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师范教育：孔子至陶行知的思想精粹

陶行知作为近代以来为数不多的在师范教育领域进行理论创新的教育家，对师范教育情有独钟，而这主要归功于陶行知对教育建国的执着理念。早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中，陶行知就论述了“共和”与“教育”的关系，并阐发了自己对教育建国的认识：“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在留美初期，陶行知在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院长罗素先生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陶行知就已经树立了建设共和民主国家的理想，并将教育视为他实现理想的必由之路。

陶行知回国后，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出任教育学教授和教务长，他的这种教育“造国”的情怀在此后更加深切。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陶行知加入由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社共组的新教育改进社，并担任该机关报《新教育》月刊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辑代表。同年7月，陶行知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讲习会上，发表了有关新教育的讲演。在他的演说中，陶行知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新教育与新国家、新领袖、新国民的关系，并将民国之未来寄希望于新教育与新学校，以及由此培养出的新国民上。正是在这个出发点上，陶行知视师范教育为实现真正共和民主国家的关键保障。(www.xing528.com)

陶行知在1921年发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在文中他坚持自己设置独立的师范教育学制的观点。他反复阐释“教育是立国的根本”，欲建设富强国家，首先要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和养成健全国民性，而这些“都有赖于教育”。同时，他认为教育质量完全取决于“须有适当之教员”。教员的质量则有赖于师范学校培养。基于此，受杜威的教育思想的影响，陶行知创造性地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并坚决将之践行于师范教育的实践，尤其是乡村师范教育的实践。因此，1926年，陶行知撰写《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在文中详尽地论述了师范教育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也强调，乡村社会中的学校在乡村社会的改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教师作为学校的核心组成部分，扮演着乡村社会改造中的灵魂角色。对于乡村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乡村学校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有了优质的乡村教师，才能办好的乡村教育。“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必须出代价去培养教师，去培养教师的教师。”“这是地方教育根本之谋，也是改造乡村根本之谋。”教师在教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关键在于其责任的重要性，在于“师范学校负责培养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他认为，一个小学教员的教学水平与质量，会直接影响一二十、一二百家的小孩子的发展，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为“成家立业”，从微观层面上，小学教师对一个村庄的重要性在于其影响“全村之盛衰”；从宏观层次上，“全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小学教员手里”“所以小学教师之好坏，简直可以影响到国家之存亡和世运之治乱”。由上而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的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陶行知于1927年发表《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明确提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鲜明地指出师范教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