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谋稳步发展之路，决心实现合并

不知是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认识到八幡、富士两制铁所应该合并的必要性。总之，我于50年代中期就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排除万难，完成这一合并。当时的富士制铁所部经理永野重雄在这一问题上正好与我不谋而合，他甚至经常说：“八幡、富士的合并不趁你我都在其位期间搞起来，以后可就绝对没有希望了。”

只是我们的头顶上有个公正谈判委员会，因此我们希望能有个第三者从旁说些好听话，做些推动工作。大约是1962年或者1963年间，我们首先向日本兴业银行的中山素平谈了自己的打算，希望与他一起研究一下。他以为当时无论是政界还是舆论界还都没有支持合并的意思，我们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战后，我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持怀疑态度，也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对建立日本钢铁界的供求秩序和设备投资秩序负起责任来。那个时候，政府对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内的市场需要认识不足，因此压制各企业的设备投资。自1970年起，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了下来，进入了低速发展时期，而这时政府反倒过高估计起市场需求，制造了过度竞争的契机。我觉得官方的估计总不会是第一手的。在这期间，我一直是与政府唱反调的，可就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

因为战败，日本的军需生产几乎变成了零，而钢铁又是生产战争物资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因此，战争停止了，日本也就不需要钢材了。这就是战后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官僚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观点。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备预算增加到了400亿美元。它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刺激了日本钢铁需求量的增加，它还导致美国把日本当成它的友邻工业国家，并开始不遗余力地加以扶持。当然，日本国民在苦难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勤劳刻苦的精神也是不可否认的。还有就是地利。日本的气候冷热适宜，日本列岛呈细长状，无论是将原料运到加工地，还是将产品运到消费地都可以用船，因为日本的主要消费地都在沿海。比起内陆国家美国和联邦德国来，日本的国内运输成本要低得多。正因为有了这些，日本才能在数次的萧条中不断地为克服困难总结着它的合理化计划，并终于30年后，打响了日本经济高速腾飞的快攻战。

而日本政府却对这一发展趋势认识不足，他们认为日本1959年的钢铁产量是1300万吨，10年后可达4800万吨。而实际上1969年度的钢铁产量已达8700万吨。自从1955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实施经济自立5年计划（1956年～1960年度）起，到1967年3月日本政府发表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年～1971年度）止，日本政府共发表过5项长期计划，每项计划至少都比现实落后二三年。由于这种认识上的不足，政府不得不反复制定着新的计划。可无论如何还是跟不上生产的发展，只好无休止地反复下去。这种制定更新计划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970年。

池田内阁1960年提出的收入翻一番计划成为经济发展的诱发剂，但却因为这一届内阁对此缺乏认识，致使供求平衡崩溃，钢铁市场的行情一时见涨，顿时要求立即实行紧缩政策的呼声大起，政府又特意制定了控制钢铁价格的方针。政府的这种一方面控制钢铁设备的投资，一方面又不满意上涨的态度是自相矛盾、不合情理的。(www.xing528.com)

而对于企业来说，上一年盈得的利润简直容不得留到下年度就不得不花出去了。所以，尽管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企业却根本无暇积累利润，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企业中自有资本所占的比例是最低的。日本经济的这种高速发展的势头到70年代前后便发生了变化，经济重又进入低速发展时期。日本政府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没能认识这一变化。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加之人的欲望是有限的，而这些自然会导致物质饱和时代的到来。

例如增设高炉，规模大一点的设备，可年产粗钢200万吨到300万吨，再配上连铸新技术，这套设备的年产量便可达500万吨。政府不能充分认识这种设备能力上的变化，见到市场需求增加便积极鼓励设备投资，所以市场才承受不住了。一个时期内各钢铁公司争先恐后地制定出新建大型高炉的计划，我对此情况甚觉担忧，同时又深深感到为了重整钢铁市场的秩序，有必要推出一家像以往的日本制铁所那样的、能够起到主导作用的强有力的企业。

在1969年度经济发展情况为基准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0年度～1975年度）中，到处可见不切实际的预测。例如1975年度的钢铁产量按计划应为1．5亿吨至1．6亿吨。可直到现在，日本的钢产量不过是1亿吨上下，比计划要求要低1/3。但当时不管怎样也要根据这一预测制定设备投资计划，为此，产业结构审议会的钢铁部会在日本钢铁联盟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会议。

审议会的事务局由通产省领导，审议委员长是有泽广已，包括我在内的六大公司总经理全都在审议委员的名单之中。会上，事务局首先介绍了对需求形势的预测以及扩充设备的必要性，之后我便单枪匹马地针锋相对起来。我说：“我认为今后的钢铁需求形势不会象刚才介绍的那样乐观，如果一味地增加设备将必定导致闲置设备的出现，遭到无效投资的指责。到了那种地步，人们就会把责任归结到钢铁界的失职和狂妄上来。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希望有泽委员长能向公众说明：这一次没有钢铁界的责任，因为钢铁界曾强烈反对增加设备。如果审议会方面对此作出保证，我们将以投赞成票作为交换条件。”

我一个人毕竟势单力薄，根本不可能阻止事态的发展。何况国家的经济计划大都出于政治上的判断和考虑的，无论是国民还是企业的意见都是不可被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