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我率经济使节团访问了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7个欧洲国家。那之前的几年间，经团联与国外的交往与日俱增，每天都要接待外国政界、官方、民间要人的来访，我们此次的欧洲之行还兼有回访之意。
访欧团成员有经团联副会长，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川又克二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还有负责欧洲事务的委员长等共25人，这是我就任经团联会K以后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当时正是日欧经济摩擦日渐严重之时，前来会见我们的英、法国人士都表示从日本的进口越来越多，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人要求我们让出一部分市场给他。
我回答他们：“这要受垄断禁止法的约束，所以不能让。”这说明我是有一种危机感的，于是我打算将我曾向所见到过的欧洲人讲的出口自行调整论进一步正式地、公开地向欧洲各闷的政府和民间企业的代表提出。
可就在我们决定访欧之后，外务省方面提出此团是否可作为官方代表团出访的要求，那年6月铃木首相访欧时也的确曾与欧洲各国相约，让他们与秋季访欧的日本民间使团就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必要拒绝政府，并终于以政府代表团的方式踏上了征途。
我没有想到这一变动使我在欧洲发表谈话时受到了很大限制。出发前，外务省拟好了我所需要的所有讲话稿，并给我送了来，其中只是泛泛地提到我国将向欧洲投资，将购买欧洲的商品，将取消进口限制，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在这些编好了的台词里，我只被同意加进了控制倾盆大雨式的过于集中的出口一点意见，并且根本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方式。除此之外，外务省还派原驻法大使北原秀雄参加进来充当耳目。这样，我为解决贸易摩擦而准备提出的出口自行调整论就被巧妙地禁锢起来。
铃木首相在首相官邸为我们饯行，席间我说：“我不见得原封不动地念台词，还请多包涵。”事实上，我们途中每次为给第二天的活动开准备会时，北原都要声明明天这样不行，那样不可。
我一贯认为，日本的贸易摩擦问题要么通过调整本国出口来解决，要么通过贸易赤字国限制自己的进口来解决，除此之外没有特效药。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缩小均衡论，世界将要进入一个需要忍耐的时代。
当时日本对欧洲共同体各国的贸易顺差额为100亿美元，对美国的顺差额为133亿美元。对于这种不平衡现象，日本主张在不破坏自由贸易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平衡来纠正。以联邦德国为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大都走出口立国之路，必须避开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一贯主张以自由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为轴心建立世界和平，他们都已不能随便摘下自由主义的招牌了。这正是民主政治的矛盾所在，美国因此在表面上是无法指责日本的，但我认为无论是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是美国，私下里还都是希望日本能够进行自行调整的。
欧洲共同体各国的驻日本大使内心里也是希望我们去欧洲时能公开发表自行调整论的。代表团出发前夕，举行了有欧洲共同体各国的新闻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位荷兰女记者问我：“您在欧洲将发表什么样的谈话？”我按外务省长提供给我的口径回答了她，准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说：
“既然如此，何必非由经团联出访。”
在与欧洲各国有关方面的会谈中，我们听到了不少具体要求。法国希望日本进口他们的直升飞机和空气浴器；英国要求降低威士忌酒的进口关税，取消有色金属和医药制品的非关税障碍。不过，由于有了出发前的那一番经过，日方只是不断地重谈旧调，除去拼命辩解外，就是高谈什么将进行投资、开放门户，要不就是要求对方努力扩大出口，纠正贸易不平衡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非但如此，6年以后的今天，日本对欧洲共同体的贸易顺差又增加2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增加了6倍。
访问日程进行了一周后的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在巴黎的旅馆里召开了紧急会议。我看到出访计划得不到任何进展，想在会上听一听代表团团员们的意见。(www.xing528.com)
当时，北原极力牵制我，惟恐我放出自行调整的论调，岂止北原，其他团员骨子里也都是扩大均衡论者，只是嘴里不说罢了，我的自行调整论实际上是不为人理解的。他们大都想扩大自己的企业或行业的出口，进口由别人去搞好了。我是孤立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我怎样宣传缩小均衡论都不会被接受，人们不愿为忍耐吃苦，不愿正视世界经济的现状。
不过，经团联访欧团在欧洲各地受到的热情接待是无可挑剔的。
除了各国首脑，我们还得以会见了各国主管经济的政府官员。各国经济团体也专门为我们安排出很长时间，与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
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因双方日程不好安排，没能接见我们，但她派了专人来飞机场与我们见面，除向我们表示歉意外，还交给我们一封写有她对英日关系的希望的信，这使我们感到惶恐。
那次访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国的密特朗总统和荷兰的克劳斯亲王所讲的话。
我是单独会见密特朗总统的。当时正是法国经济界人士对密特朗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感到不安的时候，所以我问他：“您是怎么想起要实行主要产业的国有化的？”他的回答是：“按现在的自由主义的做法，资金总难为我所需，而都流到那些有利可图的地方去了，我认为重要建设还是应由国家来承担，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揽权。”他还说对日本很有兴趣，希望学习日本的先进科学技术。
荷兰克劳斯亲王的话同样令我难忘。
他说：“荷兰人民富有，奢侈，如果不能为救济非洲各国等发展中国家而再节约些，就谈不上什么世界和平。幸好现在政府提交议会的对外援助预算已经全面通过。这一点不知日本是怎样做的？”
由此我明白了荷兰的对外援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体国民在作出牺牲。我痛感到，像日本这样只知道要求提高工资的话，是不可能向他国提供真正的经济援助的。
代表团的团员们都说受到了各国的围攻，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我觉得人家讲的大都是正确的。我本希望同去的人们能够理解欧洲方面的意图和我的观点，为此我没少向他们做工作，可我并没有得到他们的理解……这里，我还要再罗嗦一句，我认为要想解决贸易摩擦除去控制出口别无出路。即便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增加进口，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办得到的。能够靠出口赚钱的拼命地赚，别人因增加进口而受到影响则与己无关，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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