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社会工作督导是基于知识不均衡分布而展开的专业传输过程，但实际上，督导的本质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信任而展开的流动性对话。督导一方面包含了服务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管理的内容；督导的内容既涵盖了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涉及了情绪的支持等。督导的对象既可能是同质性群体，更有可能是异质性群体。督导的过程既需要理论与技能的支持，同时又需要价值与伦理的引导。实务界里有些人认为督导不是社会工作专业，只有个案、小组、社区等工作才是真正的社会工作，其实大谬不然。督导是社会工作间接服务方法之一，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而且，因为督导是人与人之间的情境性互动，进一步叠加了性别、年龄、阶层、收入、权力、地域、户籍、人情、面子等多重关系，这使得现实之中的督导关系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成就一个好的督导不仅需要一身的专业技能，更需要一颗富有人性关怀的心，一种反思的意识，一套批判的思维。
性别关系是所有督导需要处理的诸多关系中最基本的一种，从目前已有的相关文献和实际调查数据中不难发现，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实际从业者中，大部分是女性。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中的高级职位尤其是机构领导层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性别比例倒挂：绝大部分男性占据了社工机构的领导岗位，包括机构创办人以及项目实际负责人。从与社工机构直接打交道的政府购买方来看，政府官员中负责人的性别比例同样出现了倒挂现象。就此而言，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性别平等问题就产生了。
按照当前通行的性别平等视角，一个行业中实际从业人员的比例应该和该行业中领导权力的性别分布形成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女性应该在社会工作机构乃至负责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政府部门中占据更大的比例，这是性别平等乃至性别文明的基本要求。但是，至少就当前而言，社会工作领域的性别比例并没有形成真正令人满意的实质性平等。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社会工作行业会有超过半数乃至更多的女性从业者？在实际督导过程中，性别的敏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督导的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切入议题。很多接受督导的社工提供的答案是：社会工作比较适合女性。我们进一步发问：为什么比较适合女性？常见的答案则是：男性需要赚钱养家。
看似答非所问的答案其实正好是当下现实的反映。如果从更大范围的职业划分来看，社会工作机构早几年被定性为民办非企，这个读起来比较拗口的新造词翻译出来的字面意思就是：社会工作机构一方面不属于政府序列，另一方面不属于企业序列。潜台词就是，社会工作行业不重要，是支持性行业，是补充性行业，是剩余性行业。这样一个行业比较适合女性。
这样一种逻辑对具体从业的社工来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一种潜在的但却是非常严重的伤害，这种扭曲的职业关系在社会工作行业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实际工作的投入度不足以及整个行业的从业者流失率过高。
在实际督导过程中，经常听到女性社工的自我调侃：“在我们这个行业，女性当男性用，男性当牲口用。”这一方面表明了社会工作行业劳动强度比较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性别失衡引发的负面连锁反应。性别隔离是有悖于现代文明的一种现象，但是，目前的社会工作领域的确出现了性别的自我隔离。任何一个行业和学科如果只有或者主要是由单一性别组成的，那就意味着这个行业或学科至少还没有获得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个行业和学科还没有真正完成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化和学科化。就此而言，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职业和学科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不管是职业化还是专业化，性别的平等和融合是最基本的判断标准之一。
社会工作这个行业被诟病比较多的表面原因是职业回报率太低，但职业本身的专业形象比较模糊才是更加重要的本质原因。具体到督导领域中，更多女性社工比较偏好临床型服务，个案、小组工作相对更加受女性的欢迎，督导本身除了不被视为专业方法之外，另一种原因则是督导要求的思维方式更加宏观，更加“男性化”。目前，督导在许多地方被进一步固定在一个社工序列中，不管是职级还是薪酬都要比一线社工高，督导的性别化构成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工作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进一步体现在男女社工在薪酬以及权力等方面的实际不平等上。性别不平等如果和金钱尤其是权力不平等结合起来，性别歧视乃至性骚扰就可能成为潜在的危险。
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社工行业内的性骚扰则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在实际督导工作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女性社工在分享时说，案主的某些做法令她很不舒服。仔细追问才知道，被服务的案主是男性，在面对面的近距离服务过程中，男性案主对女性社工逐渐起了歹意，甚至开始动手动脚。社工不知如何应对，甚至担心自己如果反抗会不会伤害案主，影响专业关系。
很多高校课堂中并没有专门的性别平等教育课程，社工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性别敏感训练，因此，当女性社工在实际工作中亲身遭遇性别骚扰时，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尤其令人痛惜的是，很多年轻的或是没有婚恋经验的女社工并不能很清晰、坚定地识别她所遭遇的究竟是不是性骚扰，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对于督导来说，加强一线社工的性别教育尤为重要。目前，越来越多的社工机构开始注重性别平等教育和性别的敏感训练，特别是对于高校实习生，在加强专业技能督导之外，强化性别的敏感训练尤其必要。从目前已有的报告来看，在针对社区矫正人员、残疾人、老人、临终患者等诸多服务中都出现了由案主引发的性困扰乃至性骚扰，这意味着在社会工作这个高度女性化的职业领域中，加强性别平等和性别安全教育应该是督导的常态化服务内容，也应该是亟须加大投入力度的督导内容。
除了性别这个要素之外，在督导工作的实际开展中还涉及的另一个影响要素是地域。在一定程度上，督导社会工作是一种地方性色彩非常强的专业实践。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地方性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不同地方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尽管同样处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大环境之中，但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其次，按照社会工作关于“人在环境中”的假设，案主的问题更主要是与本人所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社会工作的服务当然充满了地方性限制。再次，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主要是社会化需要的反映，每个地方的社会需求以及社会问题的不同决定了社会工作实务的不同，同样决定了社会工作督导的不同。最后，所有以上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环境的地方性差异决定了各个地方社会工作开展领域的差异，并且进一步决定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先后甚至专业水平的差异。社会工作的基本发展规律是首先发轫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后逐步向后发国家和地区延伸。这种先发与后发造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内容的地方性差异，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工作专业水平的地方性差异。
正因为社会工作本身发展中的地区性内容不同和地方性水平差异，地域标签同样成为社会工作督导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从我国社会工作的总体发展来看，地理性的差别比较明显，上海和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社会工作相对来说起步较早，专业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以及北方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相对滞后，专业水平有所欠缺。当社会工作成为国家治理的战略举措时，社会工作的发展就成了全社会的共同之举。因此，在全国一盘棋的考虑下，为了推动社会工作的全面均衡发展，地方性的社会工作专业转移性督导就成了必然。这些跨地域的社会工作专业督导大概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种是政府的强力推动，另一种则是社会工作机构本身的自觉。
从已有的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督导来看，2008年抗震救灾的举国模式成了时下推动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的主要路径。一方面，汶川地震的发生大大刺激了全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全国对口援建除了硬件物质救灾之外，还包括社会工作等软性专业扶助。几乎所有援建社会工作前期更多注重一线实务，后期则逐渐转换到通过间接督导来带动受灾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以及社会工作机构培育。汶川地震十周年回访让我们感受到了都江堰等地社会工作专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成都等地的社会工作发展已经逐渐找到了一条更具地方特色的发展路径。
汶川地震之后，当青海以及云南发生灾害时，全国一盘棋式的督导提升模式被沿袭采用，同样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的灾害危机，同时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以及人员队伍建设。应该说，基于国家意志的大范围、跨地区、以社会重大问题为抓手的社会工作督导服务计划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发展特征。
如果说四川、青海、云南以及新疆等地是基于公共危机而开展的应急性社会工作地方性督导的话，那么此后中西部以及北部等更多地方陆续加入社会工作的跨地方性督导则逐渐成为一种常态选择。从实际督导情形来看，广东等地方反应更加快速，更加注重为全国其他地方输出先进性社会工作知识，上海市最初也曾向深圳市输出本地先行的社会工作经验。这种跨地区的专业互补性督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不同地方的快速而且均等化发展。直至今日，国家层面的精准扶贫等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借助于跨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督导来实施和推广的，这也的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
在跨地方性社会工作督导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地方尤其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国香港地区。因为历史等种种原因，中国内地一度中断了社会工作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才在高校系统陆续重启，而实务界的社会工作大规模探索则要追溯到2003年上海市以社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社区戒毒人员等三大类群体为主的三大社团。上海市三大社团的社会工作发展更多是基于本地高校专家自主的本土督导，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市的社会工作发展一开始便走上了更加具有本土气息也更加接近本地需求的发展道路。深圳市的社会工作发展相对而言因为地理上毗邻香港地区，一开始就走上了借助外力的赶超式发展道路。深圳市政府专门投入大量资金，聘请香港的社工专家进行督导，客观上帮助深圳短时间内在社会工作专业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最近几年，随着深圳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逐步成熟，以深圳本地社工为主的同工督导开始形成，深圳的社会工作逐步开始走向更加本土化的自主发展路径。而香港的社工专家则进一步开始北上，越来越多的内地城市开始发展本地社会工作，并且出资延聘香港的社工专家担任督导，期望借此大力推动本地社会工作的发展。在香港督导的聘请和使用等方面，逐渐开始出现了更加多元的形式，原来以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为主的方式逐步让位于个别机构基于自身专业发展的灵活聘请。在许多场合，香港社工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香港社工的介入也越来越深入和持久。除了接受直接督导之外，内地很多高校教师以及资深社工到香港读书，拿到了香港高等院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乃至博士学位，这些人进一步投身到内地不同地方的社会工作督导服务中，从而对内地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
中国台湾地区的社工同样参与到了大陆社会工作的督导之中。虽然在参与规模和介入程度等方面不能与香港地区相提并论，但比较起来，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与香港地区的社会工作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相对来说，香港地区的社会工作深受英国影响，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则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社会工作督导的介入，使得大陆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有了不同的视野，可以更好地兼顾国际化和本土化，而大陆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也由此焕发出了不同于香港和台湾的另一种气质。
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受到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尤其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根据国内地理分布采用片区的方式分别对接美国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之后，美国的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经过高校教师传播到一线社会工作实务之中。总体而言，从地域来看，英美传统的社会工作对于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明显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影响了国内社会工作证据为本的基本取向。重经验、重实证、重技术，这些构成了当下社会工作的主要特征。与英美等国不同的是，德国更加注重价值，注重思辨，注重体验。令人惋惜的是，包括德国、法国等国家在内的欧洲国家的社会工作在我国影响力相对比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工作整体图景的不完整，发展方向的单向度化。我国社会工作近几年尤其偏重经验实证，强调技术精进，相对来说对于理论的建构以及价值的思辨弱化了许多，这应该是未来社会工作督导建设中需要警醒的。
迄今为止，大陆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将近四十年，从开始单项输入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知识开始，到如今已经逐步具备了自主意识，开始基于本土的实际需求开发适合本地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香港腔和台湾味，但大陆本土化的社会工作逐步开始生长，社会工作督导队伍已逐步开始建立，专业自觉开始真正形成。对于香港和台湾地区乃至社会工作更加发达的英美国家的社会工作经验，大陆地区逐步越过了全盘接受的被动时期，开始了本土为体、外学为用，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和转型。(www.xing528.com)
除了性别和地域之外，社会工作督导中还经常遭遇到的一个敏感因素是年龄。社会工作督导最初源自传统的师傅带徒弟这种手把手、口口相传的模式。在过去，因为社会本身的变革速度比较缓慢，知识的更新更多的是依靠生活经验的积累，长时间的“熬”是成就好督导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督导的承担者以年长者为主。上海前几年刚开始推行社会工作发展时，就借助于年长者的经验来带领年轻人，比如社区矫正是从监狱局吸纳了一批有经验的临近退休的狱警，社区戒毒则是招募了一批年龄比较大的警察，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则是招募了一批年长的教师。三大社团在推进社会工作专业探索时，主要依靠年长的同志借助自己的丰富经验来督导年轻的社工。随着国内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大量设立，尤其是社会工作硕士点的大量设立，受过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并且持有社会工作资格证书以及社会工作学位证书的年轻人，开始陆续进入社会工作机构，督导队伍的转型和升级由此开始。二三十岁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社工开始成为督导，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社会工作督导队伍的平均年龄，另一方面使得年轻的社工开始对年老的社工进行真正专业的督导。高校系统同样进行了类似的转型升级，越来越多受过良好专业社会工作训练、持有海外博士学位、具有精湛服务技术的年轻教师进入高校，这些年轻人同样开始了对社工机构中的年长者的专业督导。这种年龄上的倒置逐步成为社会工作督导的常态，经验本身的影响力逐步让位于真正的专业影响力。总体来看，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社工因为知识结构问题逐步开始退出督导舞台，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未受过专业的训练但具备更多经验的社工正在努力登上督导的舞台，但是，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社工成长非常迅速，因为受过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同时具备国际化视野，这批年轻人应该会成为我国社会工作督导最可靠的有生力量。
与性别、地域以及年龄相关联的另一个督导要素是“面子”。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产物，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有很大差异。西方社会工作督导更多注重的是通过契约关系来推动专业成长，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化互动。若督导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有机互动，“面子”当然是督导过程中很难绕过的。从本质上来讲，督导关系的建立应该是在专业水平的高低之别的基础之上的，但实际督导过程的开展则离不开人情的关系运作。比如，一个年轻的女性社工来督导一个年长的男性社工，这里就涉及年龄、性别等多重关系，可能对督导关系构成潜在的挑战。如何能够有效地开展督导，“面子”就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考量因素。
社会工作督导是专业知识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问题解决的过程，但社会工作督导本质上更是人与人的情境性互动过程，督导的顺利进行并不仅仅基于单纯的知识传播，还需要依靠人情的交互。在实际督导过程中，一种督导风格非常理性化，非常职业化，把督导完全切割成专业开展的时间片段；另一种则是将督导融汇于日常的嘘寒问暖，于无形之中逐步化解各种难题。比较而言，前者督导风格显冷，后者督导风格显热。督导风格的选择没有绝对的非此即彼，但是，给督导做些人性化的包装，让督导的过程更加充满人情化的温暖，这应该是更受人们欢迎的。
跟面子相关的另一个督导影响要素是权威。督导毕竟是传播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权威会给督导带来更加强大的说服力，因此，权威的建立是必需的。阿尔弗雷德认为：“从情感上来说，我们不愿意承认即使是同行或同事，一旦从事督导工作，就会承担不同的工作任务和责任，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会变为督导员和被督导者的关系，但是，这种善意的曲解会使我们忽视督导工作中所固有的权威和权力。”[6]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政治权威的来源时提出过非常有名的论断，他认为，权威的来源有三个：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其中，传统型权威依靠世袭，克里斯玛型权威则借助于当事人的巨大个人感召力，法理型权威则是由法理契约所赋予。在我国，首批社会工作督导的产生基于年龄相关的经验而建立起了所谓的督导权威，但这是非专业性的权威，很容易受到专业化的冲击；克里斯玛型的督导权威的产生则依赖于超越普通社工的非同一般的个人魅力，这在社工领域中相对比较稀缺。目前看来，随着年轻一代社会工作者的成长，法理型督导权威逐渐被人接受，在性别、年龄、地域以及面子等众多相关因素的考量中，基于专业的法理型权威逐渐成为当下社会工作督导权威的主流，这也从侧面表明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逐步成熟。法理型督导权威的建立有助于社会工作督导逐步摆脱性别权力、地域权力、阶级权力、行政权力等非专业性权力的干扰，真正回归专业本身。
社会工作督导在具体开展工作时，除了性别、地域、面子、权威等影响因素外，往往还会受到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更多相关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要想成为一个好督导，不仅需要专业知识的充分储备，还需具备多元文化的敏感性以及反思性乃至批判性思维的训练。“社会工作督导者的工作重点是鼓励受督导者使用这四个层次（技术的反思、实践的反思、加工的反思、批判的反思——引者注），并保证真正的批判性反思是社会工作者和督导者工作技能的一部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绝非简单易行，他们日复一日地处理着案主复杂的家庭情景，应对着专业环境的变迁，并且要作出艰难的专业判断。批判性反思作为督导过程的一部分，将可以提供一个理性分析、专业判断和决策制定的基础。”[7]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工作督导设置中，督导大多被人为地设置成一种固化的岗位，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种督导岗位层级化的设置客观上起到的一个作用是突出了督导的重要性，强调了督导要比一线实务社工更加不易。国际上对于督导的定义也存在多种理解，但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督导者相当于机构中的更加重要的岗位人员。也正因为如此，成为督导尤其是一个好的督导的要求非常苛刻，不仅准入门槛非常高，而且，后续的提升同样非常重要。有人认为，成就一个好督导必须具备的主要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十点：
第一，充分的专业知识训练；
第二，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
第三，有督导他人的强烈意愿；
第四，有足够的督导他人的能力；
第五，对于督导机构的相关政策和工作程序非常熟悉；
第六，愿意与督导对象一起成长；
第七，获得相应的资质和培训；
第八，良好的职业道德；
第九，真诚、信任、尊重、关怀的态度；
第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以上十条涵盖了一个好的督导需要具备的主要修为。阿尔弗雷德经过对一线社工的大量调查，总结出来好的社会工作督导的基本特征是：“优秀的督导员是能施以援手的、方便接近的、和蔼可亲而又有才能的人。优秀督导员总的形象可以被勾勒为：技术上有能力、工作称职的专业人员，同时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技巧和良好的组织、管理技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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