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强调封建伦常道德对每一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用。他把封建的三纲五常、人伦关系论证为“天理”，是“治道之本根”，认为修身是封建统治者齐家治国的出发点和基础。朱熹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明人伦”，其实际内容是“明天理，灭人欲”。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又说：“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既然“性即理”，“性”的具体内含是仁、义、礼、智，那么为何还有不同的人性呢？这里，朱熹接受了张载和程颐的观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它是禀受“天理”而成的，所以浑厚至善，完美无缺；所谓“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就是说它是禀受“理”和“气”，两者杂然相存而成。因为人的善恶取决于人出世时气的厚薄清浊。气厚又清者，则“气与理一”，气质和天理是一致的，是善的，不易被“物欲”所累，“天理”昭然显著，则是天生圣人。气薄又浊者，易滋生“有己之私欲”，即私心重，易为“物欲”所累，易于追求物质享受。“私心”“物欲”即是“人欲”，“人欲”将“天理”遮蔽，如同明珠被污泥包裹。朱熹认为，生来就“气与理一”的圣人是没有的，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因而需要经过教育和自我修养，以“变化气质”，发挥“气质之性”中所有的“善性”，去弊明善。要“明明德”，就必须“复尽天理，革尽人欲”，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朱熹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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