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与中国金融业：2004-2006年度社科成果集

江彦等

任何一个商帮，如果没有自己的金融业，就难以形成一个贸易体系，难以为商业活动提供后援力量，也无法维持商业的长期繁荣。“宁波帮”的钱庄业自明清开始就已有相当的发展，鸦片战争后，宁波商人开始从典当、钱庄、银号等旧式金融业逐渐向银行等近代金融业转化。除银行外，宁波商人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当时新兴的金融行业中更是独占整头。与晋商、徽商相比较，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钱业资本的实力不可谓不雄厚，然而进入近代后，唯独甬商钱业势力能顺应时代潮流，依托外资势力，完成自身蜕变，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金融力量。

宁波商帮的钱庄业自明清开始就已有相当的发展，“信用最著，流通亦广”，其独创的“进出只登账簿，不必银钱过手”的过账制度以快速、方便而闻名全国。清同治年间，宁波即有拥资数万可以直接过账的大钱庄36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帮所经营的钱庄便执上海钱业之牛耳。当时上海形成的9大著名钱庄资本家集团中，宁波帮就占三分之二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上海外，宁波帮还在北京、天津、沈阳等地开设钱庄和设立分店，使全国各地钱庄声气衔接，形成一个巨大的汇兑网。

近代宁波帮经营的金融企业，其足迹遍及全国。从今天的地理位置来看，宁波帮钱庄业发展的重点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北京、天津、汉口等中心城市，因为这些区域在当时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心大致是由北向南转移的。由于明清皇朝所在地这一特殊因素，近代初期北京是当时全国开设钱铺最多的城市，至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家”。^[1]很早就有宁波人到北京开设钱庄，清康熙六年（1667），慈溪、余姚人已在北京创建银号和钱庄业的行会组织“正乙祠”。^[2]最著名的恒利、恒兴、恒和、恒源所谓的“四恒钱庄”，设在城内东四牌楼各路口，历史悠久，势力最大，多数由慈溪人投资。“四恒者，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3]据史料记载，“四恒”经营存放款业务，不仅为工商业融通资本，“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4]

天津位居华北要冲，是近代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据天津海关记载，天津开埠以后，“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其中不少人成为外商买力、，他们大都投资近代企业与金融业。严信厚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累了不少资金，又设源丰润票号天津分店、老九章绸缎天津分店，并开设物华楼金店，经营金银珠宝，营业发达，“十余年间，积资以百万计。”^[5]叶澄衷于1878年在天津开设老顺记分号，并附设信裕公司，专做军服，还兼营地产买卖，图得厚利。王铭槐不仅在天津从事地产买卖，还大做军火、军服及机器生意，开设胜豫银号于估衣街，对宁波帮在天津的商业活动起了一些推助作用。东陆银行是宁波帮（童今吾和贺德邻）在天津设立的最早的银行，以经营北洋政府财政部放款为主要业务。1920年，又发起组织明华银行，在天津设有分行。1926年童今吾与俞佐廷，将宁波钱庄长期放款作为股本，共同在天津创办中国垦业银行，由俞佐廷任总经理，童今吾任协理，取得钞票的发行权。1934年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在天津设立，屠培成任经理，张章翔任副理。中安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前为天津人所力、，于1949年让给张章翔，由张任董事长。

汉口地处南北连接的中间地带，较早发展成为中国南北交易的中心，也是近代宁波帮在华中地区活动的中心。1858年汉口开埠前，就已有许多宁波商人开展商业活动，更有不少宁波帮实业家在汉口开办钱庄。比如，镇海方家在汉口有设钱庄，慈溪董家也在汉口有钱庄。乾隆年间汉口成立了浙宁会馆，1909年改为宁波会馆。余姚人宋仪章曾任汉口义源钱庄经理，兼任汉口美国花旗银行买办。1931年宋仪章又开设震记钱庄，由他的儿子宋百传任经理。此外，宁波商人还在青岛、济南、郑州等地开展钱庄业务活动。

根据史料记载，宁波作为一个港口，由于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明清时期已经是浙东重要的商业中心和沿海贸易中心，并参与了中国东部沿海的长距离贸易。其船运业，南北货业和海产业等商业都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因而也需要经常调度金融资金，这样宁波商人在宁波本地也较早地创办了钱庄业。一般认为宁波本地钱庄业的兴办是开始于乾隆时期，当时的宁波“俗纤俭，工度著，拥巨资者，率起家于商，人习阵远，营运遍诸路，钱重不可贲，有钱肆以为周转。”当时钱庄的东家多是富商大贾，资财雄厚。在鸦片战争以前，宁波已经是长江下游地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因此，宁波帮金融业务早期的活动地域也以此为中心，其钱庄经营以宁波为基础，向周边地区扩展。

从今天对长江三角洲范围界定来看，其地域西起镇江，东临大海，北至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面积99698平方公里，包括上海市的全部，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城市。这个地域面积占全国的1%，但却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发展前景好的城市经济区，令实业家瞩目。在明清时期，这些城市相互之间由于地域相连，因此，经济上往来密切，已呈现出城市群的雏形。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历史原因，宁波帮商人与周边的这些城市不仅从血缘上有着亲密的关系，在经营活动中也有着稳固的关系。因此，宁波帮商人的足迹也遍及这一带。

杭嘉湖平原位于钱塘江一杭州湾以北，太湖以南，属长江三角洲南部，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近代以来，宁波帮实业家在杭嘉湖地区投资设厂，创办近代企业。其首要目标是杭州。20世纪初，在杭州就有很多宁波商人。《浙江潮》说：“杭州、温州，凡上等商社会，皆宁人也。”^[6]杭州钱业公会就由宁波商人发起创业的。仅在同治、光绪年间，在杭州就开有慎裕、豫和、庚和、阜生、阜源、和庆、元大、唯康、介康、寅源、崇源、仑源、堏源、聚源、同源、益源等近20家。^[7]比如慈溪的董耿轩家族在杭州开设阜生、阜源等钱庄。方介堂家族钱庄的业务也在杭州拓展，老方在杭州开设钱庄2家，小方开设钱庄1家。叶氏家族在杭州独资开设和庆、元大2家钱庄。秦润卿、王伯元创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在杭州也有分公司。方家的安康钱庄与嘉兴、湖州等地钱庄有业务往来。

属长江三角洲北翼的南京、扬州、无锡、苏州、南通等城市，明清时期经济发达，是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京商贸繁华，是宁波实业家经营的重要地区。宁波方家、李家、董家在南京经营钱庄。宁波商人孙敏豪、张韵楼、裘锌乡、陆焕章等人经营银号。1902年南京成立四明公所，1935年创建南京宁波旅京同乡会。在苏州、扬州、镇江等地，也有宁波人经营的金融企业。比如，中国王一保险公司在苏州有分公司，经营水险、火险、汽车险和邮企险。中国企业银行于1933年在苏州设立分行。1942年由秦润卿等人在上海发起的中国瓷业银行在苏州也有分行。方家的安康钱庄在扬州、镇江就有不少业务。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通商，外国资本云集、民间资本雄厚。因其条件优越，“自上海发达，交通日便，外人云集，宁波之商业，遂移至上海，故向以宁波为根据以从事外国贸易之宁波商人，亦渐次移至上海。”^[8]另外太平天国在浙东的战事，也促使大量的宁波钱商赴上海经营。上海在19世纪后半叶时，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从19世纪60年代起长期在50%以上，1907年以后虽然由于其他口岸的发展，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居全国第一，一般年份多为40%—45%。在外贸的带动下，到20世纪初期时，上海已经成为全国近代化进程最快的城市：它是全国近代工业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内（外）贸中心；它有全国最大的港口，有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城市设施；铁路和公路使它从陆路通往江浙以及更远的内地，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线，使上海通过水路与国内外相连。20年代龙华机场和虹桥机场的修建，又使上海进一步跨入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时代。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南北两大金融中心之一。国民政府执政期间，由于上海金融业界人士与蒋介石政府的联系，也使得上海的金融业获得空前的发展。

富于经商传统的宁波帮实业家，敏感意识到近代上海崛起的地位和作用，抓住上海开埠发展的机遇，抢滩大上海，先在沙船、商业，后在金融、工业、交通、房地产、医药以至文化教育等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在左右近代上海经济的贸易、航运、金融方面更是独占鳌头。根据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开埠至1937年，沪地仅宁波商人先后开设或出任经理的重要的钱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就有105家，创办重要工业企业101家，参与投资创办的驰名商号28家。与此同时，涌现出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周宗良、刘鸿生、孙衡甫、俞佐庭、蒉延芳、方液仙、项松茂等一大批著名企业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旅沪宁波人势力极盛之时，他们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基础，充分发挥其擅长经商的才能和优势，逐渐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在上海金融、航运等行业中，宁波人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以贸易为先导，金融为依托，航运为纽带，工业为基础的商人集团——‘宁波帮’发展成熟，并驰誉海内外。”^[9]

现代化的核心是资产阶级工业化。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的进步。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宁波商帮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主动以“领头羊”之雄姿率先开始向近代化转型。典当、银号、钱庄本是旧式封建金融机构，鸦片战争后，宁波商人开始从典当、钱庄、银号等旧式金融业逐渐向银行、信托投资、保险、证券等近代金融业转化。

五口通商后，外资银行纷纷进驻上海滩，“银行始初仅通洋商，外洋往来以先令汇票为宗，存银概不放息”。^[10]初期大部分中国商人与钱庄的关系远甚于银行，同时外资银行由于在内地并无分支机构，其汇兑业务反而要委托钱庄来办理。外国银行要扩展业务，必须适应市场与钱庄发生关系，因此钱庄庄票被外资银行广泛接受。“钱庄庄票能在洋行出货，外人极信赖之；银行钞票无此本能"。^[11]

然而，外资银行与钱庄的合作只是暂时的，其维系机制是在市场浅层发育时两者利益的共享性——银行拥有资金，钱庄掌握广泛的业务关系，彼此互补，各得其所。而待市场发育和竞争深化至某一程度时，这两种本质冲突的异质组合就会发生必然的分化。而且，由于规模、制度上的优势，外国银行在这种“合作”中处于相对的主导地位，当它在中国站稳脚跟羽翼渐丰时，钱庄的依附性就越来越凸显出来，也就越来越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近代经济生活。经营钱庄的宁波商人很快便意识到这种发展只是昙花一现，终将被近代银行所淘汰，因为钱庄机构分散、资金短缺、业务保守，只能适应前资本主义的贸易活动，远经不起金融风潮的袭击。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社会对于通过银行获得大规模融资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对新兴事物素极敏感的宁波商人于是积极投身其中，开始主动向近代银行业转化和渗透。

宁波商帮虽然产生于明末，但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急剧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环境之中迅速崛起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对外开埠和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大量涌现，为宁波商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标志着国内的大宗贸易和埠际贸易正面临着一个从传统的以内陆贸易为主向沿海贸易为主的转化，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从内陆走向沿海的历史方向和必然趋势。宁波商帮顺应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以创新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积极适应环境，顺乎历史潮流，积极投身于近代工商及金融业活动之中。

宁波商人较早涉足买办业，拥有众多买办是宁波商帮的一大优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以上海为中心，活跃在各通商口岸，势力遍及全国各地的宁波籍买办群体已经形成，成为全国最大的地域性买办群体。宁波帮买办的资金积累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从事买办业成为近代宁波商帮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但宁波籍买办在早期现代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就体现在他们不仅富有，而且他们愿意投资于新式企业。他们和西方人直接而广泛的接触使他们比任何别的阶层的人都更能看到从事新式企业的前途，认识到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性。于是他们积累的这些财富，就被广泛地投资于近代工商业、航运业和金融业，使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

宁波籍买办不仅投资，而且还把他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带进了企业，他们因而成为新的工商及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行家里手，这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转型同样是关键性的。因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否定了企业家的能力和作用，就会阻塞经济进步的道路。”^[12]宁波帮的工商及金融企业通常都配备了最新式的设施，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成功地使用了合股制度和掌握了保险、合同法和有限责任等所有对当时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概念。这些优势是当时中国别的阶层的人所不可能具备的。

在经营近代工商及金融企业的过程中，宁波籍买办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顺应时代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领域，同时努力吸收西方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同时也起到了抵制洋商和消分“洋商独擅之利”的作用。宁波籍买办在资本的转化的过程中，为经济变革提供动力，促使传统的经济制度向现代转化，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设是国人自办银行之嚆矢。在该行兴办管理中处处闪现着宁波商人的身影。通商银行的3位总董叶澄衷、朱葆三、严信厚均为闻名上海的钱业巨子，掌握实权。先后担任通商银行总经理（华大班）的陈笙郊、傅筱庵亦是宁波帮钱业中的头面人物。同时上海南市分行经理也由镇海籍方椒伯担任。^[13]

1908年，以虞洽卿、朱葆三为首的宁波帮又投资设立四明银行，这是一家完全由宁波商人投资的银行，被视为宁波帮的金融根据地，慈溪籍金融家孙衡甫长期担任该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四明银行因发展迅速、信誉良好而成为上海最重要的14家银行之一。

中国垦业银行是宁波商帮创办和经营的又一家著名银行，由慈溪商人童今吾发起成立。他与天益钱庄经理镇海人俞佐庭合伙，利用宁波本地钱庄长期放款作为大部分股本，并取得钞票发行权。孙衡甫曾一度出任该行董事长。1929年，慈溪秦润卿、王伯元接手后，采取稳步发展的经营方针，陆续成立了储蓄所和地产部、信托部，业务蒸蒸日上，成为上海银行业中的佼佼者。

宁波商帮利用原有的钱庄基础、熟悉的金融业务及各种人事关系向各银行实行渗透，以掌握实权。当时较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等主要权力就掌握在宁波帮手中。宁波帮周宗良、叶琢堂等曾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余姚人宋汉章曾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镇海人盛竹书，曾任交通银行分行经理、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并曾一度当选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镇海蒉延芳曾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地产部经理；宁波人卢学沛，曾任浙江实业银行常务董事。另外如陈圣郊、胡稑芗、李寿山等也都是著名的宁波帮银行家。

宁波商帮通过投资新式银行，加上原来在钱庄的实力，金融势力大增。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0%以上设在上海，宁波帮参与投资、创力、、管理的几乎涉及上海所有的重要银行，“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之匹敌者”，获得“江浙金融集团的支柱”之美誉。正如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调查报告中所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14]

除银行外，宁波商人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当时新兴的金融行业中更是独占鳌头。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上海第一家华人自办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1年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成立，朱葆三担任董事长，俞佐庭等人亦任显职；1936年慈溪人孔颂馨创立东南信托公司。保险业中，宋汉章出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近20年，堪称保险业的元老；其他由宁波商人创办或经营的华兴保险公司、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等，在中国保险史上均都占有一席之地。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上海开埠至1937年，宁波商人在沪地先后开设或出任经理的重要的钱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就有105家。^[15]直到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钱庄仍有11家，银行17家，证券14家，保险5家金融为各业血脉之所系，要发展事业，首赖资金的周转灵活。金融机构的相对齐全意味着功能的相对完善。宁波帮正是掌握了这一点，以转型后的钱庄和银行为后盾，充分利用资金投放的优势，促进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宁波帮商业、钱业互相为用，以钱业支持商业，商业资金调度灵活。正因为宁波帮具有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的特色，使得宁波帮在商业经营中占有资金上的优势；正因为有银行为之融通资金，宁波帮因而声势日盛。(www.xing528.com)

鸦片战争前，宁波商人还只能算是旧式商帮。随着对外开放，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宁波商人充分利用身处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地带的地理条件和对外贸易的先天优势，纷纷涉足新兴行业（特别是对外经济活动）迅速壮大了自己，成为近代中国较早接触与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士，由此获得许多近代企业管理知识和开拓市场的经验，使宁波商帮拥有了众多通哓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的人才，为投资近代金融业和近代工商业创造了优于其他商帮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宁波商帮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扬长避短，使自己的优势产业——沙船业向航运业转变，传统钱庄业向近代银行业传型，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相结合，迅速由旧式商帮转化为近代企业家群体，这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转型同样是关键性的。

银行是最重要的现代金融机构，它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宁波帮的实业家对银行的理解比晋商等其他商帮要深，而且行动积极。山西商帮（山西票号）对近代银行兴趣不浓，可是宁波帮实业家却能顺应形势，把握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以积极、能动、进取的姿态，办新式企业，投资近代银行。由此可窥见宁波商帮能在晋商和徽商之后迅速崛起并经久不衰之根源。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财富的数量，更在于其使用方式。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进入近代社会，宁波商帮在旧式钱庄（票号）制度向现代银行制度成功转型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的转化。而徽商的商业资本雄厚，却停留在流通领域里，未能向产业资本转化。同样，晋商由于其深层制度因素墨守成规，其票号（钱庄）没有及时地向近代银行业发展。故而徽商和晋商的衰落在所难免。

徽商成功的捷径之一是傍靠封建统治者，通过权钱交易，获得垄断经营权，从中牟取暴利。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徽商没有把握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积极应变，依然走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老路，将大量的商业利润转向购置土地；搞奢侈性消耗。王廷元分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进入近代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沿海地区的大商人知道欲求增值资本，必须把商品经济和产业经济结合起来，投资于近代企业，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徽商的商业资本虽称雄厚，但始终停留在流通领域里，很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因此，随着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跟不上历史发展趋势的徽州商帮，其衰落也就势所难免了"。^[16]

晋商在明代依靠政府实行“开中法”而迅速崛起。清军入关后，清政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诸如平定三藩六乱、平定嘴尔丹和大小金川叛乱、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等等，都得到了晋帮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晋帮随之进一步发展。山西票号创立后又为清廷承担起代垫代办汇兑军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等业务。正是通过与官吏和政府的结托，大揽政府金融业务，获得丰厚的利润。遗憾的是晋商未看到西方经营方式和经营思想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冲击，故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多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张正明指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17]

宁波商帮在中国近代钱庄、票号、典当等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制度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居特殊地位。在整个中国金融业发展历程中，正是由于宁波商帮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成功实现了向近代金融业的转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建立起现代金融制度，并采取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及组织制度创新，从而使宁波商帮能够在中国近代迅速崛起，不断发展和壮大。这一点，也正是宁波商帮与中国近代史上其他商帮（如晋商、徽商等）的重要区别之一。晋商和徽商，虽然在我国历史上曾辉煌一时，但在近代走向衰亡。当代宁波帮遍及海内外，通过自身经济和金融业务的广泛开展，极大地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转型后的宁波帮在组织机制上，较晋商、徽商更为先进。晋商以血缘、宗亲为基础，徽商以地域为纽带，而宁波帮则是建立在更为广泛先进的地缘、业缘和血缘基础之上。转型后的宁波帮在经营理念上，体现了现代信用思想，是在中国传统金融业务中使用信用抵押的先驱者。与之相比，晋商、徽商的经营活动中，更多表现为传统的“儒道经营”特色的商业道德，这种简单的诚信是封建旧式层面的“义”“信”观，不能够适应商品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晋商、徽商与宁波商帮在经营中，都选择了股份制方式。但从深层次的公司治理来看，转型后的宁波帮立足于现代投融资机制，较早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思想。因此，宁波帮也是我国最早筹建和参与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及信托市场的商帮组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等其他商帮相比，在中国近代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主动地实现了“两个转化”，即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的转化和旧式钱庄制度向现代银行制度的转化，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化也是宁波商帮得以后来居上、能够兴盛发展的主要根源。同时，宁波商帮在资本的转化过程中，为经济变革提供动力，促使传统的经济制度向现代转化，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注释

[1]清档，御史祥璋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奏折。

[2]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业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3]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4]崇弃：《道成以来朝野杂记》，转引自叶世昌：《从钱铺到钱庄产生》。

[5]沈雨梧：（浙江近代经济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6]匪石"《浙风篇》，《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

[7]孙继亮：《民国时期杭州钱庄业研究》未刊稿。

[8]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根》1906年第12期，第3页。

[9]李城：《宁波人在上海经济领域开拓企业的历程》。

[10]《中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84年1月12日）。

[11]马寅初：《银行之势力何以不如找庄》，《东方杂志》23卷4期，1962年2月。

[12]转引自找小明：《论近代的上海企业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8辑，第89页。

[13]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0页。

[14]《宁波帮企业家的找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

[15]（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16]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

[17]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