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的错误方针指导下，竞争愈演愈烈。为了完成1967年度的生产计划，以八幡制铁所新增设的君津一号高炉为首，日本的5家大型钢铁企业也纷纷制定出增加中型高炉的计划，这样一来，仅5家大企业的新增设备就可使钢铁产量增加2500万吨。一年时间又怎么能发掘出如此大的需求量？也许过上几年后，需求量能达到相应的水平，但在那之前，设备不就成了多余的了吗？我认为必须尽早改组设备，否则会造成重大损失，特别是八幡制铁所与富士制铁所原本是兄弟企业，万一争斗起来，会给整个钢铁界带来不良影响的。
就在最初的合并设想不了了之之后的1965年，永野重雄提出将他的钢铁联盟会长的职务的任期再延长一年的要求。我认为他这要求没有道理，因为我们早就商定这个职务由两家轮流担任。而如果八幡制铁所派出代表搞选举的话，永野恐怕就要下不来台了。于是我建议：“除了八幡、富士两厂以外，不会有第三人提出愿当这个会长的，与其如此，还不如两家合并。”他说：“你说得对。”
不料永野马上将这些透露给别人，在一次宴会上他甚至对当时的通产大臣三木武夫提起了合并的事，还问三木有什么想法。后来永野声明说：“事先把话讲清楚了，他即使不赞成也不便反对。”
当时我们请中山素平代为做些调查研究的工作，为此他的下属鹰尾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和欧洲也开始对日本钢铁界的对外出口产生了紧张感。
日本经济界于1966年成立了以东京电力公司的木川田一隆为中心的产业问题研究会。筹备阶段时的成员有中山、永野和我等7人。到正式成立时，上光敏夫等仍无意参加，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强经团联的势力，建立一个经济界最权威的、包罗经济界所有企业的团体。在研究会的会议上，我进一步提出了条件：“不知这个团体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地考虑经济界的热门话题，也就是八幡、富士两公司合并的话题，并向政府进言的话，我将非常乐意参加。另外，如果能够正确判断生产团体与需求团体双方对钢铁价格的要求，并能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话，将是很有价值的工作，我衷心赞成。”
我们的这一系列工作促成了产业研究会的产生，研究会又成为促进八幡、富士两公司成功合并的推动力量。几乎同时，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的中山委员会于1967年6月提出了“我国产业之改组”的书面报告。总而言之，经济界人士，如小林中、木川田等均深知日本过度竞争之害，愿意支持我们的合并之举。
特别是中山，不仅做了认真的研究，还经常协助我们判断某些做法可否行得通。甚至为了帮助我们说服公正谈判委员长而为我们出谋划策说：“那个人不是靠外界的压力能够压得服的，我看你不妨拿出诚意去直接和他们谈谈，那样，他倒会认真考虑的。”他甚至在日本银行的一个房间里为我们俩安排了一次面谈。我对山田说：“为了避免过度竞争带来混乱，无论如何需要合并。”我这话并非是诉苦，而是从立足于日本经济全局的角度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山田委员长则表示：“我将超脱出公正谈判委员会的立场，从今后政策的角度上考虑你的意见。”
我们分手时相约一周后再次面谈。就在我忙于扫清障碍的时候，正在关西出差的永野突然有一天对新闻记者说他和我正在就八幡、富士两公司的合并问题进行协商。
当晚，新闻界闻风而动，不少记者跑到我家里打探虚实，我反正是无所藏身，索性给永野敲起了边鼓。这样一来，我就违背了请山田委员长暂不要公开的前约，只好马上打电话致歉。
这些活动于台前台后进行的同时，我曾向众人暗示过合并之事，但没有人悟出我的意思。
八幡制铁所和富士制铁所的领导们每年年终都要聚会一次，因为两家公司的领导曾经是日本制铁公司的同事。
1968年正月，我们在新大谷饭店聚餐，当时宴会厅里摆着一架画有“虎啸荒山图”的屏风。我在会上的致辞中特意引用曾我五郎和曾我十郎这一故事为例说：“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像曾我兄弟那样团结一致。”那天，出发去新大谷饭店以前，我曾与永野谈了加速合并之事，向他做了一系列的暗示。合并消息的正式发表是在3个月以后的。
万一合并不成功……
八幡、富士两制铁所即将合并的消息被新闻界传出以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首先唱反调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学者们。东京大学现代经济学教授内田忠夫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反对。因为我与这些学者们素有交情，所以我有意招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们开了一次讨论会，地点就在今天的新日铁纪尾井寮。(www.xing528.com)
我在会上发言说：“无论如何有必要对钢铁界的设备进行调整，像现在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导致过度竞争，那样只会两败俱伤。没有稳定的价格就不可能有健全的企业经营：有人担心合并会形成垄断，会抬高钢铁市场的价格，并以此反对合并，这未免失之于荒唐了。如果我们的合并真是做了件坏事，大家可以制裁我们嘛。”
记不清楚是内田还是馆龙一郎说：“虽说你们搞合并不会干坏事，可其他经济界人士要是搞起了卡特尔可就不保险了。他们肯定会哄抬价格。”这话说得太欠理智，讨论也不了了之。
合并的第一难题是釜石钢厂脱离富士制铁所的问题。中山素曾几次说：“只要釜石厂能够成功地脱离富士制铁所，公正谈判委员会就会准备认可八幡、富士两制铁所的合并，请设法说服永野重雄。”可是釜石厂生产的铸造用粗钢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釜石厂实际上就是炼铁业的发祥地。由于永野考虑合并的一切出发点就是一切对等，所以如果他答应富士制铁所单方面做出牺牲的话，恐怕也不大好向他的职工交待。于是他力主八幡、富士两制铁所在合并中的牺牲应是对等的，并坚决不接受与釜石厂分家的条件。有一个时期他甚至表示：“如果一定以分家为条件的话，我就放弃合并的打算。”小林中（原日本开发银行总裁）和中山索平夹在中间，各为一方代表，甚至他们之间也发生过争吵。
正当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事情得到了通融，釜石厂可以不必和富士制铁所脱离了，但条件是必须钢轨用钢材、食品包装用马口铁、铸造用生铁和建筑工地用防护钢板等四个在垄断禁止法禁止之列的品种的生产设法排除在合并之外，事情便可望有所进展。
1965年5月公正谈判委员会对我们进行了劝阻并发出了紧急停止合并令，一些人认为合并很难再进行下去了。尽管如此，我却认为停止令发出同时又提出条件，这说明总会有柳暗花明那一天的。
公正谈判委员会向我们提出劝阻的第三天，即5月9日，我们在新大谷饭店协商对策，会议开到深夜。通产省曾劝我们暂先撤回申请，待停止令失效后再重新提出申请。
不过，我和永野都反对这个方案，都不想以此作出妥协。包括日本兴业银行的鹰尾宽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是高度认真的，散会时已是10日凌晨两点半了。大家商定公开拒绝“劝阻”，情愿受到垄断禁止法的制裁。
公正谈判委员会拿出同意合并的判决书是在半年以后的10月30日。
我觉得还是从自己这方面想些对策要紧，只是这些对策需要得到其他公司的协助。例如必须请日本钢管公司出面购买生产钢轨的设备，可那套设备十分陈旧，产品也只有国营的铁路公司一家来购买，这对于日本钢管公司来说无疑是过分了点。我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料我向日本钢管公司总经理赤坂武试着提出这一要求后，他竞一口应承下来。在钢铁界，以住友金属工业公司的日向方齐为首，大家都在公正谈判委员会对我们的审判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合并表示了支持。
最后一个问题是八幡制铁所的东田高炉停止生产铸造用生铁的问题。这宗产品只要有需求哪家钢厂都有能力生产，并非八幡的特产，因此，停止生产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可公正谈判委员会似乎觉得使八幡、富士两制铁所受到的打击越大，就越能得到满足。我答复他们：“完全可以。”
具体负责合并事务的先是八幡制铁所的有田通专务董事，后来还有今井大宗常务董事。富士制铁所方面则是德永久次专务董事。他们间的谈判往往是围绕谁家的牺牲大这个话题，甚至经常争得不可开交。不过我的立场始终是只要能够达到合并的目的一切都好商量，可如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公正谈判委员会仍不同意的话就只好认输，再不会有其他讲理的地方的。
当釜石厂的去向不再成为我们合并的先决条件时，我就开始感觉到合并有99%的成功可能。但成功未到来之前，我总是心神不定，常常一个人私下作着万一失败后的各种打算。
今天的新日铁公司大厦是委托三菱地产公司建造的。当时我曾要求三菱地产公司总经理渡边武次郎在设计时要考虑到这座大厦将来应该能够容纳比八幡制铁所多一倍的职员。万一合并不能实现，而富士制铁所又与其他企业合伙的话怎么办？我若想在规模上超过它，就必须与其他两家公司合并，我甚至打过日本钢管公司和神户制钢公司的主意。不过，我未曾对任何人说起过我这些为防不测的打算，只是一边暗中琢磨着与日本钢管公司和神户制钢公司合并的可能性，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富士制铁所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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