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他可以说是与陶渊明并称的一位开创中国山水田园诗先风的大诗人。谢灵运虽家世显赫,但及至他本人时,已逐渐衰落下来,因此失败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悲观情调在他身上基本是体现无余。他表面上为仕公干,实际上却隐逸超脱。大概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生活准则支配下,他开始了自己的隐逸生活审美实践活动,从而在关注山水田园的岁月中发现并激赏到了自然美,在比照主体自我及反思人生意义的过程中体悟和炼就出了个体美,而在山水诗的开拓创作中则又挖掘和凝塑出艺术美。
谢灵运生活在南朝宋代,生于公元385年,死于公元433年,陈郡阳夏人氏,晋代车骑将军谢玄是其祖父。谢灵运十八岁时袭封康乐公。刘裕建宋后为抑制前朝大家族势力,一大批高门望族被降爵,谢灵运也于此时降为康乐侯。谢灵运博古通今,深谙佛理,恃才自信,颇有济世大志,无奈未得朝廷重用,于是深感怀才不遇。从此他潜心要作逍遥之士。在他作永嘉太守、秘书监、侍中、临川内史时,常常登山临水,借此排遣郁闷。《宋书·谢灵运传》称他“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英不备尽登蹑”,以至他多日不返,不以职守为念。据说有一次他为了游山赏景,竟率众数百人自始宁南山伐木开道直抵临海,致使临海太守大为惊讶,还以为来了绿林大盗。他在会稽游山玩水也是兴师动众惊动县政当局。谢灵运无所顾忌地再三惊挠现政、游历山水,主要目的恐怕是为了抒发心中的怨恨、发泄他对现实政统的不满。他有诗云:“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可见他对刘宋代晋是深怀嫉恨的。谢灵运纵情山水虽有特定寄托,但这种亲近自然的生活体验却使他对山水的自然美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发现,使其个体美获得了反思和提炼,而尤为突出的是其艺术美的实践——山水诗的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宋书·谢灵运传》记叙谢诗道:“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的确,谢灵运对诗歌艺术审美的精巧理解,以及对山水自然美的细致观照不由人不注意他的诗作。像下面一些诗句都显得比较典型: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登江中孤屿》)
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
(《过白岸亭》)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七里濑》)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谢灵运对美的发现,对诗歌艺术的创新,完全得益于他的隐逸生活。那么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隐逸的呢?这和他的隐逸审美实践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这有必要弄清。
谢灵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门第显贵,地方上有势力,再加上朝中有一定影响,所以他为政公干是有利有弊的。在历任数职以后,直到永初三年(公元422年)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时,才开始了其半官半隐的生活。在出任永嘉太守之前,谢灵运并未有何建树,但却和晋、宋政治集团之间保有一种依附关系。谢家原与刘毅关系较近,义熙八年,刘毅的对手刘裕杀死了拥戴刘毅的谢灵运族叔谢混,第二年,刘毅在战败后自杀。而谢灵运却仍然做上了太尉参军。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后秦,身为中书侍郎的谢灵运曾奉使命去彭城慰问军兵,两年后,又再次到彭城尉刘。后因杀死门人而被罢官,然而不久又升为散骑常侍。因刘裕并不真的相信谢灵运,所以谢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谢灵运参权要的愿望使其又与刘裕的次子,有可能继承帝位的庐陵王义真联系紧密,从而遭到司徒徐羡之等人的猜嫉。待少帝一即位,谢灵运就被调任永嘉太守。
这种仕途坎坷的遭遇使谢灵运渐生归隐意识。赴职永嘉后,谢灵运即开始半官半隐生活。《宋书·谢灵运传》载:“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意,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谢灵运在永嘉的这种所作所为无疑是对朝中的泄愤和抗争。一年过后,他以身体患病为由离开了此职。这种公开不合作的态度招致家人亲友的反对和劝阻,虽则朝廷也并未立即同意,但谢灵运却依然故我地选择了与刘宋王朝背道而驰的策略。此后朝廷虽偶然也征他入仕,但他却多以疾患为由而不从,反而聚众游山历水、惊挠地方当局,后被其敌对者诬告为起兵谋反,从而惹来杀身之祸。从本质上来说,谢灵运是被现实政统逼迫后才从隐的,其从隐方式、从隐效果都与其本意有相违之处,显然谢灵运在人格心态上是有其特点的。
谢灵运的居官、从隐在内心深处是有矛盾斗争的。从其官宦门第出身及恃才自傲的生活经历来看,他是倾心于入世为政的,然而他的文学作品却又透露出浓厚的清逸之气及深深的羡隐之情。他似乎经常要为出与处、仕与隐而作出选择。他为政出仕的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逍遥飘逸的隐士,而他在隐逸生活中自得其乐的时候往往又是一个成功的审美实践者。他在国家政统这个人生实践舞台上基本上是毫无作为,然而他在隐逸生活中面对自然、个体及艺术这些实践场所时,却取得了让后人看重而他自己却不一定为乐的巨大成功。他的《登池上楼》的代表诗作可以说是其进退维谷、仕隐两难这种人格心态的真实写照,而全诗对自然春光的描绘及诗艺本身的高妙又体现出作者独到卓然的审美情趣。全诗现录于下: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www.xing528.com)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谢灵运在政治抱负实施上的背时倒运可以说是促使他从隐的至要因素,而他投身自然、纵情山水则为他几乎全身心地进入隐逸审美实践状态创造了必要前提,换句话来说,政治上的失败、隐逸思想的产生同其隐逸审美实践的开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谢灵运特有的出处仕隐心态既关涉到他对隐逸方式的选择,又在他的山水诗中有较多的体现。从“耿耿僚志”到“慊慊丘园”是其价值观的转换历程。身处千山万水之中,仿佛一切美景丽色都是造物主为他而设的;只有在赏悦自然之时,他才既能够物与神游、舒心洗肺,又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也就只有在此时,他才看见了自身的价值。
然而在现实社会政统这种尘世的边缘逍遥并不是一件永远轻松的事情,因为无尽的孤独寂寥会时常伴随着自己。谢灵运虽然常常是率众出游,但芸芸众生中又有哪个可以引为他的知音呢?孤独,无尽的孤独照旧袭挠着他。谢灵运在《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欢,赏废理谁通。
只有在孤独的时候他才会感到人的生命个体的微不足道,感到大自然的秀美壮丽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力无助。然而也许正是这种孤独感才赋予谢灵运以冷静独特的视角去观赏和体悟隐逸生活中一切称得上美的东西。孤独能够换来宁静、平和以及遐远的意境,能够慰藉人苦痛的心灵。谢诗《登石门最高顶》吟唱道:
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
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
长林罗户穴,积石拥基阶。
连岩觉路塞,密林使径迷。
来人忘新术,击子惑故蹊。
活活夕流驶,噭噭夜猿啼。
沈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
心契九秋榦,目玩三春荑。
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
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
谢灵运在现实政统控制下的人群中间,几乎找不到可以和他共赏共吟的知己,无奈之下他只有在孤独的氛围中独赏自赏一切美景秀色,这使他炼就出了比常人深刻精道得多的审美洞察力。后学之辈在谈及自然审美时这样写道:“汉魏诗兴寄深远,渊明诗真率自然,至于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之趣,实自灵运发”,“灵运如‘水宿淹晨暮’等句,于烟云泉石,描写殆尽”(《诗源辨体》)。其实在抒写自然美的诗歌艺术创作中,谢灵运已逐渐同诗界前贤有所区别,他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山水自然之美视作了艺术创作中的主位审美对象,这或多或少要得益于他以孤独平静的心态去面对外部世界。
谢灵运具有鲜明突出的时空意识。可以想见,汉魏两晋以来士大夫们慨叹人生无常、生命稍纵即逝的个体意识自觉,在相当的程度上对谢灵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投身隐逸生活、亲近自然山水所带给他的独赏自悟,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对时间变幻及生命磨蚀的认识。我们仅从他描绘自然变化的一些诗句中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酬从弟惠连》)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
这种对时空变迁的体认和领会,在某种意义上加深了谢灵运对自我价值及生命流程的思考与探索。谢灵运起先还半官半隐,后来索性全隐于山水之中及民间之内,尽力去摆脱现实政统的节制,这可能与他对人生理解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
谢灵运的出现,等于给中国古代诗歌领域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他是时代的产物,也是隐逸文化的产物。客观地说,当时腐败黑暗的现世政统在济世治国方面断送了谢灵运的前程,然而却没有料到隐逸那孤独寂寞的生活,给谢灵运充分地体验和欣赏自然美、个体美及艺术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山水诗的出现要归功于谢灵运的审美艺术实践,当然也要归功于隐逸文化。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指出:“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这种说法多少是有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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