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籍音乐家群体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沈浩杰

“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始终是与教育的发展相结合的，这是我们在新音乐史上可以看到的历史特点；而这一特点在第一代音乐家的开创性活动中便已鲜明地表现出来了。^[1]

我国专业音乐院校的发端，是以1927年上海国立音专的成立为标志的。建校之初，人才储备是战略课题。当时的师资特点是，留学归国者和外籍教师是师资结构的两大主体。宁波人留洋者甚多，且在利用庚子赔款留学海外的少数几位音乐家中就有两位是宁波籍人士（应尚能和赵梅伯）。回国后，他们自然成了上海国立音专初创时期的生力军。

1931年8月，回国后的应尚能（奉化人）受黄自邀请，被聘为上海国立音专的声乐教师，自那时起，他便成为中国第一代声乐教师，担当起培养中国第一批新式声乐专业人才的历史重任，他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早以欧洲传统唱法教学的导师之一。

1940年暑假，国立音乐院在重庆青木关成立，应尚能作为该院的筹建人之一，被委任为教务主任。由于办学条件艰苦，应尚能不辞辛苦特地到香港联络沦陷区上海的旧友，邀请他们赴重庆任教，在大后方创建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后来，国立音乐院分院在松林岗成立，他又被聘为那里的声乐教授，继续培养声乐专门人才。

赵梅伯（奉化人）是第一位留学欧洲学习声乐的中国人，1936年回国后即被鸣为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系主任、教授。上海沦陷后，赵梅伯赴西安创立西北音乐学院，井接纳同样不满汪伪政府而去西北的上海国立音专的进步师生担任教员，西北音乐学院自1943年建立到1946年停办，时间虽短，但它对西北地区的音乐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46年，因兴办西北音乐学院成效卓著，赵梅伯与徐悲鸿同受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之命，赴北平重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赵梅伯在短短一两年之内，将艺专音乐系办得有声有色。1949年，他赴香港“拓荒”，并于1965年创立香港正规训练音乐人才的最高学府——香港音乐学院，并任院长。赵梅伯在香港的二十年成为“港人之幸”，因为他与留港的上海音专同仁们为香港荒凉的文化带来了音乐的繁荣。

鄞州籍作曲家陆仲任，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创始人.早年受教于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等教授，1948年任香港永华电影公司作曲兼香港音乐学院院长。1950年，他放弃了香港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毅然回广州参加筹建广州市文工团，并任团长。在这之后，他立志在广州建设专业音乐院校，他从国内音乐文化教育水平的地域平衡和民族音乐文化建设的角度，竭力游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同志，并得到了支持。终于在1957年，他被任命为广州音专筹备组主任、业务副校长兼作曲系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于1982年任广州音乐学院第一副院长。1985年音乐学院改名“星海音乐学院”，陆仲任退居二线，并由镇海籍著名作曲家施咏康教授继任副院长。

宁波籍音乐家施展才华主要在专业音乐院校，尤其是上海国立音专（即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下面试以学科分类阐述宁波人的贡献。

要谈现代中国的声乐开拓者，当属胡周淑安、应尚能、赵梅伯，后两者皆为宁波人。

应尚能刚到上海国立音专时，学校十分重视“国语独唱”，于是他创作了《梨花落》等一批中国艺术歌曲，为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积累了最初的经验。应尚能的论文——《我的声乐经验》阐述了声乐教学的原则以及在教学中对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要求，既明确又具体，是十分宝贵的声乐学术成果。应尚能的声乐著作——《以字行腔》，是他四十年学习、研究欧洲传统唱法，并结合民族语言特点撰写的声乐理论专著，同时也是作者认真探索“声乐民族化”取得的宝贵成果。

早在1933年，赵梅伯已应萧友梅之聘担任国立上海音专声乐系主任，1936年7月19日，赵梅伯由美返国就职。

赵梅伯对学生循循善诱，渐渐导入正轨，不但培养了葛朝祉、郎毓秀、郭淑珍等日后蜚声中国声乐界的三十多位名教授，而且还把从欧洲带来的很多从未在中国面世的音乐作品交给学院，并付诸音乐实践。

教学改革上，赵梅伯曾在北平艺专期间推行一种新的教授方法，形同现今的导师制，每位教授分别指导几位学生，并在国内首度以公开考试制度与其配套，学期末可以公开检验教师的教学成果与水平，这使得师生们产生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因此教学成果非常显著。

赵梅伯是受过欧洲严格正统音乐教育的先行者，是稀有的能把声乐与合唱指挥的技能联为一体的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能贯通声乐理论与发音技巧，有着深厚音乐阅历，通晓各种音乐形式的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赵梅伯去了香港，他的弟子从此担当起建设新中国声乐事业的重任，葛朝祉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葛朝祉（鄞州人）于1941年8月从国立音专毕业后，首先受聘于私立上海音专。1946年，任国立音乐院分院声乐系副教授。1951至1979年间，他先后两次出国深造和考察学习，1982年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多年来，他对美声唱法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并形成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

他认为，对声乐人才的培养必须注意全面发展，既要把嗓子“锻造”成性能优良的乐器，又要用各种音乐、文化的知识去充实他们的头脑。知识贫乏、音乐基础不扎实的学生是成不了真正优秀的歌唱家的。有些声乐学生，只注意拔高音域，追求声音的“响”、“亮”，而不注意音准、节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要求，这肯定不行。

欧洲唱法是人类所发现的运用和支配发声器官的方法和体系之一，比较科学、系统，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因为这是外来的方法而加以拒绝。此外，每一种唱法都有它的品性和范畴，我们绝不能将它混淆，而对其提出不合情理的要求，事物是运动的，任何一种唱法都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都得往前发展。

1979年7月，也就在葛朝祉教授出国考察期间，美国伊斯特曼大学音乐系主任，终身教授斯义桂（奉化人）随美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我国，这位被赵梅伯誉为“唯——位在世界上有地位的中国歌唱家”，可以和俄国伟大的男低音斯克里亚宾相提并论的斯义桂，在上海音乐学院作了近半年的讲学，他被认为是诸多外国专家中学识最渊博、态度最认真、效果最明显的一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声乐教育工作者、演员都来听他的课，上海电台全程录音。尽管当时中国声乐界学术观点分歧严重，但经过这次讲学，斯氏为中国声乐界理清了美声唱法正确声音概念的脉络，声乐人士都为斯义桂的学术观点所折服，并尊称他为“老宁波”。

这是中国声乐学术界的一次拨乱反正，在现代中国声乐教育史上影响深远。

吴乐懿（鄞州人）是中国第一代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1950年赴法留学。回国后，积极投入上海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建设，在担任钢琴系主任期间，她利用集体的智慧，团结钢琴系教师，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教学改革。多年来，她为国家培养了李其芳、秦莹明等著名钢琴家。是中国钢琴界资格最老的钢琴教育家和演奏家之一，也是中国的法国钢琴学派代表人物。她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钢琴学会会长。

提到中国的钢琴教育，就不能不提周广仁。周广仁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是第一位在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的中国人，当今中国钢琴界公认的领袖。她首次引进了钢琴演奏的重量弹法，使很多人从僵硬的手指运动中解放出来。这一理念的推广和深化，是中国钢琴教学及演奏领域的一次革命。她还首创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使中国的钢琴文化颓势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

为了尽快消除我国东西部钢琴教育的差距，她被一位学生的诚意所打动，破例收其为徒，这就是当今中国钢琴教育界名声显赫的但昭义教授，他是周广仁重量弹法的直接受益者。他曾培养了像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李云迪等一批很有实力的钢琴家。

学术研究的薄弱一直阻挠着中国钢琴事业的发展。为此，周广仁创立了中国第一本钢琴综合性学术刊物——《钢琴艺术》，成为中国钢琴学术研究领域唯一的权威刊物。可以说，周广仁所作的贡献是全面开拓、持久深化，她的影响力在中国钢琴界已至最高境界。

在周广仁之前，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由朱工一担任，他德高望重，技艺精湛，把毕生精力都投在了祖国的钢琴教学和表演事业上。朱工一不但要求学生加强音乐艺术的修养，而且还要求重视其他人文学科的学习，唯有如此，才能对音乐作品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从而通过全面的技术进行完美的“二度创造”。他的格言是：”要做一个钢琴表演艺术家，不要做一个钢琴技艺匠人。”

从教四十年，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钢琴演奏和教学人才，其中不乏在国际著名大赛中获大奖的，如鲍蕙养、郭志鸿、杨峻、吴迎等。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沨毫不夸张地称其“对我国钢琴教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在朱工一从事钢琴教学四十周年音乐会后，题词：“您的劳绩不可磨灭，您的名字将载入祖国的音乐史册。”他被中国音乐界誉为“乐坛巨星”。他从未留过洋却实力超群，与吴乐懿同为中国钢琴界集钢琴教育家、演奏家于一身的凤毛麟角的几位。

除此之外，还有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兼钢琴系副主任李名强、原钢琴系主任林尔耀、钢琴教育家洪腾、应诗真、钟慧、金迪善等教授，也为国家培养了像江天、李坚等诸多优秀的钢琴家和钢琴演奏教学人才，如果把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中国钢琴事业默默奉献的点点滴滴汇聚起来，恐怕已是一条浩荡的江河了。

中国早期的音乐理论及作曲家极少，且多集中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九大音乐学院的主要学术骨干基本上是经过上海国立音乐院（后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而后才奔赴各地播种。

陆仲任先生曾师事萧友梅等名家，作有《阿细跳月》等45首各类体裁的音乐作品，及《歌曲写作》、《器乐曲写作》、《广东音乐音阶调试》、《五度协和与民歌旋律》等多部著作和论文，对岭南音乐和广东音乐的系统性理论性研究和教学颇有建树。

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施咏康专攻作曲与音乐理论，在配器领域造诣精深，曾培养了陈燮阳、陈钢、王酩等赫赫有名的音乐家。1983年，任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主耍作品有《第一弦乐四重奏》、交响诗《黄鹤的故事》等数十首，曾为电影《今天我休息》、《三毛流浪记》、《羊城暗哨》等作曲。发表论文《谈创作中民间素材的运用和发展民族风格问题》等多篇。学术专著《管弦乐队乐器法》和《管弦乐配器法》影响较大，前者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已经五次印刷，是当今中国专业音乐院校使用最多的作曲专业教材。

胡登跳（宁海人）于1949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贺绿汀等多位教授学习欧洲传统音乐课程。大学期间，他就用心吸收民间戏曲的养料，这为他毕业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民间音乐作曲及理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留校任教后，他协助黎英海教授创办戏曲作曲专业，1956年民族音乐系成立，他任民乐作曲研究室主任，1965年胡登跳任民乐系主任。培养了唐朴林、何昌林、陆在易等一批著名作曲家。

江明惇（奉化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导。曾任该院党委书记、院长，是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82年，他所著的《汉族民歌概论》是一部较系统、较完整、有独立见解的民歌论著。此教材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教材奖。

樊祖荫（余姚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导、《中国音乐》主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权威专家，曾任该院院长。发表了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200余首（部）；各类学术论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等十来部。1995年《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获文化部优秀教材二等奖，并在国内外音乐学术界引起轰动，它使“中国民歌没有和声论”站不住脚。2005年《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获文化部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因在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十部文集成志书”的领导、组织、编纂、出版工作中的成绩突出，为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做出了特殊贡献，他被文化部授予“特殊贡献个人奖”。

杨今豪（鄞州人），天津音乐学院院长，音乐活动家、作曲家。1942年考入国立上海音专，随佛兰克尔学作曲。曾参加组织新音乐社上海分社配合当时的学运、工运，开展全市的歌咏运动。作有《集体的力量最坚强》、《这日子已经来到》等数十首革命歌曲.新中国成立后创作有民乐合奏《丰收序曲》、大合唱《农村新歌》、《新六号门》等。有译著《现代和声技巧》等。在天津音乐学院长期进行《和声学》、《即兴伴奏》等课程的教学。

如果说施咏康为中国西洋乐器法、配器法教材编著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作为管弦乐的半壁江山——民族管弦乐的配器法则是由胡登跳来承担重要角色的。1982年胡登跳所著的《民族管弦乐法》打破了西方以弦乐为基础的管弦乐配器法，总结出了以笛子、二胡、琵琶三种音色、点线结合为基础，强调打击乐器和弹拨乐器在乐队中作用的独特手法，填补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配器理论专著的空白。

管弦乐中，小提琴是头等重要的乐器，而第一位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家，是当今中国乐坛首屈一指的小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俞丽拿（鄞州人）。早在少年时期的1960年3月，她带领几位同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四重奏组，并为其倾注了她几十年的心血。重奏组在国内外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崇高荣誉。

俞丽拿的教学成果惊人，在1992年首届国际柴可夫斯基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中，她的学生、年仅11岁的潘依琼获得第二名；2002年，弟子黄蒙拉在意大利“帕格尼尼”世界小提琴大赛中夺得第一名，这是一位连续五次获得世界小提琴大赛冠军的中国人，如此辉煌的教学成就在中国小提琴教育领域已是罕见。

朱起东是一位留美音乐博士，1956年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专任管弦乐教授、管乐教研室主任，然而在这之前的二十多年，他已经师从俄国人学习小号。朱起东在几十年的小号教学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西洋吹奏乐器传入我国历史不长的情况下，他做出的成绩及经验是我国音乐事业的宝贵财富。(www.xing528.com)

中国各大音乐院校的小号教师、各大歌舞剧团的首席小号手大多为朱起东的徒子徒孙，朱起东著有《小号独奏曲选》、《小号曲集》、《小号——短号教程》（法国阿尔班编著），解决了全国专业与业余小号吹奏者迫切需要的重要教材。后者填补了国内空白，对提高我国小号演奏水平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百多年来，宁波拥有全国最多最好的乐器修造人才。而乐器制造业的逐步兴盛，则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实际上成了音乐教育发展硬件研制领域不可低估的推动力量。

1895年的上海，从英国谋得利琴行出来的宁波人黄祥兴掌握了制作钢琴要诀后，独自开设中国第一家琴行——祥兴琴行。从此，善于抓住商机的宁波人便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开设钢琴制作及修理作坊。这中间，不但涌现了中国第一架钢琴制造者林炳炎，还出现了包括林炳炎世家在内的八大钢琴制造和销售世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基本形成了上海、北京、东北、广州四大钢琴生产基地，四大钢琴基地的技术骨干和首任领导都为宁波人。如上海的李植闻、朱象文、李顺友；北京的王来安；东北钢琴厂的傅亮卿、陆海昭；广州珠江钢琴厂的林国海等。

除此之外，所属宁波本土钢琴制造业的，宁波海伦乐器制品有限公司、宁波东方琴业有限公司等几家企业所生产的钢琴零部件已占全国生产总量的75%以上，而且海伦钢琴率先成为打入欧洲主流市场的中国钢琴品牌。

除钢琴之外，宁波籍音乐家还在提琴制造和民族乐器改良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张贞黻和王惠然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两位。实际上，张贞黻和王惠然既是首屈一指的音乐演奏家，又是功勋卓著的乐器制造和改革家。

张贞黻早年就读于国立音专，师从余甫磋夫学习大提琴，其演奏能力高超。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开办了“乐器试制室”，很快便制作出多把大小提琴，而且还培养了新中国提琴制造的第一批开拓者，如陈文生（北京提琴厂厂长）、戴洪祥（获国际比赛金奖的提琴制作名师）。因此.张贞黻堪称中国乐器制造业的开创者之一。

王惠然摸索出的具有革命性的新技法——“四指轮”技法，为琵琶的多声部演奏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丰富和加强了琵琶的表现力、感染力。更重要的是，王惠然对柳琴全面而深刻的改良，使柳琴成为民族乐器大家庭中的新成员，结束了柳琴二百余年只为伴奏乐器的历史。王惠然对柳琴的改造已近乎创造，他使柳琴成为极具特色和表现力、高低音色统一的独奏乐器。国内外权威报刊称王惠然“为他的乐器创造了一个时代”，是“柳琴的开拓者”。1988年，王惠然的“四弦高音柳琴”以“在乐器上是难能可贵的，是一项突破性科研成果”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王惠然的专著《柳琴演奏法》等多篇论文，对柳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他为我国柳琴艺术事业的发展居功至伟。

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离不开频繁的国内外文化交流，国际音乐比赛正是检验我国音乐教育发展水平，比较我国与他国在教学成果与水平上的差距的最好途径。回顾历史，宁波籍音乐家在过去的百年间，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乐赛上，可谓出尽了风头。

周广仁曾在1951年东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获三等奖，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际大赛上获奖的钢琴家；

楼乾贵（中央乐团）曾在1953年参加贝尔格莱德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获得银质奖章；

葛朝祉曾于1955年带领中央乐团合唱队，参加在波兰华沙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演唱冼星海的《怒吼吧，黄河》和瞿希贤的无伴奏合唱《牧歌》，并获三等奖。

李名强曾在1957年布拉格之春第三届斯美塔纳国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在1958年的罗马尼亚第一届乔治·艾纳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第一名，在1960年的波兰第六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第四名，成为问鼎这一世界最高级别钢琴赛事奖项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

胡晓平于1982年在布达佩斯国际声乐大赛上获唯一的一个一等奖，同时获“国际演出公司”所授予的歌剧演唱特别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世界声乐大赛金奖得主，从此蜚声国内外。1998年，俄罗斯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成为中国歌唱家获此殊荣之第一人。

葛毅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外籍声乐教授，曾师从葛朝祉教授（其父）、谢绍曾教授，后受教于世界级声乐大师贝尔冈济，他曾于1990年在瑞士洛桑国际声乐大赛中勇夺第一名。

郑洁1981年出生于宁波，1999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次年，在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年钢琴比赛中名列第一，并获四项大奖。2003年12月在19届意大利马萨拉国际钢琴比赛中荣获第二名。2004年在德国肖邦奖学金比赛中，又获第一名。

作为国内著名的专业音乐教育家，以方堃、周广仁等为代表的宁波籍音乐家为社会音乐教育所作的贡献在国内有口皆碑。

方堃先生是宁波籍音乐家中一位可敬的老者，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6年调入中央音乐学院，先后担任附中副校长、校长、民乐系负责人、院部教务长等职，1983年离休。

为了实现自己对音乐教育的理想，方堃先生决心“在去见马克思之前，留一所像样的音乐学校给后人”。1994年，他克服重重困难，在音乐界著名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创办了北京艺术学校音乐分校，培养目标是为高等音乐艺术院校输送优秀的音乐苗子。他极力主张“育才先育人，学琴先学文”，对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进行严格管理，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落实到教育教学活动中，使学生不断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接班人。

除了方老之外，周广仁也创办了中央音乐学院“周广仁钢琴中心”，连续举办全国钢琴教师培训班，在中央电视台开设《打开音乐之门》系列音乐讲座，周广仁、吴乐懿等教授还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全国钢琴考级，楼乾贵则举力、“老同学”合唱队，周大风教授创办社会音乐学校15所……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

我国普通高等音乐教育发展长期滞后，方堃先生与交通大学瞿维、北京大学王宝瑜、浙江大学陈正福等先生一起团结全国645所高校的1113名音乐教育工作者，建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音乐专业委员会，研究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方法，不断调整教学手段，共同探讨高校音乐教学的新情况新问题，编辑内部学术刊物《高校音教》，使全国多数高校的音乐教育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继瞿维先生之后，方堃先生成了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音乐专业委员会的“精神领袖”。

1989年1月，清华大学首届全国中学生音乐舞蹈冬令营开营，这是方堃先生实践高校培养具有艺术特长高层次人才的开始，著名高校特招具有艺术专长的中学生，是对传统高校招生体制的创新和补充，它得到了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和清华大学的大力支持。

在推动学校音乐教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周大风教授。他一生阅历丰富，文化艺术积淀深厚，对学校音乐教育有着广泛深入的研究，曾任中国音协常务理事.浙江省音协主席，浙江《中小学音乐教育》主编，教育部《中国音乐教育》副主编。

2006至2007年间，歌唱家胡晓平女士和青年钢琴家郑洁先后加入宁波大学，使她们的艺术生命与学校音乐教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是她们把工作重心从舞台转向讲台的开始。这是宁波籍音乐家实质性支援家乡音乐教育建设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其对周边地区所产生的辐射力及后续效应不可估量。

甬籍音乐人才群体在全国各大音乐专业院校担任领导职务的数量堪称奇迹，这是宁波人才群体多为开拓者、中坚力量特性的集中反映。纵观这些专业音乐院校的办学历史，宁波人在其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有：

在中外音乐界享有盛誉的宁波籍音乐家迄今为止已有五十多位，在大力建设宁波文化大市的进程中，宁波籍音乐家的研究、联络、宣传工作刚刚开始，这是一块人才文化研究的富矿，值得我们不遗余力地长期深入挖掘，它对宁波的文化冲击力将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显现。

[1]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2]梁想著.琴系中华——周广仁的艺术生涯[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

[3]葛德月著.朱工一钢琴教学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

[4]赵丽宏.王远远著.永远的祝英台——纪实俞丽拿[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5]江明惇著.汉族民歌概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

[6]应尚能著.以字行腔[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7]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艺坛人生--宁波籍文化名人风采录[M].宁波出版社，2002

[8]赵梅伯著.唱歌的艺术[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注释

[1]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前三代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