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期间,梁启超了解到欧美的公民教育,认识到“国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进而对我国新国民的构想有了深入的思考。在《新民说》一书中,梁启超系统提出改造国民性的理论,批判中国传统教育缺乏对国家观念的培养,“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同时,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在两千多年专制主义重压之下,只有君主一人才有自由和权力,失掉了自由与权力的民众,不可避免地形成奴性,造成依附人格。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梁启超称之为“心奴”。
因此,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中,梁启超以教育为救国的根本措施,认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成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汰之场地也”,把培养“新民”作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对新民的具体阐释是:“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也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推陈出新,不是一味学习外国的东西,反对全盘照搬,而是补充中国传统文化本没有的内容。(www.xing528.com)
在《新民说》中,“新民”按其本意是既具备爱国丹心、自由独立精神和高尚德行,又具备传统文化修养和现代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的新国民。这种国民在面对外来文明思想的入侵时,没有对于强者的“奴性”,能表现出强烈的自强自立精神。进而梁启超又提出,“新民”应当具备的人格品质有数十种,如国家思想、权力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以及进取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等品质。因而“育新民”也是师范教育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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