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任经团联会长以前，即1978年2月10日，上光敏大会长曾在正、副会长会议上说：“本届任期满后我将不再任经团联会长。”后来他又收回了此话，致使外界纷纷指责他言而无信。
其实并非言而无信。上光的确想把接力棒交给我，他虽没有明确向我说明过，但他的言谈中已透露出这种意思，只是当时时机还不很成熟。
大约是2月19日，我拜见了上光，对他说：“您并没有正式向我谈过这件事，我也很难说什么，但从外界的动静来看，似乎下任会长将要是我了。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很难接受这种仟命。”我还要求他尽快召集其他副会长开会。会上，我说：“上光提出不再连任会长了。可是为了经团联我认为应该请他务必再辛苦两年。”我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赞成，人家又马上向上光提出了请求，促使他收回了辞意。
那时候，我若接受任命定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日本商工会议的会头永野重雄在上光任会长时就已是候选人之一，1978年时也曾有意于上光下一任，至少对我就任会长是持反对意见的。还曾有几个人经永野重雄授意特来探问我的打算。我告诉他们：“我绝不接受会长的职务，我认为我当会长的时机还未到。”我害怕在经济界引起骚乱，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少说为佳，以防言谈中的不到之处招来无谓的误会，但还是使上光成了备界作议的众矢之的，给他添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麻烦。
上光前后六年连任了三届经团联会长，1980年我出任经团联会长时，经济界的气氛己焕然一新。永野将全部精力转到了提高日本商工联盟的地位上，至少表面上不再反对我了。
为建立一个新的领导体制，我们首先需要选出数名副会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想过违反以往的常规，因为经团联的人事安排是有一定传统的。另外，为经济社会募捐也是经团联的一大任务，因此应请有募捐能力的企业的领导出任副会长，否则会长也不好办。另外副会长还必须是在各行各业具有威望的人，而行业的选择则看重该行业是否对发展日本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1973年世界上发生石油危机，之后石油成为热门话题，我曾想到请石油业的代表进入经团联的领导班子，于是，我与石油公司的中尾幸雄和出光兴产公司的出光计助进行了协商，他们推荐了当时的出光兴产公司董事长石田正实。
副会长的选出全靠各有关行业的推举，再就是必须得力于那些具备一定历史的企业集团周围的团体。三菱集团有“星期五聚餐会”、三井集团、住友集团，也都有自己的团体，我向他们提出了选派副会长的人选的要求。钢铁界选派的经团联副会长人选是斋藤英四郎，这当然是我作的主。
总而言之，我被选为经团联会长。不过，每当我被问及就任会长后的抱负时，仍不免张口结舌。
经团联从来就不是政治团体，也不是经济界进行具体事务的组织。并且只要垄断禁止法存在一天，也就不可能综合协调各行业的意见。有人称经团联会长为“财界总理”，其实不过是有名无实。(www.xing528.com)
我希望经团联成为讨论怎样使日本经济成为健全的、在国际上具备竞争能力的势力的场所。希望企业的代表们开诚布公，直陈己见，并将争论的结果公诸于世，反映到政治上面去。在经团联，经济界人士应超越出自己的企业和行业，以客观的态度就国家经济发表见解。
我几年来一直在想，如果不设法解除“企业坏，大企业更是混帐”的偏见风气，日本经济就不会有个好结局。
企业是经济的支柱。当今这个工业化的时代要求企业通过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所以，指责大企业是不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好处的。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石油界横遭非议，被说成是万恶之源，经济界的数名代表甚至被召到国会去道歉。
不过，那时发生的物价上涨并不全是生产者的过错。有些消费者去夏威夷旅行竟带回三四十卷卫生纸送人，艺妓们一次就订购50双白布袜子。如此一哄而起，生产怎么能跟得上？消费者的抢购、囤积风，是当时物价失控的主要原因。
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我曾面告大平首相：“这次可不能再把责任推到企业身上了。”但当时。没有进行价格统制，所以局势不象第一次石油危机那样严重。
过去，逢到经济萧条，钢材市场价格开始上浮时，总会有人手持某众议员的名片专程来购买铁钉。他们乘人之危，哄抬价格，谋取暴利。那些正派的商人往往被混为一谈，承受误解与指责。
我就任会氏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经济界应该具备能够消除社会上对企业误解的经济哲学。为了讨论哲学和理念，我组建了政策恳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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