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逸文化：逍遥尘世的审美实践

在隐逸文化发展史上，陶渊明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地道道的隐士。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他又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艺术创作对于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生活在东晋后期，生于公元365年，死于公元427年，他一生坎坷艰辛，自小就经历了很多政治上的磨难，所以有诗云“弱冠逢世阻”。当他弃官从隐之后，又遇晋宋易代、改弦易辙的变故，无疑他对当时黑暗的现实政统是十分不满的。其时恰属门阀势力猖獗，高门大族穷奢极侈，士大夫文人清谈求玄之风正旺。陶渊明虽也为官宦士族出身，而且颇有些士族文人特征，但他与现实政统的核心势力却依旧存有较大的距离。出仕为官好像天生就不是他所喜爱的似的，几次出仕合起来约四五年，不过是做个参军或县令之类的，并且少不了要叹息“求之靡途”。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和他接触亲近的也不过是些微官小吏，及至归隐以后，布衣百姓成了他接触最多也了解最深的人群。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陶渊明始终没有进入过主流政统氛围之中，而几乎只能在生活的最底层过活。因此其仕途的渺茫及生活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诚所谓“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这在其归隐之后表现的尤为明显。

既然政统腐败，仕途无望，陶渊明只能选择归隐田园的生活，这也就是“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了。隐逸生活的清苦同豪门生活的奢烂显然是泾渭分明的，陶渊明不敢企望不劳而获地享受富裕生活，他以诗记道：“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纟希以应阳”，“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陶渊明人穷志不短，以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处世态度将自己的人格精神堂堂皇皇地彰显了出来。有两件事情很能说明陶渊明对人格美的追求。还是在他做彭泽令的时候，有一次郡里督邮下来巡视，县吏劝陶渊明穿戴齐整后前去迎接，陶渊明愤愤说道：“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陶渊明的这种作为让那些趋逢权贵、力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小人们深感惊讶。陶渊明归隐的后期，缺吃少穿，但他仍旧不改初衷。当局有人几次来征他入仕他都坚辞不受，而且宁肯外出向人乞讨糊口，也绝不吃官吏们送来的酒肉饭食。

陶渊明的弃官从隐，既是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哲学的身体力行，又是对道家顺应自然、返朴归真、委运乘化的自我实践，也许这是他拒绝与现实政统合作并抗争现实的最好办法。陶渊明深受儒学传统的熏陶，他“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而且还牢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努力坚守道统理想。与此同时，他还受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想的影响，把生死贵贱看得很轻，所谓“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他将归隐田园、顺化自然视作自己一生的归宿。

当然陶渊明虽然最终走上了归隐的道路，但他并未忘记关心和关注现实，他似乎在“独善”的同时，总想寻找一种或一个“兼济”天下的良方妙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他的一些诗作中也可以感觉到。

述　酒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

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素砾晶修渚，南狱无余云。

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

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诸梁董师旅，毕胜丧其身；

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

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

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

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杂诗其二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www.xing528.com)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

念此怀裴忄妻，终晓不能静。

前面的《述酒》那首诗记叙和描绘的是当时政治的，而后面的《杂诗其二》这首诗则写出了作者渴望为世所用，却又不能如愿的困惑，表现出一种时代的孤寂感。

然而陶渊明的隐逸显然不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的那种隐逸，更不是将隐逸当作钓誉进爵的“终南捷径”的那一类。他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一些隐士相比，要显得高洁得多、自然得多。他在孤寂清苦的隐逸生活中虽然不免临时会出现情绪上的起伏波动或慨叹抱憾，但他始终能够安贫乐道，独守田园，用心用情去同隐逸生活中一切美好宁静的东西达成一种审美沟通。融于自然、归于天地、旷达放任似乎是他的天性。他曾自号“五柳先生”，模仿庄子寓言，为自己抒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其中有段话这样写道：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曰，短褐穿结，箪飘屡空，晏如也（安然自得）。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渊明那种淳朴率真、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隐逸境界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陶渊明对归隐田园有着挚诚的热爱，他常常沉醉于田园生活的美好意境之中，将尘世的喧嚣嘈杂完全抛到九霄云外。他的《饮酒其五》诗这样写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虽然对在人间尘世的偏远之处，能够找到这种可供归隐的田园而感到欣慰，对自然之美带给人的宁静与超脱感到高兴，但是他似乎憧憬着奇迹的出现，企盼着自己能够找到一处彻底脱离尘世喧闹纷争的人间仙境，于是他在一篇叫作《桃花源记》的文章中，以一个虚构的故事为自己预先营构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故事说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公元376—396），武陵有一位渔夫，划着一条小船在河水中捕鱼。不知不觉之中他来到了一个地方，但见河水两岸是一望无际的桃林，此时正值桃花盛开的季节，所有桃树桃花怒放、落英缤纷。渔夫顿生好奇，索性划船向前，预知桃林之大小及究属何处。过了桃林，出现了一座山，山底有一个大洞口似乎正是河水的源头。渔夫靠近细瞧，见洞里隐约闪烁着亮光。他系了小船，走进了山洞，没有多久，他竟穿出了山洞，来到了一个山间盆地。只见这儿的土地坦荡如砥，田地中稻浪滚滚；翠竹、桑树环绕着齐整的房舍；丰收在望的田地里传来欢声笑语，原来人们正在愉快地劳动；纵横交错的街市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鸡犬之声不绝于耳。渔夫走近人前，只见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活泼可爱的幼童，都显得荣光焕发、悠然自得、精神愉快，只不过穿着打扮与自己不同，看起来不像是晋朝人。

人们看见渔夫的到来，都不免感到惊奇，有一位老者上前询问渔父。渔夫述说了自己的来历，见天色渐黑，便要起身告辞。而当地的人却十分热情好客，大家都竭力挽留渔夫。老者将渔夫请到家里，杀鸡备肉，安置酒菜，热情地款待渔夫。桃花源里的其它人听说山外来了客人，纷纷赶来探望。渔夫见大家都和蔼可亲、温厚善良，心里顿时宁静下来，于是反过来询问老者有关这儿的情况。老者诚恳地告诉他，他们的祖先在秦朝末年的混战中，逃离战火，带着妻子儿女以及一些自愿跟从的乡亲避乱来到这里，发现这里土肥水美、僻静隐秘而且又适合家居耕作，所以就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下来。老人向渔夫问道：“秦王朝气数该早就尽绝了，不知如今是什么朝代了？”渔夫发现他们对秦王朝以后有什么朝代是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当今是什么王朝，就如实地将秦朝以来改朝换代的史实历数了一遍。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慨万千。老人激动地说到：“山外人真是不幸，不仅饱受战乱之苦，而且连勉强湖口度生的日子都没有保障，看来我们的先祖是有远见卓识的，他们能带大家到这里休养生息、隐逸不出，这值得庆幸”。

连着数日，当地人轮番清渔夫到各家作客。渔夫临别时，大家一再嘱咐他道：“我们山里人与世无争，不愿意受尘世中人的干扰，出去后千万替我们保守秘密。”没想到渔夫回家后根本就忍不住激动，很快便向郡太守报告了自己奇异的经历。太守当即请他作向导，派人前去搜寻。当初渔夫从山洞出来，划着小船顺流而下时，曾在沿途的许多地方做了记号。但如今渔夫带人找到河流水头开始寻找时，才发现河水上流支流众多，根本看不出哪一条是通往桃林山洞的，众人四散寻找，也没有找到渔夫所做的标记，于是只得败兴而归。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人类社会及国家政统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应当是像桃花园那样，人民富足、祥和安定、内无纷争、外无侵扰，而且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并无尔虞我诈之为。显然陶渊明的这种理想是一个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所以陶渊明在寻而不得世外桃园的情况下，只得借归依田园山野过隐逸生活来平抚理想破灭后的失落情绪。

也正是归依田园山野的隐逸生活，才给了他充分的隐逸审美实践，使他在纯朴宁静、孤寂平和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躬耕劳作生活中接触和发现到了美。首先，他通过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布衣百姓的接触，通过与田园村庄及自然山水的广泛亲近，使他真正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及整个大自然的伟大。看到布衣百姓忍辱负重、辛勤劳作的场面，更增加了他对高官望族及士宦统治阶层的仇恨。这种感受促使他在个体人格美的塑造上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自尊捍卫方式几乎成了后世士大夫们在人格美创设上用以自勉的一条戒律。陶渊明对待自然的态度是非常神圣的，他既认识到了人在伟大自然面前的渺小无奈，又以亲近和爱护自然的方式与之建立了一种情感沟通，并积极地将自然美当作了自己隐居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加以欣赏。他的大多数诗作、散文都将自然美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其次，在个体美的挖掘塑造及自然美的体悟赏悦中，陶渊明主动地将这种纷繁复杂的过程及其个中体会，以诗歌的方式表现和展示了出来，从而创立了田园诗，将艺术美的实践向上提升了一步。钟嵘《诗品》将陶渊明称作“隐逸诗人之宗”，这比较符合事实；但将陶诗列为“中品”，这无疑是小看了陶诗的价值。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陶渊明、谢灵运等伟大诗人对诗歌艺术美的探索与创新，山水田园诗的勃兴发达是很难预料的。陶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平淡自然，语言朴素且含蕴丰美。陶渊明诗如其人，他作人“任真（自然）”自得，而其作诗也最能以本色相见。人们评价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陈师道《后山诗话》），“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子文集》），“陶渊明直是倾倒所有，借书于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也”（叶梦得语）。可见陶诗确是诗人性情的自然流露，是发自肺腑的真言，它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也无声嘶力竭之势。这使它显得真淳洗炼，凸现出天然之美。陶诗的出现，结束了汉魏以来诗歌创作不出宫廷楼阁，语言词藻繁缛轻绮、玄言奥理泛滥成灾的局面。由于陶渊明将隐逸生活的体验运化入诗，将人格美及自然美展示为诗化意境，因此使他的诗歌显得颇为耐读、余味无穷。

陶渊明的隐逸在许多近代士大夫的眼中是并不高明的隐逸，也就是“小隐”或说“山林之隐”。但依实际情况看来，陶渊明的从隐不仕，在中国隐逸文化史上又是最具光彩，最具成效价值的。不可否认，陶渊明对中国古代隐逸文化作出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他在隐逸审美实践中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后世有不少文人士大夫企图效学陶渊明。他们学陶渊明的饮酒，学陶渊明的作诗，学陶渊明的躬耕理园，学陶渊明的抚琴自娱及其它，但却很少有人能彻底脱离现实政统的控制，无奈之下只好过过“朝隐”或“中隐”的瘾，作个尸位素餐的官。可见，陶渊明的隐逸人格精神境界并不是庸常的士大夫文人所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