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逸文化：嵇康及其守朴养真实践

在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隐逸文化走向登峰造极的时期。此期恰逢玄学思潮兴起，江湖险恶，政道坎坷，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羡隐从隐，诞生了一批颇具魏晋名士风度的人物，其中“竹林七贤”便被人们视作其典范。“竹林七贤”是魏晋革故鼎新之际隐逸文化的代表，他们都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在返身自然及纵情山水中逍遥无碍，俯仰自得，以此来摆脱政治险恶及时局凄惨的纠缠。

在“竹林七贤”之中，嵇康是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一位羡隐从隐名士。有首名叫《五君咏·嵇中散》的诗这样写道：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先，吐论知凝神。

立欲忤流议，寻山洽隐论。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训。

这首诗由南朝刘宋时颜延之所作，作者在这首诗里对嵇康给予了热烈的赞颂，全诗将嵇康崇尚自然、玄思深邃、不和流俗、个性刚烈及不同凡响的杰出品格描绘了出来。

嵇康字叔夜，生活于魏时，谯国人（也即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其祖先本姓奚，属会稽上虞人，为了避仇脱害才迁至谯国县。县境内有一山名叫嵇山，嵇康的家离此山不远，为了祈求保险，索性就改奚姓为嵇姓。嵇康的父亲嵇昭曾任魏督军粮治书侍御史，早年辞世，兄长嵇喜，颇有治世才干，曾历任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职。

嵇康父亲早逝，嵇康无奈多仰仗母亲和兄长哺养拉扯成人。家世有些书香传统，这使他操习儒学颇为便当。也许是嵇康天生资质聪慧的缘故，他虽然没有老师传教学业，却也博洽多闻。在母亲的溺爱及兄长的庇护下，嵇康养成了旷迈不群，高傲任性的个性。嵇康身高七尺八寸，伟岸粗旷，才华横溢，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他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而有雅量。也许是深受当时崇尚玄学、自然、老庄等流风的影响，嵇康也深爱自然，喜好老、庄之学，热衷于钻研长生不老之养生方术。在他看来，神仙之类人，是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可是如果能依理导养，以尽性命，那么长生不老的妙旨一样可以得到。抱着这种看法，嵇康于乱世中努力向往和追求那种“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世之表”的适情任性的人生。嵇康一生羡隐从隐，对古来隐逸的高士圣贤素有仰敬之情，他曾花费不少心血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高士隐逸遁心遗名者，为他们结集立赞。与此同时，嵇康也开始通过自己羡隐从隐、守朴养真的生活来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个体人格实践。他爽直孤傲、自信放达，却又飘逸独乐。显然他在追寻自然美的同时，对个体美的炼就与展示有他自己的理解。

青年时代的嵇康即好养性服药，他经常边游历山泽峰谷边寻草采药，所谓“会其得意，忽焉忘反”。由于其风姿独特，飘然不凡，人们遇见他都会有一种遇见神仙的感觉。嵇康天性巧思，常有独特的习好，打铁是他的习好之一，他每每通过打铁来修身怡性，贴补家用。他的宅院中有一棵生长十分茂盛的柳树，嵇康每当夏天烈日当空之时便在树下打铁，悠然自得，旁若无人，其乐也融融。嵇康择友交之，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茂、结伴饮谈，共游竹林，“竹林七贤”的雅号于此时用来称谓这七位名士。由于嵇康在“竹要七贤”中享有极高声誉，加上其风姿卓越，所以人们大多称赞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行”。对其个体美更有形象的描绘，所谓“嵇叔夜之为人也，严严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嵇康对于当时众多的渴望超凡脱俗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典范，他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就像夜明珠一样灼人眼目、惹人关注。

嵇康由于是在缺少父爱及仰仗母兄庇爱的情况下长大的，所以他又因骄惯而敏感脆弱，受不了委屈；爽直自然的天性，又使他受不了礼法教仪的约束，不甘于心以物累，这种与时政相左的个性必然易于陷入政局的险恶之中。嵇康虽天性放达率真，但碍于时局，其内心深处散漫自在的情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天性之驹不能自由驰骋。好在有老庄思想可作志道，加上心内体验丰富，所以即便放达也常常可以喜怒不形于色。无怪乎王戎会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说来这实在是一种涵养，常人绝难作到，所以人称“此亦方中之苑，人伦之胜业也”，看来这是言之有据的。

嵇康作为一个名士虽与世无争、志趣非凡，但因其特殊的身份，加上他存有不与一般从隐士人所雷同的方型人格，因而不幸被卷入当局者的政治漩涡中，这既使其丧失了性命，又使其遗世独善的愿望不能贯彻始终。嵇康是曹操儿子曹林的孙女婿，而曹林又是何晏妻子金乡公主的胞兄，因此嵇康不仅与魏室有姻亲关系，而且与何晏也有较为直接的亲属关系。嵇康得益于魏室贤婿的身份，所以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这对嵇康来说是个尸位素餐的官位，因为嵇康向无作官为政的意愿，他也不指望自己会有什么政绩。也许是由于与曹魏宗室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缘故，在情感及处世倾向上他难免会倾向曹魏宗亲，而对曹氏政敌司马氏则抱断然决然的不合作不理会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他将自己方型人格的一面豪无掩饰地暴露了出来，从而亲手断送了自己平素里挥洒自如演奏《广陵散》的资格，将《广陵散》的绕梁谐音变成了法场上告别家乡父老的一曲绝唱。表面看去，嵇康的政治态度全系于其家境身份，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嵇康之所作所为在相当的程度上要归因于其特有的人格精神。

嵇康并非行尸走肉及游手好闲之辈，他实际上是一个儒学道统理想的真诚追求者，他对被现世政统视如典范的虚伪名教从来是嗤之以鼻。对司马氏结党营私、诛伐异己、以名教旗作虎皮衣的卑劣行径更是恨之入骨。作为一个谦谦君子，嵇康对家世操习儒学的传统没有轻慢，而对博览群书、弘扬仁爱忠义之道也没有废弃。他有自己的好恶标准，更有自己的是非判断。日常生活里，他可以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喜好不争于怀，黑白不露于面。但当邪恶势力企图逼迫他在自我人格追求上作出退让时，他就变得怒火中烧、一针见血了，正义之吼、抗争之情顿时诉诸于他特有的容止之中。在《管蔡论》中嵇康出人意料地为商之遗臣管叔、蔡叔二人鸣不平，他认为管蔡叛逆周朝，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完全值得后人的钦佩。因他们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只是后人以成败论英雄，才不公平地给管蔡二人扣上了叛臣的帽子。这与司马氏诛杀异己名士及将起兵讨伐司马氏的王陵、毋丘俭、文钦称作“淮南三叛”的事例联系起来看，不无含沙射影之价值。(www.xing528.com)

嵇康人格精神的独异之处在于，它是通过其性格与思想中的对立矛盾来体现其追求的。一方面他渴望超凡脱俗，隐名遁迹于世外，另一方面他又不时地关注现实并有声有色地抨击和否定现实。显然嵇康是又想明哲保身，又想大济苍生。当嵇康不得不面对当下的现实时，他就忍不住要对专横跋扈的司马氏集团进行口诛笔伐的斗争了。

嵇康疾恶如仇，眼里也容不得沙子。这在他写给密友山涛的绝交信《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就能感觉到这一点。山涛原来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的挚友。山涛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他热衷于功名利禄，当司马懿与曹爽争权夺利时，鹿死谁手还不明朗，顺势应利的山涛隐居不仕。后来当司马氏已控制了局势，争得了曹魏朝廷的实际权利以后，山涛就息隐从仕了，这让嵇康很看不上眼。公元262年山涛任吏部郎官时，热心举荐嵇康出来做官。第二年嵇康听说山涛升任散骑常侍，担心山涛重演故伎，就抢先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了自己绝不屈身入仕的人格心志，无形中也宣布了自己与司马氏集团绝不同流合污的气节。当然这也就为嵇康的命运埋下了祸患的种子。嵇康在这封绝交书里说明了自己的理由，概而言之就是：他崇尚老庄，主张任心遂志，不做有违自己意志之事，因此决不愿强迫自己去做官；汤武周孔是他经常批判和攻击的目标，这有背于时政和名教，所以自己不能入仕；天性懒散，愤世嫉俗，讨厌应酬，反感逢场作戏及溜须拍马，因此也无法胜任官职。

显然这封信及其对历史时政的看法是司马氏之流完全不能接受的。首先嵇康不答应入仕就表明不愿为司马氏卖命、不愿与其合作，这在严酷的斗争时期，正意味着非友即敌。其次批驳和轻看汤武周孔这些名教的楷模，无异于向司马氏统治集团头上拉屎拉尿。这肯定有违于司马氏的政治利益。

嵇康强调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决不随正始名士努力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大流，因为“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所以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在嵇康眼中，无为、自然是至高无上的，相形之下，名教及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都是不值得重看的，作人应当守材养真弥终始，不受物役和物累。嵇康明确指出：“古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故以荣华为生具，谓济万世不足喜耳。此皆无主于内，借外物以乐之，外物虽丰，衰亦备奂”。在嵇康看来，世上之所以会有名教，起因于“至人不存，大道陵迟”，名教才应运而出，而也正是由于名教的产生，才给世道带来了不少丑恶的事物，所谓“刑本惩暴，今乃胁贤，昔为天下，今为自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太师箴》）。如果要实现天下的祥和平静，返归自然重新开始提出路。他对名教的批判与唾弃几乎是毫无保留与遮掩，他义正辞严地指出：“今若以明堂为两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在嵇康的思想体系中，“越名教而任自然”可以说是其人格精神实践的理论核心，也是其最具时代意义最具风采的部分之一。

嵇康在羡隐从隐人士中，除凸显出与众不同的方型人格以外，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的思想及他的言行在展现和实践其人格精神的时候并不是有意地、做作地产生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为人处世时，显得并不是那么圆滑世故，反倒有些清高孤傲。他和钟会打交道时，就很自然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钟会是司马氏统治集团中的首要人物之一，他家世显赫，少年得志，趾高气昂，一般人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但对待嵇康他却不敢轻看。钟会写了一本专门讨论正始玄学中“才性合离同异”问题的集子，名叫《四本论》，在这个集子中钟会提出了与过去曹操“唯才是举”观点不同的“才性统一”说。钟会有意想让嵇康见识一下自己的集子，但又担心遭到嵇康的冷遇。因为不久以前他和嵇康之间的一次过往，使他记忆犹新、怀恨在心。

大约是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夏天的某一天，嵇康与好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贤的向秀在院中打铁，嵇康铁锤叮口当，向秀鼓风声声，正在此时，钟会锦衣绣袍，气派十足地率领一帮名流及下手来到院中，欲和嵇康套些近乎，希望能笼络一下嵇康并借和当世名士的过往来抬高身价。不料嵇康视而不见，并无礼遇款待之意，临了之时嵇康不紧不慢，不冷不热地抛出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明其意，只得敷衍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这种傲慢轻视的态度使钟会深感受到了羞辱。从此以后钟会一想到和嵇康正面打交道就觉得不是滋味。这以至于他后来想让嵇康见识的那本《四本论》集子不是当面交给嵇康的，而是作贼似地隔墙扔进嵇康屋里的。

显然嵇康已成了钟会的眼中钉肉中刺，这就不由钟会不伺机陷害和报复他。吕安、吕巽弟兄两个本系嵇康好友，吕巽不念兄弟情义，寻机奸污了弟媳徐氏，并依仗司马氏的势力恶人先告状地诬陷吕安不孝，将其治罪下狱。吕安投书嵇康试图让其设法解救自己。嵇康行侠仗义，公开与司马氏统治集团的首要人物交涉，叙说真情。不料钟会等人乘机落井下石，既诬陷嵇康败坏社会风俗，又将嵇康说成是危害王朝统治的“卧龙”，诱使当政者将嵇康捕入大狱，判了死罪。

也不亏是一代名士，嵇康被押往洛阳东市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全无半点惧色，从容不迫、饱含激情地弹起了他平素里最拿手的演奏曲子《广陵散》，将《广陵散》中颂扬义士除奸的悲壮情怀同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大无畏气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将自己个体美的坎坷实践用声调绝伦、回荡天际的古曲作了一个完美的形象化的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