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中世纪欧洲盛期的征服与扩张

德意志的奥托王朝（Ottonian dynasty）又称萨克森王朝（Saxon dynasty），该王朝自称查理曼遗产的正统守护者。自962年起，奥托王朝的统治者就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在意大利统治着大片领地，并宣称自己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人。此外，皇帝还享有获重要教会人士承认的特殊神权政治地位。他在德意志境内拥有广阔的直属乡村庄园，也能向帝国土地上的各个城镇征收名目繁多的税款，并要求其提供各式各样的劳役，由此获得的经济收入巩固了他的统治。

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即“奥托大帝”（Otto Ⅰ the Great，936—973年在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的名字也成了萨克森王朝世系的代称。在加冕成为皇帝之后，奥托统治的核心领土依旧是德意志，更准确地说是欧洲的德语区，其中也包括现今比利时的大部、荷兰、卢森堡，以及默兹河与罗讷河（Rhone）以东的法国领土，还有瑞士。11世纪早期，这片所谓“大德意志”地区虽然是基督教世界中面积最大的王国，但人口可能只有400万左右。（相比之下，英格兰的面积不及大德意志地区的1/4，但在11世纪中期时就已拥有100万到200万名居民了。）

德意志大片地区要么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要么群山连绵，要么兼而有之，中部和南部尤其如此，而大小君主当时尚不能从群山中获得由银矿而来的财富。德意志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都不高，矿产开采的强度也十分有限。莱茵兰地区的城镇是德意志较为繁荣的地方，那里的人口和经济即将步入快速增长的阶段。佛兰德也较为繁荣，不过当地繁荣环境的主要受益者还是伯爵，不是德意志的君主。

和德意志境内更靠南的地区不同，北方平原上的农业定居点迅速扩张。农夫（有的受雇于修道院）承担了清理森林、填平沼泽、填补冰川锅穴、削平冰碛（锅穴和冰碛是上古时期冰川退却留下的坑洞与岩石堆积构造）的任务。有时，德意志村庄在规模与数量上的扩张并不是来自开垦无主荒地，而是通过征服斯拉夫定居点、驱逐斯拉夫人实现的。通常而言，从易北河（Elbe）越往东，德意志人的扩张就越不顺利，遇到越多挑战，斯拉夫人的抵抗也越激烈。在边境地区，贵族的统治方式也更无情，比隆（Billungs）边境伯爵领、图林根（Thuringia）边境伯爵领（位于图林根东部），以及奥地利（Ostmark，即Austria）和克恩滕（Carinthia）公爵等领主们的领地都是如此。

奥托王朝的私产，即王室占有权利最多、农业生产最发达、收益最高的地区，集中于萨克森与法兰克尼亚北部。与此同时，王室还试图将影响力与统治权向南扩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借助教会的力量间接扩张。通过宣称自己对教会的保护，奥托王朝的君主们得以在远离直辖地的地区获得权势。君主将神权和世俗权力授予主教，暗示主教对他们负有个人义务，这义务几乎等同于贵族对君主的忠诚义务。统治者将大量地产赠予教会，有的地产是从不顺从的男爵们那里没收来的（毕竟，奥托王朝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遇到过挑战）。统治者希望那些获得土地的高层教会人士拥有足够的实力，能够心甘情愿地派出军队走上战场，为皇室的雄心壮志服务。

至少在一个颇有历史的现代学派看来，奥托家族拓土开疆的雄心壮志比德意志内部的权力巩固更令人神往。奥托一世在扩张方面颇有野心，从他接过皇帝头衔的行为便可见一斑，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意大利。但10世纪90年代时，他发现有机会利用德意志东部边境居民点中的混乱局面来扩张领地。在那里，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之间，或者说异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对立已变得异常尖锐。奥托一世对斯拉夫人的威胁心知肚明，在处理该问题时也毫不犹疑，而在德意志人口稠密区与波兰领土之间的地带，帝国和当地斯拉夫部落的小规模冲突也十分常见。事实上，德意志向东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征服这些部落实现的。

在更靠东的地方，波兰的势力颇为强大。和其他一些斯拉夫族群不同，波兰在梅什科（Mieszko，962—992年在位）的领导下，能够借助政治军事体系征召起庞大的军队，波兰与其他中欧政治体也建立了更正式的关系。战争的可能性始终无法排除，波兰与德意志之间也会偶尔爆发战争。不过至少在10世纪时，总体而言德意志和波兰之间关系平稳，甚至可以说相当友好。

在第二个千年到来之前，波兰除了波兰—俄罗斯边境的广袤沼泽地之外，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天然屏障，因而从长期来看，波兰人的处境相当微妙。波兰的这种边境状况一直持续到11世纪，在波兰扩张到克拉科夫（Krakow）以南、推进至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时才有所改观。但喀尔巴阡山脉只是波兰漫长国境线上的一小段防线，波兰边境的沼泽和群山也只能阻隔东边和南边的敌人，对西边的德意志强权则无能为力。尽管如此，波兰人还是有理由指望波德双方的良好关系继续下去：梅什科娶了一名波希米亚的基督徒公主为妻，自己也在966年接受了天主教信仰，波兰王室因此有可能与其他基督教君主建立牢固的友善关系。

奥托大帝在晚年时竭尽全力，试图确立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权威。他的儿子奥托二世（973—983年在位）延续了他的政策。奥托二世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也许是因为与拜占庭的这层关系，他选择了“罗马人的奥古斯都皇帝”（Imperator Augustus Romanorum）这个称号，并尝试以这样的身份去控制古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以此为他的封号增光添彩。然而在982年时，穆斯林却在卡拉布里亚给奥托二世的军队以决定性的打击，他将意大利纳入帝国领土的梦想也就此终结。在那之后，尽管穆斯林在意大利本土上的统治昙花一现，但德意志帝国的控制区域还是被局限在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

尽管遭遇了挫折，但奥托家族从未忘却将德意志帝国塑造成霸权的野心。奥托二世去世时，其子奥托三世（983—1002年在位）年仅3岁，他能够顺利继位，还要归功于其担任摄政的希腊裔母亲狄奥法诺（Theophano）的手腕。从孩提时代起，奥托三世似乎就已经着迷于拜占庭式的帝国统治模式，在亲政之后，他也继续为扩张皇帝统治权付出努力。奥托三世下令在罗马城内建造宫殿，重新唤起了德意志皇室控制这座城市的梦想；他还让城内互相争斗的各个派系暂时对他俯首称臣，从而在实现他父亲希望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他父亲希望控制罗马，以此提升皇室在帝国境内的地位，复兴罗马帝国（renovatio imperii romanorum）。除此之外，奥托三世还尝试将东罗马帝国宫廷中的典礼与仪式收为己用，用拜占庭人的风格统治自己的帝国。(www.xing528.com)

皇帝授予自己一连串头衔，并以此为据，声称自己拥有普世统治权。皇帝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众使徒的仆人”，这相当于宣称自己与教皇的地位同等。自7世纪或更早以来，教皇拥有的称号包括“使徒圣彼得的继承人”“基督（或上帝）的代理人”“上帝众仆人的仆人”。奥托三世试图与教皇合作，共同统治所有基督徒的肉体与灵魂。

皇帝不仅用头衔来象征自己的统治权，还实施了旨在扩大皇帝在教会事务上权力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奥托三世深受许多热心传教士的影响，这些传教士努力让斯拉夫人归信基督，不惜为此殉道［布拉格的圣阿达尔贝特（St Adalbert of Prague）在997年如愿殉道，死于信异教的普鲁士人之手］。波兰的情况就是例证。尽管波兰公爵梅什科在966年归信了基督，但在奥托二世统治时期，德意志和波兰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而且德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年轻而虔诚的奥托三世登基之后，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了东方政策。

奥托三世认为，自己应该超越琐碎的争执，追求基督里的统一这一更高目标。皇帝和他的众多教会顾问（包括后来殉道的圣阿达尔贝特）都认可这一目标，这意味着基督徒皇帝最主要的工作是传播天主教信仰。因此，对奥托三世而言，支持梅什科将大多数波兰人转变为基督徒，显然比与波兰进行军事对抗重要得多，他前任发起的那种军事对抗会延缓甚至终止波兰基督化的进程。奥托三世有神秘主义的倾向，他热心传播信仰，像教士一样关心波兰人和他们的信仰状况。以教会的标准论，他的理想十分高尚，但这样的理想在德意志引发了保守势力的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早逝之后，群龙无首，奥托的后任、皇室巴伐利亚分支的旁系继承人亨利二世（Henry Ⅱ，1002—1024年在位）也支持保守势力，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

在遵循奥托三世的方针上，亨利二世有所迟疑，部分原因是他在德意志的地位并不稳固，德意志地区仍是王室地产等收入的重要来源。尽管奥托王朝的君主们不断努力使用新的手段，但是在意大利，许多被认为理当属于国王兼皇帝的特权还是掌握在地方统治者手中。在王室看来，情况较好时，这些地方领袖会因四处彰显自己权威的国王及其家臣而有所节制。王室并不认为自己和地方统治者之间的实力对比一成不变。11世纪的德意志国王都努力让形势变得对己方更有利，亨利二世也不例外。

在德意志地区，被皇帝们当作主要对手的是国内的各个公爵。尽管在10世纪时，皇室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取得了胜利，迫使这些大贵族毫无争议地成了皇帝的下属，但他们的势力仍然很大。传统的撰史者认为，大贵族与皇室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德意志政治领域最棘手也最核心的问题。大贵族压制内部纠纷，在面对皇室时比以往更为团结，至少在皇帝看来是如此。不过，尽管皇帝与大贵族之间的对立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全无共同利益。皇帝和大贵族都认为和平的社会环境极为重要，大贵族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皇帝在属灵事务上的领导权。此外，大贵族和皇帝都认为，他们之间有一套固定的等级关系与义务体系。

倘若掌权者想要合法使用权力，就应先得到不同统治者对其势力影响范围的认可。不过，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权力的分配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在与斯拉夫人居住地接壤的地区，新兴德意志贵族崛起，建起村庄和房屋，另一些家族则就此没落下去。在萨克森东面的比隆边境伯爵领中，比隆家族及其分支的起起落落便是最好的例子。由于得到了皇帝的垂青，比隆家族取代了一个历史悠久却反对奥托王朝统治的公爵家族。他们不断积累财富，成为当地的贵族巨头，有时也会因皇室的中央集权政策而与皇帝产生利益冲突。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下，家族内部的反对派系嗅到了机遇的气息，并在立场千变万化、激烈角逐权势的人物之间纵横捭阖，试图夺取家族的主导大权。

许多家族的历史中并没有那么多暴力行为，但他们也在试图获得更多资源。有些家族投资建造新的修道院，以得到资助天主教信仰的名声和物质上的实利，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势。他们能从中得到经济收益，是因为修道院会在当地（有些是此前未开垦的土地，有些则是贵族们新近征服所得）引入先进的土地开发技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贵族在德意志捐资建造修道院，这在11世纪不亚于一场革命。到11世纪末，新建的修道院已达数百座，事实上，修道院的数量似乎增加了两倍。

大贵族与皇帝间的对立恐怕并非德意志统治者心中不变的主题，对立状况的尖锐程度也并非始终不变，其特点也不是多年如一。尽管如此，在11世纪德意志的历史中，国家的统一还是多次受到了威胁。大贵族和皇帝为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而不断争夺，使社会内部氛围紧张，充满危险的气息。

在这样的状况下，帝国外部的不确定因素，比如波兰人的威胁，使局面更加复杂。亨利二世可能认为，他采取的军事对抗波兰的方针，比奥托三世高尚的和平政策更符合贵族的心意。然而，亨利低估了波兰人抵抗帝国入侵的能力。事实上，经过接连三场战役后，波兰人确立了他们的独立地位。1025年，尽管前一年去世的亨利二世极力反对，但梅什科的长子博莱斯瓦夫（Bolesław）统治下的波兰还是正式成为王国，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其地位还得到了教皇的确认。不过对波兰人来说不幸的是，博莱斯瓦夫在数月之后的1025年6月离世，而接任他王位的幼子在继承权方面遭到了质疑。于是，波兰陷入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一个篡位者试图废掉国王，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农民们则发起暴动，导致异教信仰重新抬头。在此期间，德意志帝国一方成功地通过支持卡齐米日一世（Casimir Ⅰ，1034—1058年在位）一系的波兰王室血脉，将自己的影响施加到了波兰王国境内。因为重新支持基督化活动，所以卡齐米日一世被冠以“复兴者”（the Restorer）的名号。但是，波兰和德意志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是欧洲北部地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还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对两国的国内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个故事又关系到皇帝与教皇关于君权和神权的重大纠纷——主教叙任权之争，因此，我们之后将在那次纠纷的背景下，再来讨论这件事（参见第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