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中国隐逸文化的介绍

阮籍字嗣宗，汉建安十五年（也即公元210年）生，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死。陈留尉氏人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其父阮，魏丞相掾，为颇负盛名的建安七子之一。阮籍幼年丧父（三岁时其父病故），这点与嵇康相似。阮家也属书香官宦世家，家境要优于嵇康。阮籍在曹魏时期，出仕为政，担任官职时间最长的是步兵校尉一职，因此后世多称之为“阮步兵”。阮籍与嵇康一样，同为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名士，同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多才多艺，散文及诗歌创作均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此有较高的评价；阮籍还善啸、喜好音乐。

作为魏晋玄学人士中一个极富个性特色的名流，阮籍既表现出对现实政统社会的极大关注，又表现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极大关注。他也力主“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仅在理论上努力阐扬这一点，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尽力加以实践。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来，阮籍同嵇康一样，也都是既想大济苍生，又要明哲保身。主要区别在于嵇康是以刚烈相济的方型人格来为人处世的，而阮籍要比嵇康灵活得多，他在为人处世上更主要地是表现为一种园型人格。虽阮籍嵇康二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失魏晋名士风度，都在生活情趣，言谈举止上显得飘逸放达、潇洒自如，都在出与处、仕与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间踯躅犹豫，但在政统社会客观上要求作出决断之时，阮籍在行为上偏重于处与仕，偏重于依附现实，只是在心理上向往处与隐，在精神上偏重于恪守理想；相比之下，嵇康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偏重于出与隐，偏重于笃守理想及远离现实。很自然，这样作的结果是阮籍不得不注意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适应客观现实环境及保持心理上的暂时平衡，从而在人格精神上表现为内在理想与外在自我形象相分裂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阮籍是一个形入紫阁而意在青云的“朝隐”人士。

《晋书·阮籍传》载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短短几句话记录了阮籍行止心态的变化过程，客观地来说，阮籍虽为身仕心隐名士，但从骨子里看来，他还是存有一腔报国济世的热血的，只是现实满目疮痍，不由他不采取灵活的逃避策略。我们从他的以下两首诗中可以看到阮籍雄心勃勃的一面：

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八）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

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

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

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

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

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读罢以上两首诗，人们很难不被作者的雄心壮志所感动。然而在严酷的现实政统面前，阮籍报国济世的一片忠心根本无人理解，相反，生活在曹氏司马氏敌对斗争的缝隙中间他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花费大量的精力体力去应付派系之间的内耗，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使阮籍颇为灰心伤神，因此他羡隐从隐的想法始终伴随着他对为政艰难的慨叹而存在着。这在以下的诗里可以看出这一点：

咏怀诗第四十二首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

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戊。

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

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咏怀诗第七十四首(https://www.xing528.com)

猗欤上世土，恬淡志安贫。

季叶道陵迟，驰鹜纷垢尘。

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

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

咄咄荣辱事，去来味道真。

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

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

显然阮籍是想无官一身轻，超然于世外的。但这也是很难作到的。阮籍放过了现实政统，现实政统是否肯放过阮籍，这是要打大大的一个问号的。这种尴尬的情况害得阮籍几乎无所适从，无奈之下只好借酒浇愁，借酒麻醉自己，并且不时地以机巧的方式向现实政统排遣自己的不满，以无伤性命的言行向象征现实政统的名教礼法实施反抗。也许阮籍所能作到的也就是这些了。因为要想施展宏图大志，兼济天下苍生，首要的就是必须破除名教虚礼及现政的派系内耗；而要想超脱隐逸于桃源世外，隐居生活的凄苦孤独自不必待说，单是阮籍自己能不能说服自己都是个问题。阮籍在《咏怀诗》第八十二首中这样写道：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

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

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

鸣雁飞南征，鶗鳺发哀音。

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

由诗中消极悲观的调子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于世外桃源的“良辰”是抱怀疑态度的，对将隐逸视作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也是抱怀疑态度的。既然如此，只好就以“身在魏阙而情游江海”的人格姿态来对待生活了。心目中的理想是一定要坚持的，而肮脏的现实及僵死的名教礼法依旧是批驳和调笑的对象。

有一次，某人谈到孩子杀母亲的事例，阮籍曰：“！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在场的人听了阮籍这有违名教伦常礼法的话都有些惊恐万状，司马昭就说道：“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言谈之中不无问罪阮籍的味道。没想到阮籍话峰一转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无疑是在调笑和讥讽司马氏统治集团“以孝治天下”的论调。

阮籍三岁时父亲病故，以后便由母亲抚养成人，他对母亲恩爱有加、至敬至孝。当有一天母亲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他正与友人下棋，对手请求停棋，阮籍挽留对手继续下棋直至明朗胜负，然后饮酒一升，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等到母亲将要安葬时，阮籍又食一蒸肫，竹酒二斗，直言“穷矣”（魏晋时的一种哭丧法）与母亲诀别。举声一号，又吐血多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前去吊唁时，见阮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裴楷未加理会这些，自己径直吊唁，随后便离去。在裴楷看来，阮籍属“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所以没必要与他在法度上面计较长短。

按照礼法名教的约束，男女最忌授受不清，阮籍偏不以此为累。有一次，阮籍的嫂子回娘家省亲，阮籍主动过去与嫂子相见话别，旁观者见了讥笑他违背了礼法，阮籍气愤地驳斥道：“礼岂为我设邪！”邻居家有一美少妇，当垆沽酒，阮籍曾经去她那儿饮酒，喝醉了就躺在少妇的旁边，少妇的男人见阮籍并无恶意，只是天性豪放不拘小节而己，所以也就并不把此放在心上。另有一才貌双全的兵家女，还未进入婚嫁便英年早逝。虽然在当时兵户人家的女儿地位十分低下，但阮籍全然不管这些，使他深感惋惜和痛心的是这女孩这样年轻貌美，还未尝人生便离开人世，为此他特地来到女孩家里哭悼女孩亡灵，尽管当时女孩家属并不知晓此人是谁。阮籍的这些作为，既不易让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所理解，又易招致不少人的指责和痛骂，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阮籍对于虚伪的名教礼法之士颇为反感，而对率真放达、听任自然的名士则有意亲近。嵇康的兄长嵇喜依附于司马氏势力，当阮籍母亲去世时他曾前来吊唁，阮籍以白眼相对，使嵇喜自感多余，只好灰溜溜离去。而当嵇康提酒携琴前来拜访时，阮籍则十分高兴，以礼相待之。这使得那些铁了心眼奉行礼法的人士十分痛恨。

司马氏的鹰犬人物何曾就跳出来声嘶力竭地威胁阮籍说：“卿姿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言下之意颇有心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好在阮籍的泄愤与抗争完全是有限度的，他懂得如何在“救世”与“自救”，出与处之间周旋。首先，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全然不像嵇康那样几乎直言不讳地攻击时政及人物，公开地宣称自己与司马氏集团的不合作。阮籍抨击名教礼法，从不涉及具体人物，也很少评论时政，这以致于让那些企图打击阮籍的人几乎抓不到什么至要的把柄。司马昭曾对阮籍的处世为人评价道：“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其次，以饮酒至醉作掩护。阮籍每在郁闷心烦之时，就要“以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此外，每到他不当抛头露面，而又必须抛头露面时以及要回避矛盾、逃脱祸害时，他就喝个酩酊大醉长卧不醒。这些作法的目的主要就在于明哲保身，即使要大济苍生也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

阮籍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与众不同、颇具“清逸之气”，就是在为政生活中也懂得趋利避害、竭力超脱，为自己寻找更多的自由及逸气。阮籍曾先后两次主动向司马氏统治集团的首脑人物提出请求，先是请求调职东平相，后又是请求调职步兵校尉。他的调职请求很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本来对司马氏统治者的行径就怀有不满，然而他又连续担任司马氏三人的属官，这显然会给人以阮籍亲近甚至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印象，这自然不符阮籍的真意，而且对于阮籍维护声誉也极为不利。所以阮籍请求调职大概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设法摆脱这种困境。比如，步兵校尉这个官职，尽管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不似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它只是个不执兵权的武职，不会给司马氏集团造成压力从而招致司马氏的猜忌。步兵校尉一职对于阮籍说来大概算是他超脱司马氏与曹氏政权斗争最合适不过的职位了。表面看去，阮籍求调步兵校尉，情如《晋书·阮籍传》所云：“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他的深层目的无非是为了摆脱现实政统可能带给他的麻烦，也是为了寻求多一点的自由与快乐。

阮籍不论是为政公干还是饮酒度日，他的容止及他的所为都有其特定的用意，因为朝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阮籍本人对于理想的人格角色又有他自己的理解。不管是阮籍早期所强调的儒家式的“圣人”也好，还是他后期所说的道家式的“至人”及“大人先生”也好，这都只不过是在理论意义上所设想的两种理想人格。然而理想人格并非阮籍自己客观现实中所体现的人格，其现实人格是其人格主体内在的理想观念、信念传统及价值标准等与其外在的容止言行及角色特征的综合。显然这种人格在其具体个人身上存在着表里不一的情况。这也难怪会如此，人在社会上总要承担某种特定的角色，在人前呈现某种特定的面貌。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具体的人的活动、行为及外在形象等是其内在的理想观念、信念传统及价值标准等的外部表现，但是由于社会现实政统的压力及其它一些原因的作用，使其外在容止言行的表现与内在理想观念、信念传统及价值标准的实际不相吻合，从而造成了现实人格的分裂，构成了特定的“双重人格”。从相当的意义上来说，阮籍可以说是于此而不幸言中，阮籍作为一个具体的现实人格的承载者，由于生活在魏晋这种时政斗争残酷无情的时代，他不能不表现出双重的人格特征。阮籍至始至终保持着其观念中的理想人格，而在外在容止上素以旷达狂放而为人瞩目。他之所以会出现人格分裂，这是其儒家式的理想在现实政统社会中无法实现因而产生强烈的失望与不满的结果。说到底这种人格是一种扭曲了的、非健全的畸形或变态人格。它同阮籍的哲学探讨及《咏怀诗》等的文学思想相较而看，仿佛从另一个侧面、从另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上反映出阮籍对自我实现及自我理想的热烈追求，反映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不过这个矛盾冲突恰恰也将阮籍人格精神高洁的一面表现了出来。南朝诗人兼隐士颜延之作诗《五君咏·阮步兵》曰：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全诗将阮籍身仕心隐的双重人格特征形象地描绘了出来。看来阮籍作为一个羡隐从隐却也从政的魏晋名士在人格精神上还是颇有一些独到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