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访美时，曾会见了美国总统顾问歇尔曼·阿达姆斯，他的一席话一直令我难忘，至今仍是对我的世界观最有影响的意见。
他说：“原子弹的发明使世界无法再进行大战，可贫困仍是一切纠纷的起因。我们应该消灭贫穷，建立起和平的世界环境。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希望日本大力发展钢铁、发展经济，努力进行工业化国家的建设，我还希望日本帮助我们把贫困驱逐出地球。美国为此将向日本提供尽可能的合作，要原料就提供原料，要技术就提供技术，只要你们需要，我们都可提供。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他慢腾腾地换了个姿势后接着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您可以认为这是美国总统说过的话。”
当时，世界钢铁的需求量激增，生产钢锭所需要的生铁块和废铁供应不足。日本生铁的消费量并不很大，所以没有多少废铁原料的来源。于是日本和欧洲国家纷纷跑到美园去抢购废铁，使得美国废铁价格飞涨，美国钢铁工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处境艰难，他们强烈要求政府禁止或限制废铁对日的出口。这一要求一旦得到满足，日本钢铁市场就会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之中。为此，我和富十制铁公司的总经理永野重雄共同前往美国以沟通情况。
这次访美，我计划做两件事，一件是我曾私下制定过一个钢铁生产的10年计划，目的在于逐步减少废铁的进口，并于10年后停止进口。可这次我却必须声明今年无论如何需要200万吨，并请对方提供给我们。第二是我决心继续向美国的人们宣传我一贯坚持的越是和平时代越是需要钢铁的主张，并加强他们对这一观点的认识。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日本许多人认为战时以军需为重点的钢铁生产已不再需要。可事实上，战时焦炭厂所需的铁为得到军方的允许也是作为军需提出审请的，所以从一般统计上讲钢铁产量有一大半用作了军需。而当时在美国，汽车生产业所需的钢铁已占全国钢铁产量的一半，日本国内建筑业所需钢铁业已占了全国产量的一半。铁是工业国家的基础材料，所以虽然战争结束了，铁的生产仍必须继续，可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甚至提高铁的市价。在国会，也出现了一种为控制通货膨胀采取通货紧缩的论调，这些人还主张控制铁的生产。我当时认为对这种风潮必须采取措施，并曾会见了经济企划厅长官字田耕一，并拜托他：“我去美国后一定了解一下他们希望日本的工业发展到哪一步，这种发展需要多少铁。我看美国方面会和我想法一致的，在我回来之前不要采取通货紧缩政策。”
字田出身于土佐，曾是淀川制钢公司的总经理。结果是他没有答应我的请求，未能等到我从美国回来。
抵达美国后的最初三天，天天和美国外贸部开会，对手大多是负责钢铁业务的局长或课长，我们包括永野共4人参加，主要是对日本的10年计划作了说明。美国方面表示结论无法马上拿出，需花些时间，于是我们趁机游览了美国南方。
我们从日本出发前，曾拜会过美国大使馆，专门说明了我们此次访美的目的以求得他们的帮助。当时永野曾说，日本为把本国建设成为工业国家，正在进行钢铁、电力、运输、煤炭等的不平衡生产。这时威亚林古参赞在我耳边悄声说：“办电办铁路不都要铁吗？”在美国一般人都能认识到这点。
另外，美国使馆还建议我们会见总统顾问阿达姆斯。
我们的访美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我们提出的进口200万吨的废铁的要求兑现了150万吨。第二年，世界银行就向日本钢铁业融资。……我们的访美成果成为发展日本钢铁生产的火种。在燃料方面，日本战时一直是以中国的开滦煤为主的，而这次，美国答应向我们提供优质的波卡丰塔斯煤，以接续中国原料。
这一切或许都是阿达姆斯的努力所起的巨大作用。
1964年和1965年前后，美国认为自己在经济上军备上都“战胜”了苏联，但它却在越南战争中走投无路，变得不那么正常了。就在美国将大量资金投入越南时，苏联稳步完善了军备。没有了军事平衡，美国也就丧失了主导地位。美国为了在与苏联的谈话中占有优势，希望将自己建设得更加强大。为此，他们冒着财政赤字的危险，制定了SDI（战略防御设想，即星球大战计划）等从扩大军需出发的扩大需求的政策。而日本却在自由贸易的虎皮大旗下，大发美国扩大需求之财，直接参与了摧毁美国产业的行为。
作为日本，若是真心希望和平，就只有协助美国，就应壮大美国的经济，使美苏对话尽早得出结果，并使日本经济步入这个轨道。当然除此之外若还有高招，则另当别论。(www.xing528.com)
我们一些人把当今世界上的贸易摩擦仅当作经济问题来认识，甚至固执企业立场，从不关心日本应何去何从，不得不令我大为遗憾。他们只是口头上大谈什么国民生产总值已占世界的十分之一啦，什么世界大国日本啦，一旦需要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时，就都考虑自己的利益了。
美国的政府高官、议员、经济界首脑几乎都与我有同感。
1980年2月，美国外贸部代表阿斯克为限制日本汽车进口的问题来访，我们作了如下交谈。
我说：“只要说明为了世界和平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美国这一道理，丰田汽车公司是会理解的。”
阿斯克说：“如果我出面去对丰田公司去讲这些话，马上就会被我的国家以违反垄断禁止法召回。”
这就是美国政府当时的处境。日本既然与美国同在安全保障条约的体制保护之中，既然是盟国关系，就应该与美国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并且日本一旦决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就必须把它渗透到国民和经济界中去。可事情总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另外，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日美欧委员会北美分会委员长大卫·洛克菲勒为给美国经济界提供贸易不平衡的解决途径，曾来日本访问。他说：“我们是否可以把解决贸易摩擦的希望之一寄托在日本自行调整出口上。就美国而言，没有日本方面的彻底的自我调整是不可能找到其他办法的。”
在这一点上，因为受垄断禁止法的束缚他不好多讲什么，但他的中心意思就是希望日本进行自行调整。美国方面也终于将由政官民三位一体来具体落实贸易赤字对策了。日本对此始终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合作姿态，我只能再次表示遗憾了。
贸易不平衡终于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已经无法再靠调整出口来解决了。
我提出自行调整出口论时，日本每年对美国的汽车出口量最多不过150万部或160万部。美国号称里根总统密友的《商业周报》总编雅克也曾表示：“如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量能保持在120万部的话，日本贸易就会顺利进展。可目前情况是日本主张放宽平衡将汽车的对美出日量增加到了每年230万部。1982年1月美国参议员切依菲（共和党人、罗德岛州议员）和当则在日本的参议员当福斯（共和党议员、密苏里州出身）说，自己选区里的汽车零件加工厂都在抱怨“经营不下去了”。
非常遗憾的是，事情已发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看再这样下去美国就无法忍受了，最终将不得不咬牙使出保护主义这一招。对于里根总统来说，自由主义经济已是无路可走，只能采取一些修正手段了。半导体问题的对日报复措施，包括贸易法案等，这些在美网看来，无非都是出于丢车保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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