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主教叙任权之争

在1049年的教皇选举中，皇帝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将他的亲属艾吉斯海姆的布鲁诺推上圣座，是为利奥九世。皇帝此举意图十分明显，他打算支持利奥九世改革教会，根除圣职买卖的陋习和神职人员娶妻纳妾的做法。有的学者认为上述举措是单纯的教会内部改革。很多人指出，神职人员将整肃教会内部，但皇帝没有料到世俗与属灵领域权威之间的传统关系会就此改变，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这样的局势变化叫人想不通。皇帝本人是真心实意希望进行一场改革的，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渴望净化教会。他也希望在情况符合他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看法的前提下，与教会上层人士保持固有的良好关系。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其构想的习俗和习惯，皇帝则希望将它们废除。亨利三世之所以支持废除买卖圣职、禁止神职人员娶妻纳妾的运动，部分是因为他不想再让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家族把持教会职位。那些家族俨然将圣职当作世袭产业，也从中获得了过大的地方影响力，其影响力至少超过帝国官员。

问题在于，这样一场运动到底要进行到什么程度才算结束。是否应当除去一切世俗势力对教会的控制，即使控制教会的是皇帝和其他受膏或未受膏的君主？这些靠上帝恩典在世上施行统治的统治者还是世俗之人吗？使徒保罗说过，“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圣经·罗马书》，13：1），这话当时指的是信异教的统治者。异教徒尚且如此，在他们之后的基督徒君王岂不更是上帝所派的吗？何况他们许多人在加冕或即位时，还像祭司一样受了膏礼，他们的头、胸、肩和肘都抹上了圣油。这些人已脱胎换骨，至少理论上如此。他们成了新的大卫王、新的所罗门王，因受膏而成了新的基督（“基督”意为受膏者）。按照一位佚名作者的说法，“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君王“有双重身份，第一重源于天性，第二重源于神授……源于天性的那一部分和普通人并无二致，而源于神授的特性、源于圣礼的权威则使他得以超凡脱俗……就天性而言，他只是一个人；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上帝的恩赐，他成了另一位基督，一位‘神人’（God-man）”（Kantorowicz，1957年，第46页）。

一些理论家称，预备成为基督徒统治者的人在加冕仪式上受膏后，蒙受上帝的恩典，会像基督一样成为君王兼祭司。因此，加冕礼实质上是宗教活动，是圣礼，是上帝恩典的管道——至少近乎如此。君主们在世时，需要在纪念重大基督教节日的宗教场合戴王冠，也就是圣诞节、复活节和五旬节（圣灵降临到使徒身上、建立教会的纪念日）。对基督的赞美（laudes Christi）同样适用于对君王的赞美（laudes regiae）。君王在场时，人们会为显示崇拜而吟诵“君王赞美诗”，这类仪式精妙地将国王类比为耶稣基督：“基督征服！基督统治！基督领导！”（‘Christus vincit！Christus regnat！Christus imperat！’）又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呢？这些人像耶稣一样受膏，是君王，也是祭司。正如《圣经》中所说，人当“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圣经·彼得前书》2：17）。这里描述的大量引用《圣经》的中世纪政治神学，也有人称之为“圣礼君权”，因为这种权力的展示方式可以溯源到关于敬拜基督的描述和规定。

直到亨利三世去世的1056年为止，在改革初期，上述理论对君王在教会内权威的阐述还没有引起教会改革者太大的反感，但此后的情形有所不同。事实上，改革在一开始并未导致所谓“主教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后来，教会内部的改革派坚持认为，皇帝的权威尽管远高于其他世俗统治者（毕竟他自称为查理曼的继承者），但对教会而言，皇帝的权力从本质上说只能是世俗的。

这样的共识，即便是在激进派改革人士中也是逐步产生的。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与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Ⅷ，1073—1085年在位）之间激烈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氛围，对于激进派观点的形成至关重要。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斗争也暂时阻止了教廷的进一步行动，使其无法将理论转变为现实。直到12世纪初，在和另一位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在位）——的斗争中，教廷改革派才取得了成功，而他们的作为也影响了之后数个世纪里帝国与教廷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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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皇帝亨利三世在1056年离世前，已经自行任命了4任教皇。在就任之前，这些教皇都曾在德意志教会中忠诚地为皇帝服务，他们也都被视为改革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支持同样的改革，或是会向同一个目标心无旁骛地前进，他们的行为也未必总是能与其他改革派人士合拍。举例来说，教皇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反对买卖圣职，反对神职人员当兵，因而受到了其他改革者的赞扬。但是，他也领导了1053年针对南意大利诺曼人的军事行动，这深受改革派人士诟病，批评者包括隐修士们，以及1057年成为枢机主教的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教皇在军事行动中成了俘虏，尽管很快得到释放，但他的遭遇无疑成了更大的丑闻。不过，从利奥九世的两位前任开始，一直到在他之后登上圣座的继任者，这几任教皇的政策保持了连续性，而这多半要归功于皇帝亨利三世支持改革的眼光、他的路线引导，以及他的宗教热忱。

正因如此，亨利辞世时，教廷的历史走向也多少受到了影响。考虑到亨利三世的继任者亨利四世此时不过是个年仅六岁的男童，这个过渡时期就更显得危机四伏了。由上文可知，亨利三世不仅决定控制意大利的贵族势力，还打算在整个德意志范围内采取这样的政策。在这方面，1044年时，皇帝对待洛林公爵戈弗雷（Godfrey）的手段颇有代表性。公爵不满自己仅仅得到上洛林而非整个洛林公国，在那一年发起了叛乱。皇帝动用军队镇压，还撤销了公爵对上洛林的所有权以示惩罚。

亨利三世还健在时，这位受罚的贵族就已经是威胁了。1047年，他再次叛乱，后来又在意大利制造麻烦——他从11世纪50年代初开始住在那里。皇帝驾崩后，贵族愈发大胆。对于辅佐小皇帝的摄政们而言，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阻止或限制贵族的反扑。皇帝的权力基础是其王朝世系在德意志境内戈斯拉尔（Goslar）周围拥有的地产，毫无疑问，所有试图延续这个家族势力的人们，都将注意力放在了保护其德意志基业的活动之上。在此过程中，罗马的改革派人士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目的了。

对教会中的改革者而言，帝国当局权威的削弱无疑也解开了他们的束缚，帝国的危机恰恰是他们的机遇。他们提出要独立进行教皇选举，还在1059年的罗马宗教大会上据此发布了一条授权法令。到场的教会人士将选举罗马教皇的权力交到了地位仅次于教皇的枢机主教手中。这个由枢机主教组成的团体被称为枢机团（college of cardinals），在11世纪时，其规模还非常有限。

和帝国摄政一样，教廷改革派也要面对试图卷土重来的贵族势力，因此他们发布了更激进的宣言，声明教会是独立于世俗权威存在的组织。在发布法令规定由枢机主教选举教皇的同年（1059年），教会还明令禁止了世俗人士在仪式中将教堂授予神职人员的行为，而这一禁令在1063年又得到了重申。明确支持这一做法的神职人员中就有伊尔德布兰，即未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这些禁令固然重要，但还比不上改革派人士试图将自己的候选人扶上北意大利地区米兰大主教宝座的行为。

即便控制米兰教会并不意味着获取整个北意大利教会的主导权，但毫无疑问，这座城市在整个地区的地位举足轻重。米兰曾是古代伟大教士安布罗斯（Ambrose）的主教驻节地，地位高贵。此外，米兰大主教还使用伦巴第的铁王冠将德意志国王加冕为意大利之王，这更提高了米兰的声望。在地理方面，米兰位居北意大利最肥沃、生产力最高地区的核心位置，因此在中世纪初期，一拨又一拨的入侵者前来，试图将这座城市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当时，奥托王朝的统治者们是最新一批令米兰臣服的主人，为此，他们与米兰主教——通过仪式授予加洛林王朝诸王权威之人——缔结了同盟。这一过程并非轻而易举：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很棘手。伦巴第人曾经的国都帕维亚（Pavia）便是培育反抗奥托王朝统治情绪的温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城市最终也不得不向来自德意志的征服者低头。米兰大主教获准在该城核心地区的教会土地上发展起庞大的军事依附者（capitanei）网络，他的支持对德意志帝国在北意大利的统治至关重要，他也代表着制衡帕维亚的重要势力。然而到了11世纪初，历任米兰大主教固然还是皇帝的坚定支持者，却也成了声名狼藉的买卖圣职者。

在皇帝亨利二世（1002—1024年在位）统治时期，由于当时的教皇并非改革派人士，因此上述状况并未导致危机。但在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在位）统治期间，局面发生了变化。米兰大主教的价值在于他能为皇帝的利益考虑，对城市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力。1035年，当时的大主教的阿里贝托（Aribert）在为皇帝办事时，反倒激起了一场叛乱，这使皇帝对他发挥的作用产生了疑问。反叛者都是些小领主，他们对主教手下们的傲慢态度十分不满。这些人派出代表向皇帝陈情，让康拉德相信大主教正在激化德意志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矛盾，损害了德意志人的利益。无论康拉德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指控，显然他认为有必要消弭拥有诸多特权的依附者和叛乱小领主们之间的分歧，于是，他在1037年颁布法令，将贵族的特权也赋予了发起反抗的小领主们。

然而，阿里贝托大主教却违抗这一法令，还聚集起一个反帝国的团体，试图维持现有的特权状况。亨利三世在继位之初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在1042年，当米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团体把大主教及其反对帝国的手下驱逐出城时，危机再度爆发。

双方在1044年达成了妥协，但这样的状况并没持续太久。各个派系在米兰的冲突形成了奇景：城市居民们纷纷宣誓加入阴谋团体，试图再次对付大主教和他的贵族支持者们，帝国势力则在幕后斡旋于两方之间。在这段时期里，皇帝始终相信，他统治北意大利的关键，在于他自己和大主教之间恢复或建立切实的同盟关系，而这就需要一位顺从并依赖皇帝的大主教。

然而，随着阿里贝托的继任者维利特的圭多（Guido of Velate）在1045年成为米兰大主教，局面又恶化了。就在一年之后，德意志帝国支持的改革派教皇登上了圣座。圭多大主教也是老派的买卖圣职支持者，而他所面对的，则是被称为帕塔立尼（patarini）的派系的挑战。这些人受到改革派人士的鼓舞，不仅主张取缔买卖圣职，还反对教会人士的婚姻和同居行为。“帕塔立尼”意为“拾荒者”，是敌人给这些当地改革派人士起的蔑称。至于赞成圣职交易的圭多及其贵族和教会支持者，他们既不乐于见到1044年限制大主教权力的那种妥协，又不愿意任由帕塔立尼的计划取得成果，因而与劳动者公社、小贵族和帕塔立尼支持者产生了可怕的暴力冲突。

亨利三世于1056年辞世之后，由皇室，或者说由帝国仲裁来解决米兰问题的希望也逐渐消逝。此时教皇却给米兰派去了一个代表团来仲裁纠纷，其成员都是富有改革精神的教会人士，包括伊尔德布兰以及在米兰出生的卢卡主教巴吉奥的安瑟伦（Anselm of Baggio）。尽管如此，在米兰，休战协定总是十分脆弱，内部冲突常常再度爆发。对于圭多大主教在暴力活动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人们尚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他对于改革派人士指责自己买卖教职的举动十分愤怒，而当帕塔立尼派领袖在1066年被杀时，恐怕他也心存窃喜。圭多在次年即辞去了大主教之位，乍看颇有政治家风度，但这只不过是由来已久的惯例。圭多将自己的职位卖给了一个想要上位的野心家，刚开始亲政的亨利四世对这个人选也没有表示反对。皇帝正式确认了新旧大主教的权力交接，对此米兰和罗马的改革派人士非常愤怒，他们原本指望皇帝对抗售卖圣职的做法，但他们的抗议并没有让亨利收回对新任大主教的支持。1072年，改革派教士和世俗人士发起了公开的反对活动，在米兰自己选举大主教。1061年，巴吉奥的安瑟伦成了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从此致力于在米兰的各个派系之间斡旋。他试图让皇帝站在改革派的立场上看待米兰大主教职位的人选，也承认了改革派选出的米兰大主教。

在亚历山大二世之后担任教皇的是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他在位期间，局势变得危险起来：米兰发生内战，帕塔立尼的新领袖遭到杀害，皇帝又拒绝了改革派的要求。事实上，皇帝决定将买下大主教职位的人撤职，但将以帝国方面的人选而非改革派的候选人取而代之，这样的做法在人们看来是挑衅，绝非和解。

新教皇是在人们追求教会自由与复兴的热情之中就任的，他也着手进行更全面的教会改革工程。不过，恐怕教皇的当选并没有经过合法的选举程序，这一点将在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1074年12月，格列高利七世下令禁止德意志境内的已婚神父继续进行圣事；1075年2月，他又禁止了神权俗授的做法。此时，皇帝与大多数德意志主教结成了联盟，公开声明教皇法令无效——毕竟，大多数德意志主教的职位都是皇帝授予的。1075年，教廷的办事人员起草了一份《教皇训令》（Dictatus Papae），训令中列出了从古代到中世纪早期历任教皇拥有的特权和权力。

虽然算不上教廷的官方宣言，但这份训令还是可以解读为对现存政治秩序与教会体系的挑战。这份文件称，“只有教皇才有资格使用帝国的徽记”，“所有王公贵族都必须也只能亲吻教皇的脚”（Cowdrey 1998年，第504—507页）。也许格列高利七世在心中也如此认为，他在1075年12月8日送出一封信，要求皇帝以苦行的方式赎罪，否则便会以违背《教皇训令》的罪名撤销他的帝位。

对此，亨利四世的反应是给德意志的主教们施压，他还在次年1月27日称格列高利为假修士，并宣布，后者被选为教皇的程序颇为可疑，因而其地位并不具有实际效力。也许他只是做个样子，并不是真要召集异见者重选教皇，但皇帝的反应也不可轻忽，毕竟前几任皇帝都曾频繁废立教皇。面对挑战，格列高利选择坚持对抗。仅仅过了几周，在1076年的大斋节，他就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禁止他参加天主教圣礼，宣布支持他的人有罪。

在格列高利之外的人看来，可能直到6月，处以绝罚的做法才真正带来了成功的希望。6月29日，依旧支持亨利的主教们反过来对教皇处以绝罚以示回敬，讽刺的是，这一天恰恰是圣座保护人使徒彼得和保罗的纪念日。对格列高利来说，好消息在于有好几名德意志主教临阵倒戈，尽管他们也许并没有多少热忱，但还是站在了教皇一边，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此外，亨利的许多政敌也抓住这个机会，合法地拿起武器对抗失去神圣性的国王。

1076年秋季，各方钩心斗角，皇帝逐渐意识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倘若帝国发生内战，短期而言，即便最终亨利能够成功击败对手，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权威也会被大大削弱。此外，皇帝若想重启他父亲在位时颇为管用的控制教廷（或者与教廷合作）的模式，也未必要先在战斗中击败对手。因此，在帝国内部，人们倾向于和教皇达成某种妥协，避免全面的军事对抗。

1077年，当教皇身处托斯卡纳境内阿尔卑斯山下的卡诺萨（Canossa）城堡中时，亨利四世也抵达那里，并扮演了一个悔罪朝圣者的形象。当时是1月底，他三天三夜赤脚站在雪中，乞求赦免。如果格列高利用精明的政治眼光审视这场表演，那么他的反应可能会不同，但当时教皇似乎确实被皇帝的姿态感动了。格列高利将皇帝视为业已悔改的罪人，允许他重回教会。心怀不满的德意志贵族对他们失去神圣性的国王的反叛，也因教皇的宽容而失去了正当的理由。然而，依然有一些大贵族联合起来，选出了自己的国王来与亨利对抗。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在这紧要关头，来自波兰的敌意增加了德意志境内的不稳定因素。“复兴者”卡齐米日一世在1058年去世之后，波兰的新大公、“大胆者”博莱斯瓦夫二世（Bolesław Ⅱ the Bold）致力于恢复波兰在10世纪晚期到11世纪初的辉煌——当时，波兰的军力大大超过了德意志帝国。到了11世纪70年代，博莱斯瓦夫已经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他用高压手段迫使几个重要的贵族家族依附于他，坚决加强了教会的势力，以防止异教的反扑。现在，关于主教叙任权的斗争又给他提供了新的机会。博莱斯瓦夫支持格列高利七世教皇，而作为回报，教皇认可了他在1076年的圣诞节那一天加冕为波兰国王的举动。(www.xing528.com)

对于博莱斯瓦夫的政策，不仅德意志人心怀不满，就连波兰人也不乐意接受，因为国王加强王室实力是以波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在11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波兰的历史成了一团乱麻，来自德意志的威胁和内部的纷争交织在一起，博莱斯瓦夫二世自己在1079年退位并被迫流亡，不少人声称自己拥有继承权，发生了一系列王位纠纷与割地自立的事件。最终，表面上的秩序得到了重建，而在老国王的侄子、与其同名的“歪嘴”博莱斯瓦夫三世（Boleslaw Ⅲ the Wry-Mouthed，1097—1138年在位）的领导下，波兰人也成功抵挡了来自德意志的军事威胁。

尽管波兰也经历了一场内乱，但在极为关键的11世纪70年代后期，这个国家对教皇立场的支持，至少在卡诺萨事件带来的和平情绪消退之后提振了教会改革派的情绪。格列高利七世赦免了亨利四世，双方在表面上达成了和解。虽然格列高利七世在德意志内战之初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但他和皇帝之间的分歧并未真正得到弥合。卡诺萨的闹剧结束之后没多久，帝国和教廷之间的关系又恶化了。教皇认为自己有责任再次对皇帝处以绝罚，继续谴责帝国派的教会势力，皇帝的敌人们也因此又获得了斗争的动力。皇帝做出反击，派兵攻打格列高利，还支持自己的教皇候选人成为克雷芒三世（Clement Ⅲ），以代替他口中的“假修士”伊尔德布兰。格列高利不得不逃离罗马，直到1085年离世时都未能获得正名。据说在临死前，他引用了《圣经·诗篇》第44篇第7节（现代译本为第45篇第7节）那节被《圣经·希伯来书》第1章引用的经文：“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在格列高利口中，原本鼓舞人心的经文带上了悲剧色彩：“我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然而正因如此，我在流亡中结束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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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不少争议，但教皇和教士的地位的确发生了变化，变革并不仅限于此。和之前的帕塔立尼运动、“上帝的和平与休战”运动一样，改革运动在大众层面也获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没有必要像某位历史学家那样，将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改革愿望与精英教士阶层对教廷的改革区别开来。另外，教廷改革不能简单等同于教皇权威的扩张，也不能简单地说，后期的和平运动将百姓和教士对立了起来，因为据说教士们利用百姓对和平的渴望，把对自己权利的认可强加在乡村居民身上（Moore，1996年，第24、33页）。

不过，大众层面改革的成败轨迹和上层斗争的结果是不同的。格列高利失败了，于1085年在流亡状态下去世，而法王腓力一世和匈牙利国王拉斯洛一世等君主是否会遵守俗人不得授予圣职的教廷禁令，也很难说。然而，基督教世界中的其他属灵复兴力量却没有因此遭到削弱。有不少建立时间较早的修会都顺应复兴浪潮，强调起传统的灵修和属灵操练形式，比如与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或摩泽尔河（Moselle）畔的戈尔泽修道院关系密切的修会。其他一些神职人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士团成员（canons），则在修会中遵循调整过但更严格的规矩。奥古斯丁隐修会（奥斯定会）的教士团成员可能是这种新情况最著名的例子。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另外两方面的发展。

第一个方面的发展是，在主教叙任权之争开始后的一个世纪里，修会数量迅猛增长。我们知道当时人们建立了数千座男修道院，具体数字还有待学者综合各项资料得出。由于文献质量不佳，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女修道院的具体数量，不过根据一种传统的估算方法，在1070到1170年间，女修道院数量也猛增了四倍之多。举例来说，塞诺内（Sénonais）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小地区，小镇桑斯（Sens）就位于那里，如果有人在1170年去那里，就能看到许多年代久远的宏伟教堂和修道院，其中一些建筑，比如本笃会的圣皮埃尔勒维夫（Saint Pierre-le-Vif）修道院，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法兰克人刚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时代。1070年时，这些古老教堂还像几个孤独的巨人一般屹立在大地之上。到了1170年，大批新建的基督教建筑已经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景观。在通往塞诺内的乡村道路上，一座座尖塔高耸入云，各式各样的十字架立在屋顶上，这一切都是12世纪人们虔诚之心的物质明证。

另一个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变化与修道院数量的增加不无关系，那就是全新修会的出现与发展。新修会包括加尔都西修会（Carthusians）、熙笃会（Cistercians）和普里蒙特利修会（Premonstratensians）。当时，绝大多数新建立的修会都强调组织制度简化与个人禁欲。这些修会也崇拜圣母马利亚，但崇拜圣母的方式发生了变革，崇拜的人也增多了。这种信仰固然立足于古代的先例，但也符合当时的潮流，人们越来越看重耶稣的人性，更多地注意到婴儿时期的耶稣，也强调他肉身的脆弱，因此出现了感性描述圣母马利亚与圣子关系的强劲势头。

12世纪时，关于圣母及其关怀凡人的故事不断涌现，其中就包括她奇迹般介入凡人生活，保护他们的信仰与道德准则不受异教、乱伦和犹太教威胁的内容。此外，当时的人也强调圣母的代求者角色，相应的艺术形式和崇拜方式也成了主流。颂扬圣母的祷文与赞美诗突然大量涌现，其中包括《万福马利亚》这篇需要手持玫瑰念珠（马利亚被喻为玫瑰）吟诵的祷文，这篇祷文在12、13世纪之交通过另一个新生的修会（多明我会，参见第13章）得到了普及。赞美祷文的巅峰之作则是13世纪的《圣母悼歌》，这首感人至深的赞美诗表现了圣母目睹其子在十字架上痛苦死去的过程。

1084年，第一个加尔都西修会的修道院由圣布鲁诺（St Bruno）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主教的支持下兴建，被称为大加尔都西修道院（La Grande Chartreuse）。布鲁诺将这座修道院建在阿尔卑斯山区，复现了基督教会早期“沙漠教父”与世隔绝的修道环境，也着重模仿了这些修士在物质上自给自足的精神。

（布鲁诺写到，）在这里，我们努力，是为了得着明亮清澈的眼睛，看见新郎耶稣如何为了爱的缘故受伤，看见上帝。在这里，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获得心灵的闲暇，在无言的劳动中获得真正的安宁。在这里，上帝将奖赏给了他的赛跑者，就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平安与圣灵中的喜乐。（Mursell，1988年，第256页）

跟古代埃及修士团体一样，加尔都西修会在很多方面更像结构松散的隐修士联合体，而非有严格章程的团体。加入修会的大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成年人。他们渴望隐居，希望避免与“世界”接触，鼓励并践行沉默的修行。修士们虽然没有彻底拒绝集体活动，但也将活动减到最少。在加尔都西修会名下庄园工作的人们，连非神职人员都得有庶务修士的身份，都要遵循修会的规矩。更准确地说，这些人可能也希望获得庶务修士的身份，因为他们也渴望远离世俗，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够或自感不配而没有宣誓成为正式修士。加尔都西修士圣洁的名声广为传播，但他们严格苦修的生活限制了修会修道院数量的增长。

熙笃会的第一个修道院建立在勃艮第境内的西多（Cîteaux）。这座修道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98年，此后修会的每一座教堂都献给了圣母马利亚。和加尔都西修会一样，熙笃会的成员们希望重现早期基督教修士那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特意将他们最早的修道院建造在了远离道路的地方，并且亲手劳作，清理出建筑用的空地。他们也去除了传统敬拜仪式中浮华的部分。熙笃会的教堂、装饰品与服装都十分简单，他们不用金器，也不用多色的器物。修士穿纯白色衣服（他们因此得名为“白衣修士”），外罩软布织成的宽大黑色短肩衣。

熙笃会在欧洲的传播比加尔都西修会成功，因为熙笃会修士的生活方式不那么与世隔绝，他们也比较愿意接受年轻人，此外，熙笃会著名成员克莱尔沃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也为修会吸引了许多的新成员。到1150年时，熙笃会已拥有超过300个附属修道院，分布在基督教世界的各处。这些修道院大都拥有庶务修士，这些人清理土地、耕种作物、放牧羊群，要么和修士一起工作，要么为其服务。

受熙笃会简朴虔诚生活方式吸引的有男性也有女性。一名男性教会人士在1150年前后写到，女人们“凭借其自由意志，踊跃积极、满怀喜乐地加入了许多青壮男子都不敢加入的熙笃会。她们放弃了亚麻与毛皮，只穿朴素的羊毛束腰外衣。这些人不仅做纺织一类的女性的工作，还走到户外，用起了斧头和锄头，松土、砍树、清理树根、披荆斩棘，默默地用双手勤勉劳作，获取食物。她们凡事效法克莱尔沃的修士，正如主所说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Evergates，1999年，第105页）。在1150年时，她们的确是在“效法”。熙笃会的领袖不愿意在内部建立女性分会，不过后来还是在教廷压力下建立了女修道院（修道院里也有庶务修女）。修女院和修会的其他修道院都要接受定期巡查，以保证修士、修女、庶务修士、庶务修女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

普里蒙特利修士团的历史则较为复杂。修士团由克桑滕的圣诺贝尔特（St Norbert of Xanten）在1120年建立。在经历了属灵觉醒后，诺贝尔特摆脱了追名逐利的生活，他所建立的修士团采用改良后的奥古斯丁修会规则，从一开始就欢迎神职人员和男女平信徒加入。圣诺贝尔特在法国北部的普里蒙特利建立了第一个修会社团，他布道很有魅力，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自己在教会中也获得晋升，最终以马德堡大主教的身份殁于任上。在建立修会时，诺贝尔特会先在当地激起百姓的信仰热情，再建起距离很近的男女修道院，让修士和修女在同一个教堂中敬拜。在诺贝尔特于1134年离世之后，这样的组织方式不再受人青睐，修女的重要地位也逐渐成了历史。普里蒙特利修会的入世程度始终高于加尔都西会和熙笃会，他们特别关注穷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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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领域经历的动荡和冲击体现在旧修会的复兴和新修会的扩张上，前面提到的加尔都西会、熙笃会和普里蒙特利修会只不过是诸多修会中的代表，这几个例子足以证明整个教会有多么渴望复兴。正因如此，尚未解决的主教叙任权之争让秉持原则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都心有不安。冲突引发的暴力正说明有必要尽早达成和解。不过，帝国和教廷想达成协议，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格列高利七世于1085年离世，皇帝亨利四世暂时占了上风。然而，他和他所支持的敌对教皇很快遇到了新的对手——改革派的乌尔班二世（Urban Ⅱ，1088—1099年在位），他将登上圣座，积极开展行动，提升格列高利派系的地位。不过，乌尔班并非格列高利的后任。格列高利七世的继任者德西迪里厄斯（Desiderius）在欧洲德高望重，他是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修道院的院长。德西迪里厄斯所在的修道院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极负盛名，其建立者圣本笃（St Benedict）是欧洲修道院建设的重要发起者。德西迪里厄斯成为教皇后改名维克托三世（Victor Ⅲ）。维克托三世注定无法长期拥有教皇的三重冕（tiara）^[1]，在病榻上，他为一位时年65岁上下的法国人祝福。这名法国人担任多个重要的教会职务，其中包括兰斯副主教和克吕尼修会副会长，在格列高利七世手下，他还担任了奥斯蒂亚（Ostia）的枢机主教一职。

维克托三世死后，这名法国人成了教皇乌尔班二世。上任之初，这位新教皇便踏上了不寻常的旅途，以重新组织起教廷的事业。为此，他冒险进入罗马城，此后又去而复返，来往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各个角落，召开多次宗教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即1095年的克莱蒙（Clermont）会议中，乌尔班二世首次以派兵支援被穆斯林困扰的东方基督徒为主题布道，最终促成了十字军运动（参见第7章）。此后，他又以同样的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布道活动。此外，乌尔班还邀请基督教世界中最有智慧的人、他从前的导师圣布鲁诺前往罗马担任顾问。最后，这位教皇还对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Matilda of Tuscany）的支持善加利用。玛蒂尔达是北意大利地区很有权势的女继承人，热心拥护教会改革。教皇安排她与亨利四世的主要对手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Welf）结了婚。

尽管敌人十分强大，但皇帝亨利四世依旧坚持主教应由帝国皇帝授予职权，也坚定认为在他庇护下选出的教皇才是正统。在经历了多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双方都不愿意达成妥协，因此，德意志还得经历多年的动荡。1099年乌尔班的去世本可能成为解决争端的良机，然而，很快传来了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的消息。面对这一奇迹般的事件，有人认为这正说明十字军的发起者乌尔班才是真正的教皇，但亨利四世还是不愿意低头。

1104年时，皇帝的一个儿子（亨利）终于受够了这样的纷争。他有位兄长^[2]曾在11世纪90年代发起叛乱，却死于1101年。亨利决定继续兄长反抗父亲的事业，因为父亲拒不让步，不仅于自己的继承有碍，还有损于德意志皇室的传统权威。他无疑相信倘若能推翻他父亲的统治，帝国和改革者们之间就有和解的可能。因此，他着手夺取大权，逼迫亨利四世退位。在不久之后的1106年，老皇帝去世了。亨利五世执掌大权后，出现了和平的希望。然而，亨利五世很快发现自己高估了改革派人士做出让步的意愿。冲突和暴力仍在继续。

直到16年之后的1122年，双方才终于在莱茵兰的沃尔姆斯签订协议，正式结束了这场纠纷。不过，协定的一些条款依然含糊，双方对于某些内容闪烁其词，甚至彻底避开了一些敏感问题。一些学者因此认为，沃尔姆斯协定违背了格列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的真实意图。毕竟，皇帝对主教选举仍有影响力，甚至能在选举结果存在争议时以仲裁者的身份决定人选。那么，皇帝放弃正式任命主教的权利，表示将属灵领域的权威归还教会，从此之后国王受膏仪式的步骤将不同于主教受膏仪式的步骤（即国王不再于头上涂抹圣油，也不再进行受膏加冕礼，特殊的圣油仅供宗教仪式之用），这样的让步对教会而言是否足够？这样的妥协无异于表明教会不可能彻底自由，但至少在一件事上，沃尔姆斯协定影响深远。自那以后，包括皇帝在内的国王都只能被认作俗人。要实现教会自由这个改革派人士的斗争口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1122年时，教会的确得到相当多的自由。

【注释】

[1]德西迪里厄斯健康状况不佳，1086年就任时已罹患疾病，次年去世，——译者注

[2]此人即亨利四世的次子康拉德，之后发起叛乱并成功的是他的弟弟亨利（五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