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任经团联会长之后，才明白自己扮演了一个多么繁忙的角色。在这之前，什么董事长、总经理、总裁，所谓长字号的头衔我已有了不下七八十个。其中也不全像高尔夫球俱乐部理事长和麻将牌联盟总裁那样轻松愉快又不感觉是负担的职务。至于董事和委员职务我没仔细数过，大概要有三四百个。
在这些之上又压上了经团联的工作。除每月例行的理事会和常任理事会之外，经团联还有40多个委员会活跃在各个领域，经团联的决议草案大都由这些委员会制定，所以经团联会长必须出席这些委员会的会议。此外，与各地方团体的会晤、与各行业首脑及新会员的面谈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这些就够我忙的了，谁知最近又增加了参加政府或自民党会议、会见外国来访者的工作。我的记事本上记着某一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从早晨起参加关于国营铁路剩余人员问题的会议、接受古巴客人的拜会、参加经团联干事会、出席记者招待会、参加日本证券金融界董事会、在外务省新旧局长交替仪式上致辞、参加经团联税制委员会……一天竟有10到15次会谈和会议。早餐会平均每周3次，晚宴则天天不断。
值得庆幸的是，我两脚不出门便可得到许多知识，并且都是些范围广泛的，最新信息。这样方便的学习条件恐怕是不多见的，也是我由衷感谢的。既然我得到这样一个既能学习又有发言权的地位，也就格外努力将自己所谓的经济观念，即怎样实现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一问题，在自问自答地学习的同时，尽量多地向其他人提起。
发达国家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了工业化，经济成长期到60年代末就已经结束了，他们的物质生产能力超出了人们的实际需要，现已进入了生产过剩即生产饱和的时期。人是生物，生命和欲望都是有限的，胃里装满了食物之后即使想吃也吃下下了，人们这时首先想到的是够了。时间也是有限的，一天只有24小时。所以说，人们对物质的消费量也应该是有限的。因此70年代以后，经济不得不进入了低速成长期。日本的人口到2013年将达到顶峰为1．3亿人，我认为只要为多出的人口生产出相应的物质就足够了。
可是，不少人总是提出稳定增长占百分之几的问题，将稳定与增长分而论之。民间的设备投资如能立足于对低增长和饱和的认识上，就不会如此大幅度增加了，即便是出于眼前需要从政策上给经济以刺激，而从长远看，人们应明白这终会成为徒劳之举。
另外以提高工资刺激消费的主张也有相当的市场。工资本来是代表劳动价值的，脱离开企业的生产与收益来谈什么增加工资，是违反原理又违反原则的，国民经济也不会因此好起来。我们应认识到，工资对物价是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而不是某个个人、某个企业自己的问题。
要想实现我所描绘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的稳定增长，还会遇到很多阻力。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并勇于牺牲自己。忍耐，是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和努力的，可许多人却认为忍耐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提出“忍耐哲学”时，日本广播协会（NIIK）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阿信》，两种忍耐在某种程度上被混淆了，可真正理解我的“忍耐哲学”的人真是屈指可数。
我并非只求忍耐。可我的讲话经常被误解以至成为问题。我就任经团联会长后不久出现的市场无用论就是其中之一。钢铁业是个人部分产品和原料受配给机构限制的行业，怎么可提出市场无用？
这一误解始于1980年6月的日本兴业银行每月例行的恳谈会上的争论。这一例行的会议是由中山素平倡导的，由日本兴业银行董事长主持，当时的兴业银行董事长是正宗猪早夫。出席会议的有关西电力公司的芦原义重、日立制作所的古山博吉、东洋纺织公司的河野邦夫，还有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的总裁、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理事长。当时正值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有关经济形势的争论是个热门话题。
恳谈会上，日本兴业银行的调查部长报告说设备投资将会有所增加，经济将会好转。可我却认为根本不可能。
我问他：“具体是哪些投资增加了？”
他说：“不动产的土地投资和百货商场等的设备投资。”
我又说：“这种投资的增加怎么可能显示出经济的好转？新商场的开业并不是由于需求的增加，无非是其他商场多了一个抢生意的对手而已。这家商场增加了利润，那家商场的利润就会减少，把这些说成是经济好转的迹向不是怪事嘛。”
后来，我又把这段争论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出去。这下我可倒霉了，因为我激怒了整个商场业。
商场业的代表曾要求与我面谈，被经团联的事务局回绝了。我告诉他们：“为什么拒绝？正因为我并没有说过商场无用，才需要紧急会见他们以消除误会。”
于是他们请来了尤尼公司的总经理西川俊男，我就事实作了说明之后，他仅回答：“知道了。”而后就回去了。我虽得到西川的谅解，但我后来一直被商社和商场业视为商场无用论者。
1982年4月，日本兴业银行的副行长田岛敏弘（现为富士重工业公司总经理）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仅仅是忍耐的话，只能使经济越来越缩小，重整财政也就无从谈起了。增发建设国债，采取积极政策的话，它的波及效果可达3倍。那样不仅能增加税收，重整财政也就可能了。”他还带来一份同样内容的意见书。(www.xing528.com)
我坦率地谈了我的看法：“是的。不过现在与过去不同，经济低速增长，而生产能力过剩，波及效果几乎等于零，倒是国债利息的支付更可能成为国家的负担。”尽管我们的会见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双方认真探索的精神是宝贵的。这一天我感到心情愉快。
我经常与年轻的政府官员们展开争论，他们很难理解我的心。当时，通产省现在的通商政策局局长村冈茂还是个课长，一次我和某个课长或是课长助理级的干部争了起来。本来每次争论都是我一言堂，可这次他们却要求“请允许我们先占用20分钟”。他们给了我一份积极论者与消极论者对比分析的笔记。
他们把我的稳定增长论归类于消极论，并试图劝说我成为积极论者。从政府机关的角度上看，不难理解他们的想法，可我最终还是同意田岛的论点。我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几次指出通产省对钢铁生产的估计太低了。
可进入70年代后经济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也进入了饱和经济的时代，需求的增加仅与人口的增长相等，质量要求暂且不谈，数量上的需求不得不是低速增长的。
可这样下去政府官员们不好办，没有生产发展，他们就会没有工作了。
经济研究所也一样，若拿不出“某某方面需求增长”的报告，客户就会减少。社会党若不以高度经济增长为前提就很难制定改革。
我与年轻的经济界人士有一个叫“银稻会”的团体，“银稻会”之名出自银座之父（音与稻字同）。
1984年的1月和5月我们分别聚会了两次，成员有卡西欧电机公司的牛尾治郎、秩文水泥公司的诸井虔、克塞拉公司的稻盛和夫、塞克木公司的饭田亮、大日本印刷公司的北岛义俊……
他们都能听进我的活，与他们聚会是加深我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好机会。
谁知有一天稻盛跑来对我说：“请任第二电信电话公司顾问。”当时随着电信电话公司民营化，许多单位都希望能得到一个该公司的位置。
我向他解释说：“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个建议，据我所知，经团联会员、富士通公司的小林大佑也有这个打算，和我有关的某些协会也有同样的计划，所以就我所处的立场而言，我不能厚此薄彼。”
对于电信电话领域，大家是以需求有可能扩大为前提采取着种种行动的。说来也是，没有需求也就没有生意了。我觉得国家有必要研究如何避免无意义的竞争和重复投资。
后来，当我看到报纸上发表的稻盛关于通信事业今后的计划应立足于低速增长时代的讲话时，感到了由衷的欣慰。
应如何以低速增长为前提建立稳定的经济秩序？我总认为能进行这一研究，并且必须进行这一研究的应该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可实施起来实在不易。
我曾主张经团联应停止再搞什么经济预测、统计什么增长率将达百分之几的数字。不知道将要采取的政策，统计出那些百分比也不过是些猜测。要不然就像中国那样，先计划出5年后生产多少万吨钢，再为此实行相应的政策，这还让人容易懂些。
我还曾在制定经济预测草案的经济调查委员会的会议上提问：“真会象你们预测的那样吗？”说着玩玩的话问题倒不大，要是因此使社会上感到困惑的话，我们就应首先停止这种工作。这种话讲了许多次之后，终于1983年2月之后，经团联的经济预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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