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朱熹的精辟见解及其影响

朱熹把十五岁以后称为大学阶段，大学教育称为“大人之学”，包括青年人教育和成人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教育内容的重点转为“教理”，即“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就是说，大学教育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进一步精雕细刻，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有用之才。

关于教学方法方面。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其中两点值得重视。其一，重视自学。他曾对学生说，书你自去读，道理你自去探索，教师是引路的人，是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商量而已，主张在教师指导下重视学生自学，这与现在大学教育规律吻合，是大学教育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其二，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1181年，他邀请持不同学术见解的著名学者陆九渊到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称赞其讲学“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使“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还将其讲稿刻石为记。(www.xing528.com)

朱熹认为，大学教育内容首先应读经穷理，并为大学制订了一个九年制的教学计划，他首先把教学内容规定为经、子、史、时务四大门类。经类划分为以《易》《书》《诗》为一科，《周礼》《仪礼》及“二程”之礼为一科，《春秋》及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为一科，“四书”为一科，分年度学习。诸子包括先秦各派各家以及宋朝各家著论，亦分年度学习。史类以《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类分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救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朱熹认为，欲达到穷理，诸子之书也是必须学习的，因为它“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明辨各家是非，取其所长，辨其所短，是大学教育不可少的内容。“至于诸史，则谈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更不可不晓。时务之学则为当世所须，也是不可不学的。朱熹对大学教育的精辟见解，以及分科定时设教，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重大成果，甚为后世所重视。由是言之，尽管小学和大学是两个独立的教育阶段，具体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这两个阶段又有内在联系，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反映了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