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英美宣战，全球卷入战争灾难

世上最可怕的莫过于人的欲望及男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仅仅一小撮当权者的言行便足以使战火瞬息间燃遍世界。这些人似乎不明白动荡终会有平息的一天。只知道将硝烟引向欧洲大地，一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英、美宣战，至此整个人类都被卷进了一场战争灾难之中。为适应这种政局，钢铁联盟改为战时体制，发展成为钢铁统制会（1941年4月26日成立）。我于1941年5月，继步水野、汤川之后被派驻进钢铁统制会。

渐渐地统制越来越严。偏在这时，父亲为我在赤坂传马町他名下的一块495平方米的狭长地皮上建造了一所占地136平方米的颇象样的木结构两层楼房。当然那时政府正在实施建筑限制法，占地99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建筑都在被禁之列。可父亲想方设法，终于获得了允许范围内的最大平方米数的建筑许可。无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父亲知法却不甘安分，可叹好好的一座新楼房，没住几年便遭夭诛，被美国飞机投下的燃烧弹化为灰烬。

战争初期，局势发展有利于日本，统制会的各项工作蓬勃发展。并在与军部及军需省的密切合作下确立了钢铁的增产体制，完善了配给机构，还集中了战时物……工作进展日新月异。

但是，自从报纸开始吹嘘“空中防线”，我们的热火朝天的工作便走上了下坡路。而当一般居民开始疏散时，统制会则开始把向内地迁厂和建地下工厂的计划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美国飞机终于冲破了号称钢墙铁壁的空中防线，开始对日本进行日趋升级的狂轰滥炸，防空壕工程也随之遍地开花，紧接着，各地钢铁厂不断报来空袭损失。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军部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遮掩了，每日报道战果的同时，也开始在不引人注目的条件下轻描淡写地报道损失了。

1944年下半年，大概是快到年底的时候，我同往常一样去统制会的赤习察参加制定工厂疏散计划的工作。深町海军大佐正在等我，见我来了他突然伏到我膝头上痛哭起来：“完了，全都破灭了！”原来，海军方面为东山再起将400余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作为最后赌注运往莱特岛，但没想到这所剩无几的战斗力竟在转瞬之间拼了个精光，噩耗使这个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男人痛不欲生。

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5月，东京地区蒙受了北至宫城的大面积的空袭，整个东京都在燃烧。美国飞机仍不肯善罢甘休，继续狂轰滥炸。我本能地预感到大事不妙，紧忙安排恭而子姐姐、我的朋友荒木秀郎及在仙台通产局工作、因公来东京出差时常常借宿我家的保科治郎三人（我的家眷也随我父母疏散到信州的上田去了）分头准备避难，三人蹲在防空壕里静观敌国飞机的动静。

果不其然。大火蔓延到了我的邻居家。我当时是街道上的町会长，所以必须在灭火战斗中坚持到最后。但是当我们扑救无效准备撤离时，大火已烧到我家门前的那条街上，办庆桥也燃烧了起来。风呜咽般地从银座那边刮来，我们的退路只有一条，就是远离银座。我们几人背上背包从赤坂见附沿平河町上行，沿途随处可见救火的居民，他们泼出的水不时溅湿我们的衣服，我们无可奈何，相视苦笑，似乎感觉到连被水浇也是人生最后一次了。警察站在路边，满脸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

我们不知该上哪去，只是毫无意识地朝着三宅坂方向挪着步子，沿途见到许多电车横卧路中，吐着熊熊的火苗。我们走下三宅坂的大坡道时看见不少人从相反方向顺坡走上来，这可真叫我们进退两难了，只好一字排开地在路旁坐了下去。

我说：“保科，你偏在这个时候从外地跑到东京来，也是该着倒霉。听说被烧死的人都是仰面朝天的，咱们索性现在就趴下吧。”

几个人全都趴下了，恐怕我们全都想到了死。(www.xing528.com)

我又说：“你们都在这儿等着，我去那边小胡同里看看能不能找条活路。”

我使出了最后的力气，在小胡同里的一座高高的水泥墙下搭了几层台阶。我站上去向里面看，只见院内防空壕边站着五六个人，我高声问他们能不能帮忙让我们躲一躲，他们答说，请进。我们终于得救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带已经被上一次的空袭炸光了，空袭前是铁路官员住宅区，慷慨收留了据说是我们的一对铁路官员夫妇。现在我真想再见上他们一面，向他们好好说声谢谢。

房子烧光了，等待着我们的只有死亡的恐怖和流离失所的艰辛。我们在平河町死里逃生后，当时就幸运地找到了鹈泽夫妇，他们搬进自己在樱新町的家去逃难，并热情邀请我们也去，这样我住进了鹈泽夫妇宽敞的房子。空袭愈演愈烈，我躲在别人家里，更体会到幸免于一死的人是多么的可怜，因为我曾亲眼见到了死，还曾为逃生殊死奋斗。

没过多久，政府号召本土决战，统制会理事长渡边义介将所有理事分别派往各地区钢铁厂任防卫支部长，我被派往九州地区。7月底，我冒着美国飞机的轰炸，火速由陆路乘火车赶赴九州。

途中，我在父母妻儿避难的上田稍事停留，与亲人道生离死别之后，又经木曾路赶到名古屋车站，在那里蹲了一夜，于天明后登车启程经京都抵大阪。在大阪，我探望了和寿子姐姐和姐夫（即伊藤清）。在姐姐家，我又赶上了美国舰载轰炸机的空袭。碎弹片钻进房门扑打在垛起的棉被堆上，雨点般地噗噗作响。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缩作一团听任弹片砸在被子上。我因有过一次在大火中东奔西逃的经历，又比其他人多了一层对燃烧弹的惧怕，只知随着别人在房子与防空壕间乱窜，一副狼狈样实在称得上是胆小无能。不过我不断地以“逃生才是人的本能”自慰，才不致无地自容。接着，我又胆战心惊地乘火车在铁轨上爬行，几天后终于到达了八幡市。

到八幡后第三天的中午，我遇到了一次明显地以八幡制铁所为轰炸目标的空袭。在警笛的惊叫声中，我随制铁所的官员们钻进了可承受一吨炸弹的地下防空所。恰巧这个时候新任制铁所经理小须田中将刚刚到任，于是我们一边向他了解敌机的动向，一边和他议论战局，他那时讲的活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人问：“听说广岛被炸得一塌糊涂，不知敌机扔下来的是什么家伙？”“该不是原子弹吧？”中将答曰：“不会，原子弹虽说已经研制成功了，可一架小飞机怎么搬得动？原子弹不可能只有那么一点大嘛！”

无论怎样说，当时美国飞机对八幡制铁所的轰炸比起其他地方算不上厉害，特别是长崎，没过几天又遭到了一次原子弹的攻击。这是美国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并且原子弹一词在短短几天内已是家喻户晓了。几天后，美军又向八幡市内展开了燃烧弹攻势，目所能及之处，被烧得寸草不生。

我这个九州支部长到任后，还未及到该地区军需监理部露过面，只好再乘火车前往福冈市。那天，美机在空中疯狂地搜寻着猎物，恰似群魔乱舞。为防不测，我始终没有放松警惕，以便随时钻进座位底下。可是美军的目标似乎并不是火车，而是什么地方的航空基地，不一会儿，美机就消失在遥远的天边了。我喘了口气伸手去摸衣服口袋，不想又是一惊，原来在上车的混乱当中，我的钱被偷光了。而当我历尽艰辛赶到监理部时，又正赶上天皇下达停战诏书，高桥哲沉痛地通知我，刚刚接到了大本营的命令。我又匆忙赶回八幡市，因为九州支部长必须处理停战善后事宜。

不久，北九州市陷入了一场大混乱。各个车站都张贴着“妇女儿童请携带够三天食用的食品撤往山区，火车可提供免费服务”的告示，高音喇叭为此响彻全城。八幡制铁所将钢材隐蔽到游泳池里，统制会还命令厂方销毁所有文件。真是乱弹琴！对这些措施我概不称是。几个月后我接到了返回东京的命令，回东京后不久我重新就职于日本制铁公司，并升任营业部次长。

这里，我还想再写几笔当时的一个小插曲，是有关我的老同学、日本钢管公司技术常务董事富山芙太郎的事。一天，他拿着一张天皇陛下慰问下町空袭现场灾民的照片给我看，说：“稻山，我看快要停战了，当局是不会置国民的痛苦于不顾的。”他也是工厂疏散计划的反对者。当时我任生产部长，他任生产部次长，因此和我一样也是疏散计划的具体制定人之一。他还曾说：“我在川崎亲眼见到过一伙歹徒聚众闹事，几十支长矛竟然也能抵过一挺机关枪。咱们东一家西一家地疏散了，还怎么生产钢铁？总不能只靠手榴弹打仗吧？疏散是毫无意义。”我深深为他的见识和勇敢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