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立森
2005年4月11日，潘懋元教授在宁波举行的“全国纪念杨贤江诞辰110周年大会”上说：“这次纪念大会，是在全国人民缅怀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树立‘永远的丰碑’之际召开的，将在祖国人民心中，树立杨贤江同志‘永远的丰碑”如果说，杨贤江同志是我国教育理论界的“永远的丰碑"，那么，集数十位专家学者之时力编辑出版的《纪念杨贤江诞辰110周年丛书》，则是为杨贤江这位教育理论界的“永远的丰碑”树碑立传的杰作。这套《丛书》10卷、260多万字，它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史料，廓清了不少存疑留异的重大事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种种空白，对杨贤江及其教育理论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
1895年4月11日，杨贤江出生在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今慈溪市长河镇贤江村），1931年8月9日病逝于日本长崎。在极其短暂的三十六年中，他发愤苦学，辛勤耕耘，著编译述近400万字。最终成为我国早期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杨贤江从小勤奋好学。四五岁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06年初到郑巷溪山学堂（今余姚市低培镇郑巷中心小学）读书，1908年冬初级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诚意高等小学堂（今余姚市泗门镇中心小学）。
1912年春节，17岁的杨贤江“三喜临门”。一是从余姚诚意高等小学堂毕业，并荣获“最优等生”荣誉称号；二是留校任教，有了一个令人敬慕的职业；三是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邻村姑娘张淑贞结婚。
1912年春，杨贤江带着自信但免不了有点惶恐的心情走上了讲台。当他发现学生们的奇异目光中又闪烁出期待的眼神时，深感责任重大。任教半年后，他想辞去工作，报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满怀深情地对父亲说：“父亲乎，儿知教师之职务，决非可以轻易担当者，儿以高小毕业之程度，遽出为人师，微独于教育上之原理未能明了，即于科学上之文字句读，亦恐自误误人，将来如乡村学究，不免为教育界第一罪人，思之殊甚惶恐。故就儿愚见，莫如再入师范学校，研究教育上种种原理，业以五年，则智识当较今为进益。儿身得有根柢之学，谅不患无用世之时，是于家、于儿，皆得有莫大之希望，望父亲裁夺之。”[1]
1912年秋天，杨贤江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紧张有序、充实丰富的五年学习生活，既给了他无穷的智慧、深邃的眼力、敏捷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又给了他崇高的品格、远大的抱负、坚定的信念和强健的体魄。由于学习期间各科成绩十分优秀，实际工作能力出类拔萃，品行好，上进心强，杨贤江深得经亨颐校长赏识。毕业时，这位教育界名宿特意写信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校长郭秉文教授，举荐杨贤江到那里工作。1917年秋天，杨贤江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到，任学监处事务员。
杨贤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有志青年。他深谙“志不立，则学不成”的道理，认为“天下之事，端资人为。唯有志者，斯获成功”。[2]他在《大中华》杂志上看到梁启超肖像时说：“窃思他日我亦能受人之崇拜敬爱如先生者，我必有所树立于世，我必有所裨益于世之日也。”[3]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杨贤江时刻将读书看报当作人生的“第一需要”。他认为：“新闻纸（日报及各种期刊）记载最近的政治、经济、学术、社会各种信息，为当代文化的传播机关，故必须购阅以免‘时代落伍‘。"[4]他指出：“世界上学艺的路程，是没有止限的。一个人要能和新学说、新学术时相接触，不做个‘时代落伍’者，就要常常用他敏锐的眼光，活泼的粘神去吸收，去融合……去学习一切新的学问和技术，不然，那个人便会从此停顿，不能再长进了[5]。”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杨贤江的思想转变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认识视野。这里名家云集，学术繁盛，老师们大多知识渊博，术有专工。杨贤江常常在夜间工作，白天抽出时间听课。《日记》中有嵇可考者，他相继听过周超然先生的英语课、顾铁僧先生的文学课、郭秉文先生的教学方法课、柳翼谋先生的中国文明史课、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原理课。陶先生对杨贤江尤为器重，他把杨贤江要到教育科，任主任助理，两人相互砥砺，并合影留念，留下了未来两位教育理论大师青年时代的友好佳话！
1919年9月，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杨贤江，经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担任南京分会书记，负责编辑会刊《少年世界》与南高师学生刊物《少年社会》，逐步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立场，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
杨贤江思想的重大转折发生在肇庆供职期间。1920年9月，他受肇庆县县长古公愚先生之聘，出任县立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其时，适逢粤桂战争爆发，彻底破灭了杨贤江的“希望和计划”[6]。想走走不了，生活无着落，甚至连安全都遭到威胁。然而，正是这次“历练”，促成了杨贤江思想的重大转折。困居"愁城"50天中，他亲历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战争对无辜生命的杀戮、对民主权利的亵渎和对政治社会的讽刺，在杨贤江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调整视角、变革观念、历练思想、重选坐标的重要作用，他终于抛弃了“教育救国论”的迷信，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杨贤江思想的深刻变革，发生在1921年到上海以后。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聘，杨贤江担任了《学生杂志》编辑。这期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达主编的《共产党》在上海发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在上海召开。这给追求进步的杨贤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与强大的精神动力。杨贤江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又是上海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场所，在沈雁冰等人的影响下，杨贤江认真研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后来又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22年5月，经沈雁冰、侯绍袭介绍，杨贤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杨贤江投身革命以后，成为上海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青年部长；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斗争胜利时，担任上海临时国民政府教育局长；“白色恐怖”时期，作为上海市特别党部代表专程到武汉国民政府汇报工作；“转入地下”以后，积极参加“左联”活动，广泛联络国民党左派，坚持革命斗争；“避难日本”的时候，负责中国共产党旅日支部工作，掩护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取道京都前往苏联。1928年，杨贤江撰写的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著作《教育史ABC》问世，1930年，杨贤江撰写的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著作《新教育大纲》出版，最终奠定了杨贤江作为中国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杨贤江在我国教育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率先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教育历史，剖析教育现象，阐明教育理论。他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刻揭示教育本质，猛烈抨击传统观念，阐明了那个时代迫切需要并对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作用的现代教育理论。
杨贤江的教育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
教育起源论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教育这种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这是教育史学界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整个教育理论界在揭示教育发展历程，构建教育理论体系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
在杨贤江之前，西方教育史学界已经提出了两种教育起源论：一种是法国社会学家利托尔诺的“生物起源论”，另一种是美国教育家孟禄的“心理起源论”。
生物起源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的生物界，教育这种活动就产生了。植物中的“向性”现象，动物中的“种族保存”都是教育活动的表现。
心理起源论正确地划定了教育产生的源头是人类社会早期，但它错误地认为教育产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类的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模仿”能力。
杨贤江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自己的悉心研究，提出了“生活起源论”观点。他认为，“自有人生，便有教育”。“教育的发生，就植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这所谓生活，一方面是衣食住的充分获得，他方面是知识才能的自由发展”[7]。也就是说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谋求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他所说的社会生活，既包括部落文化、种族保存、心情愉悦等精神生活，又包括狩猎捕鱼、采集种植、生产劳动等物质生活。
在杨贤江之后，苏联教育史学家沙巴耶娃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了“劳动起源论”的观点。这种理论搬用恩格斯关于人类的意识、思维、语言乃至直立行走等，都是在原始人类的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思想，从而推演出教育也是原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结论。
杨贤江提出的“生活起源论“，不仅比他之前出现过的教育起源论科学正确，而且也比在他以后提出的“劳动起源论“全面客观。在近年我国教育理论界开展的“教育起源问题”大讨论中，杨贤江的“生活起源论”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
教育本质论是要回答“教育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通过对教育是什么的认定，来阐明教育的功能，说明教育的效用。
教育是什么？可以说是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以来，每一位教育家都十分关注，并力图予以说明的问题。因而，对于教育本质的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并且由于各自的不同解释，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教育思想流派。
杨贤江认为，教育”是帮助人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教育的定义，应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是给与社会的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8]。也就是说，教育是用来指导人们谋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通过教育这项活动，使年青一代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精神生活获得满足。这是教育的根本职能。
在教育本质论中，杨贤江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本质”与“变质”的概念。他认为，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一直被有产阶级“吧占”，成为他们的“专利品”，教育“变质”了，到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实现教育本质的复归，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复归。
杨贤江的教育本质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认为神圣的、公正的、至高无上的教育，被揭去伪装的面纱，回到平凡的地位，有产阶级用来麻醉劳动人民，进行欺骗宣传的“工具”，成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利器”。
杨贤江的教育本质论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一种新理论。它不仅对文明社会以来的教育变质是一种抨击和批评，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人教育论是一种关于教育目的的理论，也就是指要培养一种“什么样的人”的理论。
教育的目的历来就是教育理论上的一面旗帜。无论哪一个国家政要，也不论是哪一位教育家，只要谈论起教育这个话题，就必须首先树立起“培养什么样的人”这面旗帜。
教育目的还是学校教育实践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教育制度的制定、课程教材的编排、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等，都一定要遵照教育目的的要求，都必须要为实现教育目的服务。
杨贤江提出的教育目的论是全人教育论。他说：“德育——造就良好之习惯；智育——造就清楚之头脑；体育——造就康健之体魄”。所以，“学校教育之目的：造就完全之人格”[9]。也就是说，要培养和造就在身心素质方面，即在德智体、知情意诸方面都十分完全的人。(www.xing528.com)
杨贤江的全人教育论，融合了古往今来中外教育思想史上的理论精华，包含了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完人教育思想，古希腊以来西方教育家的和谐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以及近代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的全人生指导思想。然而，它又不是某一种思想的翻版或者移植，而是在融合古今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课堂教学，在我国当时还是相当传统、十分封闭的。这个时期，风起云涌的欧美教育新潮虽然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拍岸而来”，上海、江浙一带虽然领风习之先，相继开展了种种新式教学法实验，但是，在广大地区的课堂教学中，依然风行的是传统“私塾式”的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推行的是传统“私塾式”的赫尔巴特的五步教学法。
在杨贤江的许多论著中，对课堂教学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改革主张。尤其是杨贤江多次强调的“自由研究，共同活动”教学法，可以说是他构建的课堂教学论体系的核心，在当时流行的种种教学理论中独树一帜，别开生面。
杨贤江认为，历来的课堂教学，”但有教师动而无学生之动”，将学生禁锢在教室之内，强迫学习。既违背了学习心理，又泯灭了创造灵感。为此，他提出了两种新的教学法：
“一日自由研究；二日共同活动。”[10]
杨贤江说，自由研究的特点是：“（一）自动的非他动的。（二）内生的非外铄的。（三）创造的非因袭的。”[11]同活动的特点是：“（一）非孤立的而为协力的。（二）非依赖的而为独立的。（三）非涣散的而为团结的。（四）非倾轧的而为互助的。"[12]按照这样的教学法组织教学，确实有一点段力佩的“茶馆式教学法”的意味；也类似于今天新课程改革教学中师生互动、自学讨论的课堂教学模式。
1924年12月，杨贤江发表《课外活动与实际生活》的文章，以后又连续在《学生杂志》上刊出三篇评论，系统地表达了他的课外活动论观点。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校，“科场考试”盛行，课堂空气沉寂，教师成为“教书匠”，一味地向学生实行“填鸭式”灌输；学生成了“分数迷”，拼命地要获得“甲等第一名”的头衔。杨贤江认为，这种教育“只会造成迷恋骸骨的书虫、宗法社会的乡愿、帝国主义的走狗、东方精神文明的牺牲者”。为了革除教育旧习，有益于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杨贤江提出了开展课外活动的主张。他说：“课外活动是养成并丰富青年学生们实际生活的方法，是现行教育状况下青年学生们力图补救的条件，是在改造中国及世界历程上青年学生们自谋贡献的途径。”[13]
在详尽阐明了课外活动的作用与意义的同时，杨贤江还具体论述了课外活动的特点、种类、组织形式和注意事项。今天看来，这些论述仍然十分清新深刻，富有现实指导意义。
杨贤江的教育理论是那个时代中国教育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境界，是以后中国教育理论走向与发展的根本指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教育，贯彻的就是杨贤江的教育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民教育，依据之一也是杨贤江的教育理论。
关于杨贤江教育理论的作用与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我国教育界人士多次给予了充分肯定。李岚清在“纪念杨贤江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书面发言中指出：“杨贤江同志以其毕生心血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富的遗产，这是，国之瑰宝，。我们应当珍视它，发展它，用以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张承先在大会报告中指出：“杨贤江同志革命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能认真学习、研究杨贤江的著作，从中获取教益。”柳斌在大会讲话中谈到：“杨贤江同志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在短促的一生中，积极投身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的青年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党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一名忠贞的战士。在中国教育理论的建设和青年指导工作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特别是在现代教育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这是因为杨贤江的教育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的内在统一，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必然要求。这也正是杨贤江教育理论的价值之所在，生命力之所在！
对于杨贤江教育理论的当代意义，在这次编辑出版的《纪念杨贤江诞辰110周年丛书》中得到了最为集中而又完整系统的阐释。
这套《丛书》的书目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杨贤江传记》、《杨贤江“新教育”理论的形成》、《杨贤江年谱长编》、《不朽的革命人生，辉煌的教育成就——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的理论与实践》、《杨贤江与余姚诚意学堂》、《前进中的杨贤江中学》、《伟大的一生，不朽的业绩——杨贤江生平事迹简介》、《杨贤江纪念集》、《杨贤江论“全人生指导”文选》。
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杨贤江的教育理论，实质上就是我国教育理论领域“先进文化”的象征，它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为中轴，以古今中外教育理论精华和中国教育实际为双翼，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新型教育理论体系。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奠定了认识基础。
这套《丛书》的特别之处，是突破了以往的“学究派”研究模式，倡导了历史与现实统一、理论与实际结合、全国专家与地方贤达合作的新风气。多年来，宁波地方的仁人志士致力于杨贤江生平事迹的发掘和搜寻，源源不断地为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家乡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于杨贤江教育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创造了以杨贤江教育理论“反哺”家乡教育的成功经验。《丛书》中《杨贤江与余姚诚意学堂》、《前进中的杨贤江中学》、《伟大的一生，不朽的业绩——杨贤江生平事迹简介》等书，就是地方乡贤第一次系统推出的精品力作。这些著作不仅内容充实丰富，立论持之有据，而且还以无数典型实例雄辩地证明，杨贤江的教育理论是改革创新的指南，是实践行动的向导，是指导今天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宝典。
随着《纪念杨贤江诞辰110周年丛书》的广为传播，特别是杨贤江教育理论实践与应用研究在宁波有关学校的深入展开，杨贤江教育理论的当代意义会进一步地充分显现出来，我国教育理论界的这块“永远的丰碑”将会更加璀璨夺目！
（作者单位：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注释
[1]《杨贤江全集》第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2]《杨贤江全集》第I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板，第96页。
[3]《杨贤江全集》第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4]《杨贤江全集》第2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3页。
[5]《杨贤江仝集》第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6]《杨贤江全集》第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237页。
[7]《杨贤江全集》第3卷，河南教有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页。
[8]同①。
[9]《杨贤江全集》第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10]《杨贤江全集》第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157页。
[11]同①
[12]同①
[13]《杨贤江全集》第2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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