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定居点，为何吸引斯堪的纳维亚人？

爱尔兰的基督徒隐士们居住在这座岛上的一些小屋中，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写就了《定居点之书》（Landnámabók），书中描述了当地居民点的情况，并将这片土地称为“冰雪之地”，如今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冰岛”（Iceland）。在此之后，信仰异教的挪威人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于9世纪晚期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定居点。新近的移民在岛上并未平均分布，因为当地内陆遍布着山峦冰川、高原台地，也有深沟险壑、地热喷口，间歇泉、硫黄泉、火山口与熔岩流都是常见的景色，并不适宜居住。火山运动持续不断，尤以海克拉山（Mount Hekla）为甚，岛上气候较好的南部与西部地区暴露在周期性火山喷发的毁灭威胁之中。尽管居住环境不佳，但冰岛沿海及其附近地区在高峰时的人口仍可能达到了6万之多，在贸易活动的支撑下，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尚可。当地人放牧牛羊，开发利用了面积有限但植被相当丰富的草场地区。猎人们则使用陷阱猎捕鸟类并收集鸟蛋。当地渔民能够获取大量的渔获，其中包括鲸鱼和海豹。

10世纪初，勇猛无畏的海员们从冰岛出发，与格陵兰（Greenland）建立了联系。而到了10世纪晚期，虽然探索还在继续，但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定居点建立在了格陵兰的沿海地区。毫无疑问，北欧人曾造访拉布拉多（Labrador）、纽芬兰（Newfoundland）等北美沿海地区。故事讲述者们通过一系列史诗传奇来纪念他们英雄的壮举，这些故事以“文兰传说”（Vinland Sagas）之名广为流传。尽管探险者们也在上述地区的沿海建立了小规模的定居点，但这些小型的村庄与营地都没能维持太久。当地环境的严酷并非唯一的原因，殖民者们也许还和土著居民有过惨烈的交锋，而这可能才是他们殖民失败的关键因素。

对格陵兰的殖民持续了较长时间。更晚到来、为数不多的移民将冰岛的政治架构与基督教信仰带到了格陵兰，教会的等级制度也一并得到引入。不过，此地的定居者也遭遇了很大的麻烦。有力证据表明，在当地不断迁徙的民族，即北欧人口中所谓的斯卡拉埃林人（skraelings）^[1]，曾占据岛上的西部与南部沿海地区。14世纪中期，这些人将会返回，并摧毁岛屿西部沿海的北欧人定居点。岛上东部和南部的居民点坚持得比较久，事实上，格陵兰岛与冰岛之间的联络尽管不太规律，最晚却持续到了1410年。在失去联系之后，北欧人剩余的定居点到底还坚持了多久仍是学者们讨论的话题。尽管如此，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观点称，在格陵兰岛上完全由北欧人组成的大小村庄要到1500年之后才会彻底绝迹。

由于北欧人对格陵兰岛的殖民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因此冰岛仍是中世纪时欧洲移民最靠西的主要定居点。冰岛上固然没有原住民与移民竞争，但也有困扰当地居民的其他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糟糕的环境，这严重影响了中世纪主要食物来源——谷物——的产量。此外，岛上林地稀少、缺乏木材的状况又因周期性火山喷发导致古老林地毁灭而雪上加霜。这给当地居民群体带来了另一个大麻烦，因为他们完全依赖船只输送人员、供应货物。当地人用草皮当屋顶，收集海上的浮木，以弥补林木的不足，但木材还是不够用。既然当地谷物产量低，木材也不足，那么为何当初斯堪的纳维亚人要如此坚定地殖民冰岛呢？

对于上述问题，传统上的学术解释是挪威的人口压力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然而，在缺乏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求助于年代较晚的记录，其中的内容也许能给这样的解释提供一些支持。此外，就像许多其他来源的信息一样，对于通过考古得到的证据资料，通常会有多种多样甚至互相矛盾的解释。并没有人真正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世纪晚期的冰岛居民相信他们自己能够给出答案：他们用政治因素来解释自己的移民行为。这个故事是，在9世纪末到10世纪初，一个名为金发哈拉尔德（Harald Fairhair）的强大领主试图在挪威建立起统一王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国王侵犯了传统上属于部族首领及其族人的权利。许多部族屈服了，但另一些人则动身前往迷雾密布、风暴横行的法罗群岛（Faeroes）。然而，此后法罗群岛也被并入了挪威王国。其他不肯屈膝的人铁了心不愿被任何统治者支配，因此继续向西航行到了冰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在冰岛，信仰异教的部族首领也许同时在宗教与政治两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些人组织起了一个强调部族的管理体系，其中的同盟关系不仅源自血缘，也可以依靠联姻、干亲结盟与收养仪式来维系。奴隶制也得到了保留，劫掠所得的俘虏和已遭奴役之人的子女都沦为了奴隶。来自爱尔兰的女性奴隶往往成为其男性所有者的妾室。在这样一个强制劳动行为不会受到质疑的地方，绝大多数的奴隶都被视为家庭所有的仆役或工人，必须支持家庭农场的劳动，妾室亦然。尽管如此，在理论上，冰岛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社会，也就是说，其社会经济并非完全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之上。此外，北欧人发动的袭击越来越少获得成功，奴隶制度也逐渐遭到削弱，而之后基督教的训导也使将其他基督徒当成奴隶变得不再合理，哪怕那些人是战俘。

在冰岛，权力分散给了地方上由首领与长老组成的会议，以及架构类似、涉及全岛的“全国性”集会，即“阿尔庭”（Althing）会议，由此才保证了部族的强势地位，而这些部族也以相对独立的身份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在格陵兰，北欧人也建立了类似的集会体系。）当地的法律反映出大人物希望保证部族的完整性与行动自由，法律也特别仔细地提到了适用于挑起争斗者的极刑与处刑地点，这便是冰岛人为其政府形态要付出的代价，而这种政府有时会被误称为民主政府。中世纪盛期的冰岛史诗文学《尼亚尔传说》（Saga of Burnt Njal）与《沃尔松格传说》（Volsungssaga）常将关注焦点放在失败的情形上：在故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维护正义、控制争斗的系统都失效了。

《尼亚尔传说》中希尔迪贡（Hildigunna）催促她的族人弗洛西（Flosi）复仇的场景，成了体现复仇于家庭与世系荣耀之重要性的经典范例。传说甚至用基督教来证明复仇的正当性（故事写就的时间要远远晚于据说所描写事件发生的时间，故事也披上了一层基督教的外衣）。

希尔迪贡回到她睡觉的阁楼，打开柜子，取出弗洛西当初送给哈斯库尔德（Hauskild）的斗篷。哈斯库尔德被杀死的时候，身上就披着这件斗篷；希尔迪贡把他的血全都包到里面。她拿着斗篷，默默走到弗洛西面前。弗洛西已经吃完，桌上的东西都已收拾掉。希尔迪贡把斗篷往弗洛西身上一披，凝结了的血块撒了他一身。这时希尔迪贡说：

“弗洛西，这件斗篷是你送给哈斯库尔德的，我想把它还给你。他被杀的时候就穿着这件斗篷。我请上帝和好心的人们作证，我恳求你以你的基督的一切奇迹，以你的荣誉和你的豪杰气概来为他身上蒙受的创伤报仇。要不然，就让所有的人都说你是小人！”^[2]（Saga of Burnt Njal，1911年，第208—209页）(www.xing528.com)

尽管争斗时常发生，但团结一致仍是冰岛社会珍视的目标与理念。每年6月，在阿尔庭大会召开之际，法律讲述官（law speaker）都会在庄严的仪式上凭借记忆复诵律法，以强调部族首领们从挪威移民那里带来的文化遗产，以及冰岛独有的特性。不过，政治上的独立并不能得到保证。当然，冰岛人与维京人总体上都被视为勇猛的武士，以人们尚未完全理解的“狂暴战士”（berserker）为代表。狂暴战士似乎是身披熊皮、战斗力极强的残忍武士，能够完全无视伤痛。能够让狂暴战士平静下来的能力被视为神圣性的体现。至于这些战士进入亢奋而狂暴的状态是不是服用致幻类蘑菇的结果，人们依然争执不下，也许其中虚构的成分要远多于事实。

无论狂暴战士们在战斗中的凶猛作风是如何形成的，在现实中，这都不足以保障政治独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进口货物，冰岛的经济就无法维持。因此，当地人一方面要依靠海盗活动维生，面对勇气和残忍程度都不亚于自己的勇猛战士，另一方面则以挪威为市场，售出岛上所产的一定数量的粗劣毛纺织品。纺织品出口换来的利润被用于进口粮食。

阿尔庭大会中的立法会（Lögrétta）成员们在1000年时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贸易上依赖挪威带来的经济政治压力。仅仅五年之前，即995年，一位在流亡英格兰期间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北欧大领主奥拉夫·特里格瓦松（OlafTryggvason）夺取了挪威王位，并在王国之内强制百姓信奉基督教。尽管奥拉夫在1000年时被杀，但他派往冰岛的传教士，以及他迫使当地部族首领接受基督教的行为，依旧对这个岛屿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部族领袖在改信基督教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其中包括冰岛人继续保有其习惯（例如食用马肉）的权利，即使传教士们并不喜欢这样的习俗。从长期来看，信仰的转变保证了冰岛人能够被纳入基督教大家庭。当地人本来可能成为一个或数个孤立的群体，此时却成了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冰岛人还进入了包括不列颠群岛在内、延伸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乃至德意志北部地区的文化世界，从中获益，也做出了许多贡献。在这个文化世界中，有许多英雄文学的主题是相通的。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冰岛定居者大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王国，主要是挪威，也包括丹麦和瑞典。这些王国在新的千年中崛起于北方并互相敌对，不过在11世纪上半叶，丹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进入了王权扩张的阶段。丹麦统治者八字胡斯韦恩（Sweyn Forkbeard，约985—1014年在位）在10世纪末期领兵入侵英格兰，而到了1014年他离世之际，他的王朝已经取代了当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朝，在英格兰施行统治。他的儿子克努特大帝（Cnut the Great）同时统治着丹麦与英格兰，直到1035年去世。

在丹麦，克努特在其统治时期不断尝试控制不同的部族与派系，并建立起像英格兰那样的中央机构。他下令铸造王室硬币，既体现出英格兰政治实践对他的影响（在盎格鲁-撒克逊诸王治下，铸造硬币是王室垄断的特权），又表明他希望通过开拓创新，将他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凝聚成一个整体。但即便克努特及其继任者们真的凝聚起了这个王国，丹麦的帝国优势也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丹麦人对英格兰的统治终结于1042年，当时本地王朝在“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的领导下重掌大权，相关情形将在本书之后的章节里讲到。

克努特治下的丹麦帝国，其疆域在巅峰时期扩展到了丹麦和英格兰之外的地方。克努特大帝同时控制着挪威南部地区。而克努特在挪威的对手奥拉夫二世·哈拉尔德松（Olaf Ⅱ Haraldson，1015—1028年在位）只能勉强在丹麦人直接统治区以北的挪威沿海地区保持独立。奥拉夫在面对异教激烈攻击时仍极力维持挪威的基督教信仰，此举使他被追认为圣人。不过直到克努特死后，挪威对于丹麦扩张的抵制才初见成效，挪威历任国王才得以在疆域接近于现代挪威的区域内施行统治，确立基督教信仰。

和挪威一样，11世纪时瑞典的局面也给丹麦人造成了很大麻烦。首先，基督教刚刚被传到瑞典，这个国家由于宗教原因出现了内部分裂加剧的状况。学者们认为，坚持异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很大，也许过了半数，瑞典位于乌普萨拉（Uppsala）的主要异教圣所一直到11世纪晚期才关停。在这个圣所中，把动物当作祭品的行为显然存在，不过，对于同时代有人指责其使用人殉的情况，学者们就不那么肯定了。无论如何，信仰异教的部族都威胁到了新近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们的权威与势力。国王们拒绝参加乌普萨拉的异教仪式，异教部族则一度将他们的国王奥洛夫·埃里克松（Olof Eriksson，994—1022年在位）驱逐到了丹麦人统治下的西哥特兰地区。11世纪中期，其他事件使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内战与王朝纷争使瑞典进入了无政府状态。能让某些形式的本土暴力行为减少一些的，也只有人们对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利的希望了，他们希望进行的贸易是不同于海盗行为的正当生意，贸易对象是更为基督教化的王国中的商人。

此外，瑞典人也像他们的诺曼亲戚一样成了雇佣兵，他们常常去各个基督教王国服役，有时则将其征服并据为己有。这些军人依旧与本土的瑞典人保持着联系，其中许多人时不时会带些战利品返回故土。返回瑞典的人倾向于支持基督教国王对抗异教信仰，至少据推测他们是这么做的。在11世纪的进程中，异教信仰的抵抗逐渐被瓦解，紧随而来的是各个主教辖区的建立，以及拉丁基督教社会其他基础设施元素的实现。到1100年时，瑞典已经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异教则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