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教育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要与时俱进的。经亨颐认为，传统封建教育单纯重视知识的传递和沿袭，相对而言，“纯正教育”是不断变革处于发展中的教育，是“动的教育”，而非“静态的教育”。他认为，“夫教育为继往开来之精神事业，维持之责任，传达之责任，不过仅仅继往而已，未足以言开来也。以现代为本位，往者在前，来者在后。教育者瞻前而不顾后，即静的态度也；瞻前而同时顾后，则可谓动矣”，因而教育的任务“不但维持文化，尤当改造文化；不但传达文化，尤须增进文化。……由维持而加以改造，又传达而益以增进，则可谓动矣”。因此，经亨颐认为，要以思想引领行动，“诚以思想为事实之先导，非不能成事实也，未成事实而已。未成事实，故谓思想”。并且对教育发展与社会趋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教育是为应现在之趋势而定将来之教育方针，非应现在之趋势而改现在教育之方法，教育作为社会的先导，不应该完全随波逐流。
第二，教师要加强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职业素养。经亨颐极力反对将“资格”“经验”作为评判教师的唯一标准。“某处出身或取得检定资格，以为终身衣食在斯。”“其滥竽者因循恋栈，虽任事多年，岂可谓经验！”虽然“资格”“经验”是教师职业的门槛和晋升的依据，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对教育者职业素养的要求也会更高。针对教师仅以教学为本职工作，不愿埋头做学术研究的状况，他认为，“人微言轻，实为专制黑幕中之格言，岂尚适用今后之社会！共和之真义，则为‘人微言重’，即义之所以为正人道之所由昌明也。知人微言重之意者匹夫有责，虽为小民，发表研究，犹不刻缓”。他从教育不仅在于传递文化，更在于增进、改造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教师应该“惟教学半”，把学术研究作为教师的职业追求。
第三，学生的培养要符合时代的要求。经亨颐认为，“今日既有学校，介于家庭社会之间，明明是学为人之处，一般社会中人，未得学为人之处。所谓学生之社会服务，即在学校所学为人之道，传诸社会，使一般社会亦知为人之道之意而已”。传统封建教育中的学子“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其它志”，因而他主张改变传统求学入仕的教育价值观，强调对学生的培养要符合社会、时代的需求，用其所学报效国家，即学校不仅仅是“读书的地方”，学生也不仅仅是一名受教育者，接受教育不光是单纯地知识学习，更是为报效国家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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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亨颐“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精神
五四前夕，经亨颐将原来的《教育周报》改为《钱江潮》，不断发表进步文章，使其成为倡导新文化的工具。在第一期上，他发表了《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一文，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方针，酝酿进行改革。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教育家，他毅然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12日，杭州各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这一天经亨颐在日记中写道：“9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3 000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3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他的这一行动，给了学生极大的鼓舞，但也招来了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反动当局甚至扬言要撤他的职。但经亨颐不以为然，依然为支持学生运动而奔波，他在5月27日的日记写道：“余所处地位，新旧交攻，众矢之的，收放则可，而志不能夺！”6月12日，当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杭州后，他高兴地欢呼：“民治精神可贺，可贺！”在迎接五四新思潮的同时，经亨颐的思想也在这场运动中得到洗礼，他曾说：“五四运动凑巧为我做十周年的纪念（在‘一师’任职），使我大觉悟、大忏悔。”“这几月的进步，至少抵得上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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