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进人才、设置岗位：开启浦东社工本土化探索之路
20世纪末，集民政、教育、卫生、人口计生等条线工作于一身的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专业化与社会化。1997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从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引入36名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补充到基层相关岗位上，成为浦东新区开展基层社会工作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尝试运用专业理念与方法处理社区和福利机构的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初步彰显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有效性。为了更好地提升服务效果，社工在开展专业服务的同时，也开始自发地寻找专业归属与组织认同。他们通过民间社工沙龙的形式定期聚会，围绕不同主题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讨论，如“个案工作方法探讨”“社会工作在老人福利院中的应用”“社区工作中的法律问题”“青少年热线服务及跟进辅导”等，使分散在各个社区的社工有了分享的机会，凝聚了社工力量，提升了专业认同感。
（二）建立社工站：探索运用实体化的形式推进本土社工实务
在设置岗位的同时，针对居民委员会承担大量的行政事务，法定的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发挥等突出问题，浦东新区开创了社工站这一形式，来推进本土化社工实务。在浦东新区政府的支持下，首批社工站于2000年建立，分别是：潍坊新村社区社工站、沪东新村社区社工站、东方医院社工站、育英学校社工站和罗山市民会馆社工站。这一举措在缓解社区居委会问题的同时，还将社工站这一模式延伸至医院和学校两个领域。各社工站充分发挥贴近社区、贴近服务对象的优势，运用专业手法，严格遵照“个案和小组专业工作流程”开展服务，陆续推出了个案辅导、小组工作等服务。例如，东方医院社工站开设了“糖友乐”、癌症俱乐部、病友宣讲团、病人资源中心、志愿者服务，潍坊新村社区社工站内设个案辅导室、小组工作室、耆英社、康乐坊、成长坊、老年小组、单亲家庭青少年发展性小组、问题青少年行为矫治小组、残疾人互助小组，沪东社区社工站开展了居家养老服务，育英学校社工站开展了问题青少年“历奇辅导”，罗山市民会馆社工站开设了“亲子乐园”小组。[2]与其他同类机构相比，社工站显示出了极强的专业性，得到了广大服务对象的接纳和认可。
与此同时，在上海市政法委和综治办的推动和直接领导下，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自强社区服务总社、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俗称“三大社团”）成立，并于2004年开始招募社工人员，尝试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来服务刑事解教人员、监外服刑人员、吸毒人员、社区青少年等人群，以此来推进“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建立。在市一级的三大社团之下，各区县还设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浦东在23个街镇也对应成立了上海市自强服务总社浦东新区社工站、上海市新航服务总站浦东新区社工站、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浦东社工站。各社工站沿用上海市三大社团的运作机制，在社团规模、社工待遇、宣传力度等方面，都远超原有的浦东新区社工，为浦东新区社工拓展了领域，增添了活力。至此，从社工站涉猎的领域来讲，浦东新区形成了四种类型的社工站，分别是学校社工站、医院社工站、居委会社工站和社团社工站。
（三）成立社工机构：探索职业化机构的社会化运作路径
一是成立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推进社工行业发展。
引进人才、设置岗位是进入体制内推动社工行业的发展路径。这种嵌入型的方式，使得社工在服务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如设岗单位的考核制度与社工服务内容不匹配，使得社工的工作无法衡量，还有社工身份定位的双重性导致服务对象的不接纳等，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社工服务的开展，甚至有的社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被设岗单位所同化，这导致社工岗位形同虚设。相关学者、政府部门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定从体制外来推动社工发展。为此，在学者、政府以及社会事业热衷者的共同努力下，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于1999年12月注册成立。浦东社工协会接受新区社会发展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理事会由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建设和社会福利工作者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组成，提出了“团结社工、服务社会、发展专业”的使命，开始了专业化组织推进社工发展的体制外探索之路。浦东社工协会通过广泛宣传社工理念、培训认定社工人员、进行行业咨询管理、开展海内外学术交流，积极推进浦东新区在社区、文教、卫生等领域逐步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使得浦东新区社工从弱小到壮大，从一个地区的试点上升为不断推广的社会事业。(www.xing528.com)
二是孵化和培育专业社工机构，专业化组织推进社工发展。
社工站的建立使得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能够有所依托，在浦东本土化探索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不论承认与否，社工站的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除了香山中学，当初38个学校的社工站由于校长更换等原因，绝大多数已经难以为继，形同虚设。东方医院和儿童医学中心的社工站尽管坚持了下来，但由于依附于医院的现有体制，由医务人员转型而来的社工属于行政编制，但不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使得他们没有相应的晋升机制，再加之医院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够，使得医务社工在医院中日益被边缘化。而作为基层社区自我管理与服务的政务性组织的居委会社工站，其工作与居委会以及街道（镇）的关系密切相关，社区各类活动都由街道和居委会来主导，政府行政化推动的思维惯性很强，没有给予居民足够的空间培育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使得社区居民真正的需求不能及时得到回应，真正的自治功能的发挥大打折扣。并且，社工站资金周转主要靠街道维持，可谓“只出不进”。按照原先上级领导部门的要求，社工站应该正在逐步由政府机构转为民间团体。一旦街道撤去资金，社工站转向民间，很多社工站对于自身的发展前景也是一片迷茫。而社团社工站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由职责不明确带来的工作相互推诿的现象；自上而下的资金拨付方式，导致了业务指导和财政支持方面形成了脱节；政府以1 500～2 000元的标准购买社工岗位，极大地制约了社工一线服务活动的开展。所有这些因素又直接制约了社工专业服务的成效。
经过前期的探索，浦东社工协会发现，社工站在办公场地上由于依赖于被进驻组织，社工人员无法获得工作的自由度，能力得不到施展，“社工站”模式暴露出了其脆弱的一面。因此，要想真正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重点是重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孵化和培育社工机构作为其核心内容来抓。于是，浦东社工协会将自2002年起受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会资助的民工子弟学校社工服务项目移交，于2003年酝酿成立中国大陆第一家民办社工专业机构——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开始探索依托专业机构推进社工实践的发展路径，成为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目前，浦东孕育出了近30家社工机构，其发育的类型主要有三种：
（1）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而建立的内生性社工机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新问题不断涌现，这促使了一批立志于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社工机构的诞生，此类社工机构有乐群社工服务社、乐耆社工服务社、乐家社工服务社、睿新社区服务中心、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欣耕工坊、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复惠社会工作事务中心、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等。
（2）基于政府职能转变下设的外生性机构。浦东新区在建区之初就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格局，在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下，更是突出政府职能转移的改革任务。因此，浦东新区政府开始尝试设立社工机构，将手中拥有的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交由社工机构来承接，在政府职能转移的背景下设立的机构有居家养老评估中心、阳光慈善救助站、中致社区服务社等。
（3）政府和社会合作介于内生和外生两者之间的半官方社工机构。这种半官方社工机构的发育也源于政府职能转移的动机，但与政府创办的外生性机构的区别在于，此类机构的成立不是单纯依靠政府的行政指令，而是政府职能下放的需求找到了可以承接的组织或专业人员。此类机构，浦东新区最具代表性的有公益社工师事务所和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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