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全军
从起源上看，都市化（urbanization）的理论和实践源于西方，作为一个具有交叉学科特点和较强现实意义的研究范畴，众多的学者都对都市化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对其内涵的界定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不同领域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切人点来理解都市化的概念：地理学家强调农村向都市转化过程中的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人口学家强调乡村人口向都市的聚集程度；经济学家强调从农业向非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1]综合起来看，西方的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把都市化理解为都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扩大的过程，美国的沃纳·赫希就持这种观点；其二，是把都市化理解为都市数目的增加和都市在国家生活中作用的提高；其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角度来解释“都市化”，认为既要从都市化所体现的生产活动的集中过程、交换过程来理解都市化，也要从都市化所体现的特殊社会关系来理解都市化，[2]前苏联学者斯捷潘年科的二重性定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四，是从内容来理解都市化，日本学者山田浩之就认为都市化不仅是城市人口比重增加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关系变化的过程，即是城市生活方式的不断普及、深化和扩大的过程；[3]其五，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都市化，在这一分析范式下都市化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变迁，其进程不仅体现为表面的数：量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增长的动力机制或制度安排上。
在我国，“都市化”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关于它的定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三科：其一，是结果论或数量论，即把都市化定义为都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在这里“都市化”被理解为一个名词，用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才算实现了都市化；其二，是过程论，即把都市化定义为都市和都市人口增加的过程，这是我国关于“都市化”概念的主流思想，但由于“过程”的具体内容不同，不同的学者或流派给出的定义又稍有区别。[4]其三，是狭义和广义区分论，狭义的都市化是指都市数量的增加和都市在国家生活中作用的提高；广义的都市化则既包括城市功能的调整、人口分布与空间结构新形式的形成，又包括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5]
同时，都市化的词源词urbanization在我国除了被翻译为“都市化”外，还常常被翻译为城市化或城镇化，并在学术论著及其他各种场合中被频繁用来替代或等价于都市化的使用。但事实上城镇化或城市化与都市化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从城市化来看，这是一个被中西方普遍认可和使用的概念，但它不能等同于都市化。一方面，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与都市的内涵是不同的，城市的出现是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和商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物质、资本、公共设施的大规模集聚与转移的结果；而都市则是城市发展的晚近形态，它是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紧密相关的，虽然现代的都市本身也体现了城市所具备的人口、公共设施集中等诸多特点，但是都市更多地强调了其在“大城市”、“城市带”的发展中向着“全球城市”方向发展的现实。因此，都市是以城市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与城市相比，其具有更大的规模，更强的辐射与拉动功能，意味着更深刻的城乡关系的变迁。另一方面，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内容也是不同的，如果说城市化主要以“生产”为中心、以“集聚”为特征、以城市功能的日趋复合化为方向的话；那么，到了都市化阶段，伴随着“城市带”、“城市群”的兴起，则出现了以“消费”为中心，以“扩散”为特征的新质，其强调的是城市的辐射功能及其拉动作用。其次，从城镇化来看，这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主要源于人们对中国国情的强调，一些学者认为，虽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发展大中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进城的途径实现了国家人口和经济的都市化，但广大农村地区落后于城市的局面并没有消除，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都市病”；而中国的农村人口又特别庞大，中国的都市化不能仅靠发展大中城市来实现，而应在农村地区建立大量的小城镇，把广大农村人口转移到这些小城镇来。所以，在中国式的都市化过程中小城镇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官方和学界也对“城（镇）”赋予了更多的热情，经常用“城镇化”概念来代替“都市化”概念。
由此可见，都市化是一个不同于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概念，作为一个以“消费”为中心，以都市文明的“扩散”为特征，以“城市圈（带）”、“城市群”为表现形式，以城市引导、聚集、辐射、示范功能的发挥为内核的多景观综合转换与变迁的动态过程，都市化不仅强调人口、土地、产业等显性要索的“都市化”，同时也强调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制度体系等隐性要素的“都市化”，而且比较起来，对于都市化的内涵而言，后者往往更为深刻、本质，意义也更为重大。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都市化的水平的衡量，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一些人口、产业或土地景观的测度，而应该在这些定量指标的基础上，关注于都市化内涵中质的要素的把握。
都市化运动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当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世界都市化”时代，我国业已进入了都市化的加速发展期，在这样的国际与国内背景下，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高的沿海开放城市，宁波地区的都市化现状究竟如何呢？其中还存在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从都市化的历程来看，建国以后，宁波的都市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到1977年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宁波被列为海防前哨，基本无工业投入，浙江省建设的骨干项目主要集中在从杭州到衢州的浙赣铁路沿线地区的城镇，从而使得宁波的都市化运动丧失了支撑的基础和推动的动力，其都市化率与同期的全国都市化整体水平上升的态势正好相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第二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宁波的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国家产业布局也开始了调整，浙江省新建的大中型项目逐渐转向具有交通和区位优势的长江三角洲南翼地区，其中镇海、北仑深水大港的开发和滨海重：化工业基地的形成，以及由此带动的十余个亿元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的建设，使得宁波中心城市的实力大为增强，市区的范围扩展到镇海和北仑，并从普通的地级市升格为副省级的中心城市，这极大地提升了宁波的聚集功能和辐射效应。[6]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宁波的都市化运动进入了加速期，其都市化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从量上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宁波都市化率年均递增1个百分点左右，到1985年开始跨入都市化加速发展的门槛，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都市化发展明显加速，势头强劲，年均递增1.9个百分点左右。
那么，与同期的宁波工业化水平相比，宁波的都市化水平是“超前”还是“滞后”呢？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有分歧或纷争的存在，因为对“都市化”的不同理解和对都市化率的不同统计方法会带来不同的答案。
都市化率大约在32%左右，这一水平也明显滞后于宁波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再次，如果把都市化按照“城镇化”来理解，宁波的都市人口除了包括城市和城镇人口两部分以夕卜，还包括大量在乡镇企业和城市其他行业打工的农村劳动力，这时候城市人口约为280万左右，宁波的都市化率大约在50%左右，这与宁波的工业化水平和现代化进程相比同样还是略显滞后。[7]
总之，工业化是都市化的基础，都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宁波的都市化进程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统筹质和量两个维度来考量，目前宁波都市化的整体水平滞后于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且由于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的地区之间的都市化进度也不均衡，比较而言，经济相对更为发达、区位优势更为明显的邮州和余慈地区的都市化条件更好、水平更高。其次，从发展阶段来看，当前宁波正处于都市化的加速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突飞猛进，二、三产业比重日益扩大，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同时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城市，短期内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以及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迅速改变了当地产业结构，有力地推动了区域产业与人口非农化水平的提高。所以，这一时期宁波的都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作用、共同推进，都市化战略成为当前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和主要的拉动力量。
面对着风行世界的都市化运动，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的都市化运动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非农业人口不断增长，二、三产业比重日益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越来越好，而且都市文明对乡村地区的带动、影响和渗透也越来越深，城乡分割的鸿沟正日渐缩小。但与此同时，当前宁波的都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关于都市化的认知与理念上存在着误区，这导致了“人口都市化”、“政区都市化”和“土地景观都市化”等观点的盛行，极大地损害了宁波都市化进程的健康推进。其次，是受城乡分割的二元体系的影响，宁波的都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的现象。一方面，中心城市空间狭小，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城市病”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乡村非农产业布局分散，小城镇遍地开花，规模过小，无法形成相应的城市功能，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浪费严重，“农村病”日渐突出。第三，是“泛都市化”现象严重，如上文所言，如果仅从土地景观来看，宁波的许多乡村与城市的区别已经不大，但就内涵而言，由于居民索质、制度支撑以及人口迁移之后的职业与生活方式转换的不到位，许多已经“都市化”的乡村地区与城市之间仍有着显著的区别。第四，是缺乏对都市化进程的统筹规划，跨行政区域之间的都市化协调性不足，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结、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缺乏有机联系。第五，是相关的制度建设滞后，配套的户籍、土地、计生、社保等政策没能跟上，极大的阻碍了都市化进程的推进。第六，是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功能和形象培育乏力，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周围地区尤其是行政辖区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引导、聚集、辐射和示范作用。第七，是产业结构尚需优化，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农业经营方式向现代化、商品化、外向型传换的力度也还需加强。
从现有的理论文献和实践经验来看，当今世界上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一个是“集中一分散”式的都市化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多是采用这一模式，先是集中式、圈层式发展，然后是以“卫星城”、“城市带”为特征的“逆都市化”；另一个是“城乡融合区”式的都市化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是采用这一模式，在这一模式下，通常会有一个由一个增长的城市中心、一个以通勤方式与城市保持一定距离的城乡接合带和一个沿着交通干线形成的走廊地带所组成的城乡融合区，其中城市与乡村联系密切，城市居民和乡村村民有着各种各样的亲缘关系，农业和非农业活动高度混杂。[9]
那么，宁波区域的都市化究竟应该选取什么样的路径呢？客观地说，都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其演进路径的选择要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未来宁波都市化发展战略的制定既要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本国其他区域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而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或其他区域的模式。综合起来看，在其推进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一）在宏观方向的选择上，宁波应该坚持相对集中和适度分散相结合，走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所谓的“相对集中”既是都市化的本意，也是现代经济发展强调集约化的必然，在这里它既包含着大城市的适度发展，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引导、聚集、辐射和示范作用，也包括小城镇的相对集中、归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路径选择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经济蓬勃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富余，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增长不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国传统的“小城镇，大战略”的都市化战略与现实相悖；另一方面，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大都市的作用不可替代，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宁波要想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谋取一席之地，必须要有更多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中心城市的涌现；同时，宁波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适度的集中不仅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也有利于城市土地和基础设施利用率的提高，产生规模效应。
而“适度分散”则有两层含义：首先，针对宁波的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尤其是宁波市区中传统的“老三区”人口密度过大、环境质量下降、“城市病”严重的问题，要通过有计划的旧城区改造和新城区的规划来实现其规模的扩展和内涵的提升；其次，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后，都市人口也会有一个重新向外分散的过程，宁波要走组团式的都市化道路，建立起一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副中心城市为依托，中心镇为纽带，一般集镇和中心村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交通为纽带的走廊式的“城市带”和由多个大中小城市共同构成的多中心的“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就是一种既相对集中又适度分散的现代城市化发展道路，其在西方日益受到青眯，未来宁波都市化进程的推进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发展模式。
（二）在发展战略的内容构建上，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做好全球化时代宁波各个层次城市（镇）的战略定位。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都市化”和“都市世界化”二者并进，宁波的都市化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握这一特定的时空背景，做好宁波各个层级城市（镇）的科学定位，只有这样宁波的城市数量和质量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城市文明的示范和辐射效应才能有质的飞跃。其次，要做好生态化时代各级城市（镇）的规划设计。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城市规划不仅是一种空间物质形态的布局，更是人类理性和文化的投射和体现，如何才能将城市的空间、体系结构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已经成为当代宁波都市化进程中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第三，耍做好信息化时代各级城市（镇）的运行管理。工业化时代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方的分散式的管理模式显然适应不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要求，如何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科技和信息手段对城市进行系统管理，以解决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与现代城市生活质量要求不相容性的问题是宁波都市发展中又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第四，要做好市场化改革中的城市基础建设。应充分借鉴西方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有益经验，通过社会化、市场化的改革之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旧格局，推进其体制、机制和投资方式的整体改革，是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和城市质量的必然要求。第五，要做好“后建设”时期的各个层次城市的功能开发。“后建设”作为一种时间之“后”，既是指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完成之后城市进人到了功能开发这样一个特定阶段，也是指“世界都市化”时代里后发展中国家制定都市化战略的一个特定背景，同时更是人类对建设本质的“元”思考，即都市建设与发展的根本理念、目标及推进思路的特定思考。[10](www.xing528.com)
（三）在具体路径的选择上，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强化整个区域都市化的规划和协调，以构筑现代化大都市为重点，突出中心镇建设，规划控制一般城镇和中心村，走组团式的都市化道路，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和实现。二是要进行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调整，和谐经济结构中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为农村人口迁移之后的职业转换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够真正融入都市文明中去。三是要加快宁波综合交通网的建设，为宁波都市圈和城市经济圈的形成搭建桥梁和纽带。四是要加快和深化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为宁波的都市化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要不断地深化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制。五是要加强农村科教文化事业发展，坚持都市化的推进与社会文化变迁同步。
总之，作为一种城乡经济社会关系变化的特征和趋势，都市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以逆转的潮流，但都市化进程本身并不存在着固定的路径和普遍的模式，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其都市化水平与演进路径的差异，应在一定区域范围统筹规划的基础上，鼓励市、县（市）、镇、村开展各种切合实际的战略创新，进而逐步将一些行之有效地方性经验规范化，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创新模式。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注释
[1]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
[2]阿，弗·斯捷潘年科著，姜典文等译：《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市》，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3]杜闻贞“城市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4]曾赛丰：《城市化定义刍议》，《湘潭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5]阿·弗·斯捷潘年科著，姜典文等译：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市》，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6]车王呜、陈晓平、陈秋晓：《浙江沿海都市连绵区分析》，http：〃www.plansky.net。
[7]上述各个类型的人口统计数字均来自《2005年宁波统计年鉴》。
[8]宁波市政府调研论文《宁波城市化发展阶段和战略推进的对策研究》，《宁波发展论集（2002）》。
[9]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
[10]章仁彪：《中国的城市化：大城市马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同济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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