在征服耶路撒冷之后英雄辈出的年代里，上述修会的工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圣伯尔纳就曾写信褒扬圣殿骑士团，按照他的说法，这个修会是新一代基督教骑士精神的杰出代表。纳瓦拉与阿拉贡（Aragon）的国王阿方索一世（Alfonso Ⅰ，卒于1131年）曾希望将自己王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捐献给医院骑士团，以支持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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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世界中，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的消息和虔诚基督徒的善行使人们确信，教廷和大众发起的改革已经使基督教获得了复兴。在那些幸存并返回欧洲的十字军成员中，只有少数人获得了大笔财富。在他们离乡远征时，家中的庄园经历了困难，此时他们不得不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平息事态并恢复原有的经济状况。在近东的平原上，这些返乡者失去了为数不少的亲族和友人，尽管如此，他们回忆起这场冒险时依然心满意足。他们经历苦难、展现勇气的故事被重复讲述，发展成伟大的传奇，激励了之后的好几代人。

随着时间流逝，未能参加此次远征的人们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觉得必须尝试去证明自己。然而，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机会是独一无二的，永远不会再度出现。每一个远征参与者所属的贵族家族都会竭尽全力保住那重要的回忆，而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家族则很难解释缺席的原因，毕竟在贵族阶层的意识中，高贵的出身和保卫基督教的责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有些家族甚至有意无意地耍起了聪明，利用编年史记载的模糊之处杜撰出先人参与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假象（Murray，1998年，第38—54页）。如果我家和他家关系比较近，他家的祖上曾带着大批随从前往东方作战，那么理所当然，这些随从里也会有我家的祖上。在贵族们看来，这样的战争是最合乎道义的，能够参与其中，为基督教世界服务，就是最高的成就。

【注释】

[1]武加大译本是由耶柔米翻译和编订的拉丁文《圣经》译本。——译者注

[2]此人即科穆宁家族的阿历克赛一世。——译者注

[3]原文如此。多数资料中罗贝尔·吉斯卡尔应为坦克雷德的外祖父，坦克雷德的父亲“好人”侯爵奥多（Odo the Good Marquis）娶罗贝尔之女欧特维尔的埃玛（Emma of Hauteville）为妻，子嗣中的坦克雷德与威廉皆为著名的十字军战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