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恳谈会：经团联募捐机构探索

1980年7月11日，政策恳谈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之后每月聚会一次。恳谈会成员除斋藤和平岩外，还有富士银行董事长松泽卓二、昭和电工公司董事长铃木治雄、三菱重工业公司董事长守屋学治（均为当时的职务）……

总之我为恳谈会选择的都是些善辩的人，并且大都是有影响力的公司的总经理或董事长，总共二十几人。

经团联的正副会长会议总是以处理日常事务为主，无法开展真正的辩论。我希望政策恳谈会能够就怎样建立健全的经济体制开展讨论，哪怕一时拿不出结果或不便于公开，只要能够就一个议题反复讨论就行。

从8月到10月，政策恳谈会选择了三个议题，“今后日本的经济会以什么方式发展”，“低速成长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是怎样的”，以及“萧条及繁荣的意义”。若依着我，我希望就自由主义经济中的工资和价格应怎样确定、应如何认识企业的利润、如何解除贸易摩擦三个问题立论，从这些根本问题上讨论起。可我未能如愿，大家并不像我那样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例如，有一次我建议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掌握工资，不料有人说：“尽资方所能嘛。”可我想知道的并不是这个，我希望了解大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看法。如果说有能力支付工资的尽所能支付了，那么没有能力的会受到什么影响？消费品价格会怎么样？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上涨，米等农产品价格上涨，这些问题应如何认识？我觉得政策恳谈会能从重建财政或国际竞争能力的角度上讨论工资政策的，可惜这一讨论一直深入不下去。

什么是萧条和繁荣？我认为企业盈利情况好就是繁荣，也就是赚钱赚得越多越好。我们当然不谋取暴利，但必须努力创造上当的利润。为此，还必须努力降低成本、改善质量，而这些努力来自于竞争的刺激。反过来，当竞争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时，我们又应作何想法？我曾建议政策恳谈会成员就此进行讨论。但讨论结果莫衷一是。大家说：“创造利润是理所当然的，只是竞争给盈利带来了难度，稍有疏忽就可能倒闭。……”这个观点未免过于实用了，关键并不是能否盈利，而是怎样盈利。只要这一点明确了，就可向整个经济界公布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向政府提出建议。

政府若要维护繁荣，仅有竞争原理是不够的，还必须下功夫稳定主要商品价格和成本，至少应该在垄断禁止法的实行方面重作考虑，把供求调节机能下放给企业。

今天的日本厂家整天随着经济指标和汇率行情时喜时忧，而面向将来的、能够发表经济政策方面的场所则少得可怜，即使是政策恳谈会，它的成员多为忙人，所以每次难以召集到所有会员，总保持在七八人左右。政策恳谈会的会议多由事务总长花村八郎主持，他总觉得会员们难得到会一次。当然希望到会者都能发言。可会议总是两小时左右。当然政策恳谈会的会议不同于一般会议，应该允许它有独特的开会方式。总之就我而言，我希望恳谈会从树立经团联理念的角度出发，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我认为，企业为确保适当的利润而在自由主义经济的经营上下功夫是最为紧要的。应当设法改变当前这种通过增税提高成本，人为地制造企业间的竞争状态，迫使企业进行价格竞争，疯狂地给竞争对手施加丧失利润的痛苦等等现状。企业若没有利润，税收就会没有税源，而在大多数劳动附属于企业的情况下，个人收入也不会增加。(www.xing528.com)

当前，以扩大内需的方法改变萧条，解决贸易摩擦的主张起着主导作用。这当然不是坏事，但这样就可以消灭萧条的话，也就不可能再有繁荣萧条无限循环的理论了。需求的下降带来了经济萧条，为摆脱萧条须刺激需求，这种想法只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开发民间活力，并想尽一切办法减少经济萧条的损失，这种做法当然值得称道，但若为此编织出一些动听的言辞去陶醉日本国民，使他们失去顶住困难并战胜困难的觉悟的话，可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了。只着眼于眼前利益而提高工资，并为此回避诸如上地价格问题及与之相关的农业用地转让问题等这些面向将来的措施的话，势必造成不可挽回的败局。东京的食品价格高出纽约的两倍，这样的生活成本和已与欧美先进国家持平的工资水平，是使得日本企业丧失竞争能力的症结所在。

但是现实恰恰是人们并不着手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只是不负责任地追求着增长率，在萧条与繁荣的循环中采取着各种应急措施。

政策恳谈会到1986年5月，共召集了62次会议，数十次的讨论决非无效劳动，但它并没有给我带来新鲜空气。

我搞政策恳谈会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只不过直至最后，我也没有找到宣布这一打算的机会，这就是我曾想把政策恳谈会作为经团联的募捐机构。经团联经常接到各种人的捐款要求，什么学术会议、国际会议的，还有国外来的捐款通知。在美国，洛克菲勒那样的财团经常赞助类似的活动，可日本并没有财团，能够拿出这种特殊费用的只有经济界，也就成了经济界的一大义务。

我们目前的具体作法是，由经团联花村为首的事务局将捐款要求提给企业并想方设法让对方出足数目，可捐款成绩总是不大好。每逢有个什么国际会议要在日本召开时，我总是提心吊胆的。

我即将离任时曾向经团联的正副会长会议提交了募捐一览表，试图请副会长们对此发表些议论，但他们毫无此意。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既可使财界履行义务，又可使接受捐款的一方感到放心的体制。应请各行业将每年捐款额作为一项预算，再在经团联属下建一个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专门负责选择使用捐款的项目。但是我失去了建立这一机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