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及经贸洽谈

我与中国打交道有些年头了，1975年以后，我几乎年年都要访问中国，不过历次访华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1958年的首次访华。

我当时任八幡制铁所常务董事，日本钢铁联盟业务恳谈会会长，建议我访华的则是日中贸易促进会（已于1966年解散）专务理事铃木一雄。他对我说：“中国的最高负责人希望就钢材和钢铁原料问题与日本进行协商，他们想请你去一趟。怎么样，拿出点勇气去看看吧。”当时日本称中国为“中共”，两国也没有外交关系，凡是去过中国的日本人将不可能再得到去美国的签证。

那时日本正在实行通货紧缩政策，整个日本都在寻找着摆脱萧条的方式。如果能向中国出口钢材，或许可得到一点转机。另外，各公司都在酝酿着制止因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上涨的方法，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公开销售制度，所以我也觉得如果组织各公司的代表一起去中国看看的话，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正好同一时候，报纸上发表了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和平声明，声明中提到，原子弹的发明使世界大战不可能再次发生，今后将是和平建设的时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和平声明的前一年，美国总统助理阿达姆斯也曾发表过充满和平诚意的讲话。这些坚定了我去中国的决心，我觉得美国终于要拿出诚意为世界和平作些努力了，那么，就让我也去中国看看吧。

只是我身为八幡制铁所的常务董事，因为访华就再也去不成美国总不是件可以接受的事实，于是我到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去寻求谅解。接见我的是美国使馆参赞梯伯多。

“我想去中国，想得到你们的谅解。”

“这办不到。”

“为什么？报纸上明白写着美国总统要致力于世界和平，可我们为寻求和平到中国去又不能得到允许，这不是怪事吗？我无法说明我们能与中国做成多少铁的生意，但我回来会如实向你们报告的，请你们务必允许我访问中国。”

他提出一周后给我答复。一周后我应召而去，他痛快他说：“去吧，为了使你今后去美国不会遇到麻烦，我已替你办好了所有旅行手续，请尽管放心。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只身前往，而是和其他几家公司的代表同行。”

这样，我向我的同行们宣布了我要去中国的打算，他们踊跃响应，纷纷要求与我同行。我们组成了钢铁访华团，成员有八幡制铁所销售部长斋藤英四郎，原日本钢铁公司总经理中井励作的侄子、八幡制铁所购买部副部长中井国臣，代表团的秘书长则是原海军中佐，后被派驻经济企划厅的中国通冈崎文勋。其他公司的代表有富士制铁公司常务董事长中岛正保以及日本钢管公司、川崎制铁所的代表，代表团共由9人组成。

我们由香港九龙跨越界桥时心里七上八下的，甚至大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开往广州的火车上的乘客大都是出门采购的，多是乘一两站就下车。车站相当噪杂混乱，车厢内却静得怕人，好像只要开口说话便会大祸临头似的，令人十分不快。

日中钢铁协定的谈判迟迟没有进展，我们提出的钢材与煤炭和铁矿石的易货贸易方式怎么也达不成协议，中方只希望高价出售开滦煤炭等燃料，当然还希望低价买入钢材。我们终日争论，有一次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后，中岛甚至破口大骂混帐。北京饭店的走廊里总有服务员在那里值班，他们既是服务员又是监视我们行动的保卫人员，我们在房间里讲的话他们全都可以听到。中岛讲的话大概就这样传进了廖承志的耳朵里（他是原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他曾先后两次单独来访。

他对我说：“稻山先生，我劝你先不忙发火，等周恩来总理从朝鲜回来后，这个协定肯定能谈成。”

他大概是担心连我也会沉不住气，以致提出回国要求的。其实我们的护照早都被他们收去了，根本不可能说走就走……于是我在代表团内必须扮演一个绝对不发火的温和的角色。

在谈判桌上，我说：“我们并不是只考虑做生意的，并不只希望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来向中国推销钢材的。我们认为中国如能将从我国进口的钢铁用于国家建设的话，将是件好事。谈判若不遵守互惠的原则是不行的，让我们两个隔海相望、咫尺之隔的国家在合作中平分利益吧。我们都应该回避过高的卖价和过低的买价。”(www.xing528.com)

最后，我还这样说过：“若贵国认为我国的钢材价格过高的话，我们不妨中止谈判，大家花上一年时间好好想一想，看到底谁是谁非，什么时候你们认为可以继续谈判了，我们就什么时候来。”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周总理回来了。初次见面，我感到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仪表堂堂，但又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可信。

他开门见山地说：“原子弹的发明使世界大战不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必须携手共建世界和平，当然也包括美国，因为美国是强大的。我们不是也受尽了强国的欺侮吗？不过美国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好人，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太盛气凌人……在朝鲜他们就是因为神气过了头才栽了跟头。”他这一席话竟然与美国总统顾问阿达姆斯说过的话如此相似，实在令我吃惊。

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他谈了许多。他说：“什么巴统组织、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都是徙有虚名的东西，现在隔壁的房间里就坐着一位英国绅士，他是来问我们买不买他的汽车，也就是说他想向中国出口英国的汽车。可是他说无法卖给我们汽油。我们需要船，这些组织却说船可用于作战，不能出售给我们，还说如要自行车的话问题不大……他们不知道对于真正的游击战争来说，自行车要比船有用得多。”

最后，他微微探过身子说：“不过，我们决不承认两个中国。”周总理讲这些话时目光是非常敏锐的。

周总理接见我们，并于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钢铁协定正式签字了。协定规定双方将在5年内进行相当于1亿英镑（当时1英镑可兑换1000日元）金额的钢铁易货贸易。协定中有一点还不能令我们十分满意。中方提出仅以铁矿石和煤炭进行易货贸易是不够的，他们希望日本连续一年或两年进口他们的大米。大米不是我们作得了主的，我们保证回国后为满足中方这一要求尽最大的努力。协定以此为前提才得以签字。

我正想要轻松一下时，接到日本八幡制铁所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如果现在回来的话可以发现气氛很紧张，那些反对与未同日本建交的中国签订协定的人们正在制造一种危险气氛。”

我告诉他们：“我在中国完了事后还要去趟印度，与印度谈谈开发克拉铁矿石的事。”

我们办完了事回到日本后曾被召到国会，报告了与中国进行交涉的全部过程。我们的报告受到了社会党的热烈欢迎，进口中国大米的事农林省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正当我们准备第二天早晨将这个消息告诉正在东京访问的中国代表团，以就细节问题进行谈判时，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了。由于这次在长崎中国物产展览会会场上扯落中国国旗事件的发生，日中关系变得不正常了。

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五金进口公司经理李琢之特来表示要“取消协定。”

我请求说：“日中关系言归于好的一天肯定会到来，若取消了协定将来很难重新开始，所以还是讲‘中止’为好。我希望早日重开谈判。”李团长通过苏联驻日使馆往国内打了多次电话，终于同意了我的建议，中日钢铁协定的谈判“中止”了。

中国代表团回国之前，我们举行了欢送宴会，宴会上李团长的致辞是很得体的。李团长后来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是一位视野宽阔的、优秀的外交官。

后来我才明白，中国之所以接近我，是因为当时中苏发生论战，这场论战没过多久就发展到苏联技术专家全部撤离中国的严重地步。这些也许使中国感到了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