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第二届临时调查行政会设置法通过前后，当时的行政管理厅长官中曾根康弘对我说：“第一届临调会会氏佐藤喜一郎（三井银行原总经理）政绩不佳，我希望第二届临调会取得成功，我想请上光敏夫出任会氏……”
我听说上光接到中曾根的请求后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政府对行政改革必须要有诚意。中曾根许诺：“我以官职发誓、决不中途退缩。”第二，上光希望我明确表示，是否可以得到以经团联为中心的经济界的全面合作，他来问我：“你真的与我合作吗？”我告诉他：“当然，恳请您就任临调会会长。”
上光原是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和东芝的民间企业的经营者，还是个技术专家，从没参与过制定国策。但他在经团联会长的任期内，社会舆论提出为加强经济发展应加强公共投资，上光因此提倡过增发建设国债。
但是从1978年开始，他似乎接受了我的见解。并且他也看到每年平均发行10万亿日元的国债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波及效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财政行政改革的工作。
我首先向日本经济联合会会长大椒文平（现为该会名誉会长）寻求合作。
我问：“怎么办？”
他说：“应该整顿行政和财政。我是搞水泥的，增加公共投资对我是有利的，我觉得现在必须牺牲这一利益了。”
我与大槻过去曾在各种问题上产生过共鸣，并经常一起磋商。
在我向上光表明经济界一致支持他的同时，有必要为此开展国民运动，第二届临调会召开首次会议前夕，“行政改革五人推进委员会”于1981年2月成立了，我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头永野重雄、日本经济联合会会长大槻文平，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佐佐木直、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日向方齐5人起誓结盟。不过，后来也曾因各自的问题，出现了些杂音，尽管我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
有个例子可以看出这一点，中曾根最初打算把汽车的法定定期检查朗限由2年延至4年。这样不仅可以给汽车所有者带来方便，还可以裁减检查人员，的确是件不错的事。可是有一天，当时的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川又克工提出异议道：“这不利于修理工厂，会引起很大混乱。”一句话搞得人们意见纷纷。最后只得妥协到新车车检期限延至到3年这一步。看来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遇到重重障碍。
还有一个例子。永野去世后，他的后任五岛升顶替了他在五人委员会中的职务，那之后我们五人曾一同会见过自民党四巨头，表明了坚决反对增发建设国债的意见。可会见后日向却一个人留了下来，向自民党的党首们表示为关西新国际机场的建设发行国债是应该的。这种行为，就日向的立场而言也是出于无奈的。(www.xing528.com)
其实我也认为有必要建设关西新国际机场，特别是听到当地人士的恳切要求时，就更不能自己，抑制不住对他们的同情。只是经团联为了日本的将来绝不容东摇西摆的。不过，哪怕是经团联内部，要为税金问题统一意见也是相当不易的。笼统地提出反对增税是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的，而具体到石油税、汽车税等具体问题，就会形成行业间的对立，以致不了了之。税制委员会委员长、东芝公司会长岩田式夫的办法是，原则由经团联提出，具体到某商品的税收由各行业提出。税收本是整个经济界的问题，结果搞得和日本商工联盟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我一向认为税金工作是必须向日本全体国民负责的大事，应由大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分担，过去的那种累进税金制是不合理的，公司一方面在向职员或部门经理发工资时，也必须把税金的因素考虑在内，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在欧洲，买东西时税金占的比率是明码标出的，我欣赏这种做法。现在所说的间接税说穿了无非是出厂税，根本无法转嫁给消费者，几乎与法人税没有区别。而企业若是提出减少法人税就会遭到种种非议。交纳税金本是纳税者对国家的一种责任，但如果低收入的人不纳税、小企业不纳税的话、不就是无责可任了吗？
我和中曾根首相对行政、财政改革的所想所为恐怕略有不同，首相认为如能清理审批项目，减少行政介入，就可减少政府工作人员，从而达到缩减财政支出的目的，这就是他所考虑的整顿行政的第一步。政府的财政支出只要与制度和政策相关，首先所想到的便是根本出路。
可我却认为，为了完善国家财政，维护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应首先考虑削减政府的支出，以强迫达到人员整顿、减少补贴、控制工资上涨的目的，即以所谓釜底抽薪式的恶治取得见效更快的进展。
1986年我接任了日本财政制度审议会会长的职务。当时的大藏大臣竹下登对我说，请我暂时先顶一段，因为原会长森永贞一郎（原日本银行总裁）突然去世，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可那个时候我已是力不从心，也没有精神去综合各界的意见了……后来我又向宫泽喜一藏相表示过辞意，他表示无需我做多少事只是给我顶帽子戴。财政在经济形势中起什么作用？建设国债有无必要？这些争论与行政、财政改革紧密相关，因此我也很感兴趣，可我未能出席过一次该委员会的会议。
为在小范围内完成政府的改革，政府首先应尽力控制购买价格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为此必须从控制民间企业工资做起，我曾对大平首相说：“政府不妨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由此使国家工作人员忍耐工资现状，并号召民间企业尽最大努力以使工资不致增高至抬高物价的程度。把工资仅看成是劳资问题之一是非常错误的，工资事关经济全局。”
同样的话，我还曾委婉地向铃木首相和中曾根首相提出过。
行政改革是至今从未涉及过的事，当然困难重重。最初我们也曾下过势在必行的决心，可碰到了诸如发行国债是如何不可行等问题。我问过那些将会承担认购义务的金融界的人们的意见，一部分人表示，在一定额度内的话可以考虑；可大部分人说再发就要受不了了，金融界就乱套了。不过最近市场游资充余，金融机关若不认购一些国债就筹划不开了。因此，我们对于行政改革不再象过去那样一味地表示反对，而只希望从宽进行，今后恐怕是越搞越不容易了。
现在电信电话公司和国营铁路也改为民间经营，对此应给予积极的评价。但坦率地说，目前还看不出这种程度的改革会使日本的将来有一个多么稳固的基础。我们应该开放国内市场，加强对外国的竞争能力。可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并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实现改革，国民正期待着我们拿出不屈不挠的精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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