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奇才名单未出现，成为惯例

每逢大、中学入学考试季节，看着那些父母子女苦乐相通地忽忧、忽喜、忽悲的情景，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过去。过去的升学考试可不象今天这么难熬，无论是希望升中学的还是希望升高等学校的人，在数量和竞争率上都无法与今天相比。尽管如此，我的历次升学考试仍然是很少有中榜的，像我这样落榜如同家常便饭的人，恐怕是不多见的，我甚至还一下子数不清自己到底落过几回榜。

我在东京银座的泰明小学度过了人生中最初的6年学生生活，考中学时从选择学校到填写志愿一切都是我自作主张的。当时的父母并不像今天这样关心子女的教育，至少表面上不那么唠唠叨叨地出主意。小学6年，母亲只到学校里来过一次，还是因为我6年来终于要在毕业典礼上领取一次优等生奖状了。那一次，校方依次宣布优等生姓名，可左等右等就是听不见念我的名字，因为我“排行”第13，倒着数没准就快得多了。当时母亲那种坐立不安的可怜的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时的父母把学校看成是对子女进行全面教育的场所，他们把孩子的社会教育和自身教育全都拜托给学校。学校的教师们为报答家长们的信任则尽心尽力地教育他们的学生。我小的时候心里只有对老师的敬慕和尊重。

那么，在参加中学入学考试前，我首先要进行选择，我选中的学校考试的日期不宜冲突，还必须是高中升学率较高的学校。于是我选择了府立一中、四中、开成中学、麻布中学等4所，4所中学都是一流名牌学校。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专为升中学开办的补习班，而我也没有作过什么特别的努力，我接受考试时的心理状态是极其一般的。结果是四试皆不中。

看榜时，我曾后悔当初不努力，但并没有受到打击的感觉。可是我总得找条后路，这次我请父亲帮我出主意了。父亲说：“神田有一所锦成中学，它的前身是一所英语专科学校，也是我的母校，你可以去试试。”

我马上提交了入学申请，考试的结果，我居然名列榜首，二年级时我甚至还当上了副年级长。当时的锦城中学仅英语的考试科目就有六七项，只要英语成绩好，总的名次就会很靠前。

恰好我小学五年级时曾到附近数寄屋桥的教会学过英语，那家教会每个星期六都施发焦糖，于是我成了条上钩的鱼，焦糖是诱饵，我吃着它完成了国家统一英语课本的1—3册的学习。

因此，在锦城中学英语学到第三册为止我一直是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一学到第四、五册，我这号偷懒成性的学生与用功用心的学生的差距就逐渐拉开了。从那时算，我与英语打交道至今已有70年，可现在竟每况愈下，根本无法开口。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深感天才不如勤奋。

我落榜记录绝没有就此为止，在锦城中学上到二年级和三年级时，我先后两次参加府立一中的转学考试，特别是三年级时那一次成绩很不错，又听说在参加考试的11人中只准备刷掉一名，于是我认为自己必中无疑，竟然戴上了府立一中的制服帽到银座的闹市上去招摇。岂知我的落榜早已成为惯例，在第二天公布的录取名单中，唯独没有发现我的名字。(www.xing528.com)

中学四年的学业结束了，我获得了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的资格，这一次我首先投考了水户高中，但遭到的仍是一次辉煌的失败，我这个人，考试结束后只要是自我感觉良好就肯定考不上。水户高中入学考试结束后，我的感觉还不错，可日子越长，就越不信任自己了，第二年我考进了神田的补习班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备战”，之后我投考了全国招生人数最多的仙台第二高中理科甲类，并且是一举考中。原来我总觉得只要考进去了总有办法混到底，可现在想想自己在仙台第二高中那几年的表现，还真觉得后怕，没有想到自己竟拿到了毕业证书。

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东京人为什么投考东北的学校呢？因为我哥哥考进了山口县的高中，我觉得中西部的生活令人眼花缭乱，我感到自己没有本事挤进那样的学校、进入那种生活去。

几年后我又面临高考。当时我认为自己根本不适于学理科，决定换个专业，学法律或者经济。可从理科跨到文科按规定不被允许，除非免试。幸好那年东京大学经济系新设商学科，且免试招生，我碰上了运气，没费任何周折就堂堂正正地戴起东大的制服帽。进入大学以后，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拼命读起书来，这也许是因为我对法律和经济特别感兴趣。

我这一生中最后一次考试是就业考试，不用说又是一场几起几落的艰苦鏖战。我是1927年大学毕业的，正逢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大银行的空缺都被头头们为己所用了，尽管表面上还走一走考试的形式，但录用谁内部早已定好。我一篇又一篇向各部门交简历，考过大藏省、铁道省、商工省等政府机关和三菱银行、三井银行、日本银行等15家银行……我已记不清都是哪15家银行了。总之，高密度的考试使我接应不暇，有时甚至不到交卷时间，我就不得不对老师说：“时间实在来不及了，请允许我早些走。”尽管如此，仍无一处录用。

我最后投考的是商工省，考试成绩在所有应试者中是排第二的，第一是高桥，而他已内定由台湾总督府录用了……试题并不难，但面试却令我大为其难。考官是商工次官（相当于中国副部长级干部——译注）四条隆英和文书课长吉野信次。他们开口便问：“你叔父还打架吗？”原来我的叔父过去曾在台球场上揍过四条一顿。这事我也听说过。我并没有求叔叔给我找工作，并且是自己找到了四条的门下，倒霉的是他并没有忘记往事。我自己也觉得没指望了，事实上录取通知书也一直没有来。

可我仍有些不甘，因为这时对于我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我和父亲商量后便去拜访了他的老朋友，当时任商工省局长、后来当过小田原市市长的铃木一雄。我诉苦说：“商工省张榜时说今年要录用若干名，我才去报考的，考了第一的高桥是定好了要去总督府的，高桥之后该轮到我了，既然说过取若干名，要是没有我的份，不就等于一个人也不取了吗？”铃木仅说了一句：“知道了。”后来他大概把这话过给了他的朋友、八幡制铁所的最高长官中井励作，没过多久，中井就捎来话说：“请先参加高等文官考试，要不然将来也升不上去，有了高等文官文凭我就收下你。”于是我奋斗了一年，拿下了高等文官的文凭后才终于得到了一份商工省制铁所（俗称国营八幡制铁所）的工作。

说到这里，我必须再加上一笔。我进八幡制铁所工作以后，又起了考个法学上学位的念头，于是我进了东京大学法律系开始业务学习，头两年必修课阶段还算顺利，可却一直没能去听另两门必修课，即德国法和刑事诉讼法，而没有这两门课的考试合格证明，学校是不会发给我学士文凭的，6年后我终于被除名了。我落榜的次数已经是数也数不清了，但还必须加上这一次。若是现在，考不上学校会觉得受了很大刺激，可那时候考试是无所谓的事，应试人的心情完全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在诸多的考试中虽有起落，但很心安理得。我并没有滴水穿石的志气，可我一向认为这条路走不通那条路也不会通，也许这是认死理儿，但我的确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的只存一件，就是努力。其余就看运气了，碰不上运气急也没用。

我在一场就业的混乱中赢得了最后的机会，这使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得以把钢铁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当时的八幡制铁所除去是一家钢铁生产企业外，还是一家包揽全日本钢铁行政的行业，那里集中了许多优秀人才和未来的高级职员。我可以与他们并肩工作，应该说是我走上幸运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