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和2月，经团联分为两次组团首次访问东盟各国。我们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是马来西亚，马来人商工会议所设午宴招待我们，席间，纳哇威会长给我们来了个出其不意的致辞：“我与你们已经开了许多次会议了，可没见到任何实际效果，这样下去谈多少次也是没有用的。这次，还是请你们先谈谈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吧。”
宴会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我对他说：“在日本，我们经济人士可向政府进谏，政府也乐于倾听我们的意见。可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并没有决定权。请问贵会可否左右政府。”
我是觉得你不讲理我也就无法当君子，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压倒对方就必须来点厉害的。我告诉他我们不过是提出意见，并且都是些日常想到的意见。于是他说他们与我们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我又继续向他解释：“尽管我们手里没有决定权，但有着共同立场的经济界同仁间的经常对话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这样，会谈才终于得以顺利进行。
特别是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土著居民优先政策，若向马来西亚转让技术，他们也会认为这技术不能转让给华人，必须转让给马来人，因此，有些事情不大好办。
印尼和泰国则分别向我们提出了胶合板与肉鸡的关税问题，这都是意料之中的。
我们还特别向泰国方面解释，日本农林水产省认为泰国的带骨肉鸡与日本的肉鸡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个头大，装在盘子里不那么好看，也不便于烹调，这并不是有意将泰国与美国区别对待……
我们访问东盟五国目的有二，一是想了解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我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协调对于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访问期间，就此提了不少问题。
当时在东盟五国中只有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其中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处于中断外交关系状态中）。新加坡是华人的国家，它希望自己在东盟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历史舞台上扮演压阵角色，因为新加坡表示要等印度尼西亚。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却对中国怀有戒心，他们似乎担心中国现行的对外开放体制不会长久。
于是我感到无论哪一国都注视着中国的需求，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我们访问东盟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考察日本与东盟合作的前景。日本政府也好，经济界也好，都是一贯高谈东盟国家的重要性，强调不与之合作是不行的。可这些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见什么实际行动，准也没有真正拿出合作的姿态来。
但经团联则向以建设工业化国家为目标的东盟各国进行过大量投资和技术合作。并且当时这种合作已初见成效，各工厂纷纷投产，并逐渐进入正轨，越是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投资一方越要对各国合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承担责任。也许有人认为我们无甚必要亲自去了解情况，但我认为身临其境地去体验体验是很有必要的。
当时，整个世界都处于低速发展时期，当然身负众望的日本也不能成为令东盟国家满意的买主，而世界其他出口商品市场又大都被那些技术上的老大哥国家占领着，这对于东盟国家来说是无法粉饰的现实。
印度尼西亚希望我们进口他们的石油，菲律宾希望我们进口铝，新加坡希望我们进口石化产品……他们都认为日本进口他们的产品是理所当然的。可见技术合作最终导致了这些国家向日本出口的欲望。
所以说，今后技术合作或合资事业的内容不能仅仅是输出设备和技术了，还应该考虑到产品销售方面的合作。我们的世界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日本在加速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同时，还必须改变自己对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的认识。
关于农产品等，美国与东盟国家多有冲突，并且越来越严重。另外，日本的一些企业，如胶合板业因受进口的东盟国家产品的打击而抵制降低这些产品的进口关税的行为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有没有从国家角度来说较为可行的办法呢？为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建立一种新的观点是需要决心的。我认为贸易不平衡的部分原因在于出口过度，那么可否由那些产品可供大量出口的企业负担橡胶合板等行业转产所需的部分资金呢？
我曾期待在访问东盟国家的过程中，代表团的团员们能意识到提出这一点来……我甚至向几位团员暗示过我的这一想法，可就是没有人响应。回国后，我参加自民党四巨头的早餐会时，也曾把这一点作为我个人的意见提出，我表示应由出口型企业出资，建立一种促进胶板等企业转产的资金。这次我得到了知音，自民党内甚至有人为在党内取得一致意见而奔走四方，一时造成一股很不错的气氛，但这种想法最终没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经济界内部未能协调好。(www.xing528.com)
访问期间，我会见了东盟各国的首脑，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他总是在炫耀自己的健康，似乎不向全世界说明这一点他的政权就难保似的。伊梅尔达也不仅仅是总统夫人，也使人感到她在替总统分担着一半的政治、外交工作。
另外，马科斯总统在与我们会谈时，连座席都是居高临下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人。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在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外国首脑中，我觉得特别可敬的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和古巴的卡斯特罗总统。我踏上经济界舞台时，日本与各国的经济交流团体的会长职位只有两个还空着，这就是民主德国和古巴。我出任了上述两个国家及对中国的友好团体的会长职务。
1976年2月，我作为访问古巴代表团团长首次率团访问了古巴，当时卡斯特罗总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开始他曾说代表团人数太多，一起见不大方便，希望只会见团长等少数几个人。可是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古巴，若见不到总统，恐怕团员们会不高兴。古巴方面强调会谈室太小，我们死死咬住，终于他答应会见全体团员，共是9人。
会见的方式可以说是十分平民化的，双方态度也都很坦率。因为他的办公室不够大，所以他是在一间普通的接待室与我们会见的，椅子不够用，他就自己动手从别的房间里搬来几把，与客人团团围坐交谈。
他讲话的方式是很有男子汉气质的，充满了热情，双方如同在日本演唱浪花节小调那样，充满了人情味。当他知道我希望美国和古巴的双边关系能够缓和时，便主动对我说：“我准备随时和美国对话，不过有个条件，我不能接受刀横在我脖子上的那种和平。另外一点，如果有人提醒我不要忘记报答苏联的恩情的话，我将很为难。石油危机的时候，多亏有苏联帮助我们。
他们低价卖给我们石油，又在食糖市场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高价购买我们的糖。”
“您所说的横在脖子上的刀，是否指安哥拉问题？”
“美国方面并没有把安哥拉问题当作一件大事来看。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处理扣留财产的问题，因为双方都隐瞒了财产。”
卡斯特罗总统同样认为没有世界和平是不行的。我第三次访问古巴时，他曾对我说：“不拯救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世界和平就不会到来。为此，我希望日本能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一工作如通过古巴来做，那我们将会利用我们与第三世界各国的亲密关系来促成成功。不知日本能否设法提供合作。”
1980年，卡斯特罗总统说，将向太平首相转交一封自己的亲笔信。不知现在卡斯特罗是否写了这封信。可是那之后，卡斯特罗总统一个劲地触犯美国，以致发展到我们无从调停的地步。
关于民主德国的情况，昭和电工公司的安西正夫曾为日本与民主德国交流关系的正常化而四处奔忙过。这个安西曾劝我一起去民主德国看看，可我顾虑与联邦德国方面的密切关系，考虑再三后仍然决定去看看。
在会见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第一书记昂纳克时，我公布了自己的想法：“资本主义国家光有自由是不行的，平等、公平、分配方面仍需要进行调整。不过这样经济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相反若共产主义国家能引进一些资本主义的手段，它会得到发展。我觉得两种主义下的人都不必过于拘泥于自己的理论。”
昂纳克只说了两个字：“的确。”
昂纳克对我们的招待是十分气派的。他在国立剧场为我们安排了演出，我们是在成千观众的热烈掌声中走上楼梯的。对方安排我坐在正中的包厢。我与东德和古巴都有一定的交往，唯独没有去过苏联，可据说我的和平设想已经传入了苏联人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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